诗可以怨的作品原文

谁能提供钱仲书的“诗可以怨”的全文？~

1 钱钟书《诗可以怨》（节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hner und Dichter gackern）[注：《扎拉图拉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四部十三章，许来许太（K.Schlechta）编《尼采集》（一九五五）第二册五二七页]。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两面不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自古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及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人或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叹息或呼喊了。陈子龙曾引用“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那句话，为它阐明了一下：“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圣王”（《陈忠裕全集》卷二一《诗论》）颂扬过去正表示对现在不满，因此，《三百篇》里有些表面上的赞歌只是骨子里的怨诗了。
司马迁的那种意见，刘勰曾涉及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像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是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丘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壈”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九辩》所说：“坎壈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die Perle,das Erzeugnis des 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la perle est une maladie de I’hutre），作者的文笔（Ie style）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I’coulement d’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注：墨希格（Walter Muschg）《悲剧观的文学史》（Tragische Literatur geschichte）三版（一九五七）四一五页引了这两个例]。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wie die Perle,der Krankheitsstoff,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Ieidet）[注：《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二卷四节，《海涅诗文书信合集》（东柏林，一九六一）第五册九八页]。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a secretion），不管是自然的（natural）分泌，像松杉的树脂（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像牡蛎的珠子（like the pearl in the oyster）[注：《诗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Poetry），卡特（J.Carter）编《豪斯门散文选》（一九六一）一九四页。豪斯门紧接着说自己的诗都是“健康欠佳”时写的；他所谓“自然的”就等于“健康的，非病态的”] 。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2 钱钟书《诗可以怨》（节录）
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也作为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见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意：“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代江淹那两篇名文——《恨赋》和《别赋》——的提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休。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潦倒愁闷，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随着后世文学体裁的孳生，这个对创作的动机和效果的解释也从诗歌而蔓延到小说和戏剧。例如周楫《西湖二集》卷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讲起瞿佑写《剪灯新话》和徐渭写《四声猿》：“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发抒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李渔《笠翁偶寄》卷二《宾白》讲自己写剧本，说来更淋漓尽致：“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未有真境之所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正像陈子龙以为《三百篇》里“虽颂皆刺”，李渔承认他剧本里欢天喜地的“幻境”正是他生活里局天蹐地的“真境”的“反”映——剧本照映了生活的反面。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Ersatz f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来过瘾（Phantasiebefriedgungen）[注：弗洛伊德《全集》（伦敦，一九五0）第一四册三五五又四三三页]。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更在周楫和李渔的两段话里粗见眉目，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
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韩愈确曾比前人更明白地规定了“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这篇文章是恭维两位写诗的大官僚的，恭维他们的诗居然比得上穷书生的诗，“王公贵人”能“与韦布里闾憔悴之士较其毫厘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早在六朝，已有人说出了“和平之音淡薄”的感觉，《全宋文》卷一九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后来有人干脆归纳为七字诀：“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方文《涂山续集》卷五《梦与施愚山论诗醒而有作》）……陈继儒曾这样来区别屈原和庄周：“哀者毗于阴，故《离骚》孤沉而深往；乐者毗于阳，故《南华》奔放而飘飞。”（《晚香堂小品》卷九《郭注庄子叙》）一位意大利大诗人也记录下类似的体会：欢乐趋向于扩张，忧愁趋向于收紧（questa tendenza al dilatamento nell’allegrezza,e al ristringimento nella tristezza）[注：利奥巴尔迪（Leopardi）《感想杂志》（Zibaldone di Pensieri），弗洛拉）（编注本五版（一九五七）第一册一00页]。我们常说：“心花怒放”，“开心”，“快活得骨头都轻了”，和“心里打个结”，“心里有了块石头”，“一口气憋在肚子里”等等，都表达了乐的特征是发散、轻扬，而忧的特征是凝聚、滞重[注：参看拉可夫（G.Lakoff）与约翰逊（M.Johnson）合著《咱们赖以生存的比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九八0）一五页“快乐向上，忧愁向下”（Happy is up;sad is down）又一八页“快乐宽阔，忧愁狭隘”（Happy is wide;sad is narrow）诸例]。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它也留不住，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它也除不掉。用歌德的比喻来说，快乐是圆球形（die Kugel），愁苦是多角物体形（das Vieleck）。圆球一滚就过，多角体“辗转”即停……








这里有
http://www.guoxue.com/qzs/
是钱钟书的专题

原句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起兴，就是联想和想象，诗里面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形象和想象。"观"就是观察、观赏、观点，就是可以表现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群"，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有某种沟通的作用，通过文学作品，通过诗歌，增加人和人之间相互的沟通。比较妙的，就是孔子说也可以怨，孔子挺开明，他一点儿不道学，道学是后人把它搞成的，后人道学，念经的和尚嘴歪，孔子的经很好。怨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发点牢骚，《诗经》里面很多是民谣，可以发点牢骚。
选自《论语》中一段。

诗可以怨
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 I’ombrello)。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ehmerz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t1]。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 “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 “吟”字并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
司马迁的意见，刘勰曾顺便提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象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的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邱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 ·九辩》所说：“坎#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北朝有个姓刘的人也认为困苦能够激发才华，一口气用了四个比喻，其中一个恰好和南朝这个姓刘人所用的相同。刘昼《刘子·激通》：“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后世象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无非讲“仍瘁以成明文”，虽不把“蚌蛤衔珠”来比，而“木有瘿”正是“梗柟成瘤”[2]。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die Perle，das Erzeugnis deskranken stillen Muscheltieres)；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la perle est une maladie de I’hui tre)，作者的文笔(le style)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1’écou-lement d’une douleur plus profonde)[3]。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wie die Perle，die Krankheitsstoff，woran das arme Austertier leidet)[4]。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a secretion)，不管是自然的(natural)分泌，象松杉的树脂(like the turpentine in the fir)，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象牡蛎的珠子(likethe pearl in the oyster)[5]。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譬如《全晋文》卷一三九左九嫔《离思赋》就怨恨自己“入紫庐”以后，“骨肉至亲，永长辞兮!”因而“欷欺涕流”；《红楼梦》第一八回里的贾妃不也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么?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就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象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看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序》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可以说是“怨”诗。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后来所谓“诗必穷而后工” [6]。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Ersatz für den Tri-ebverzicht)，借幻想来过瘾(Phantas iebefriedigungen)[7]。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
在某一点上，钟嵘和弗洛伊德可以对话，而有时候韩愈跟司马迁也会说不到一处去。《送孟东野序》是收入旧日古文选本里给学僮们读熟读烂的文章。韩愈一开头就宣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历举庄周、屈原、司马迁、相如等大作家作为“善鸣”的例子，然后隆重地请出主角：“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一般人认为“不平则鸣”和“发愤所为作”涵义相同；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司马迁的“愤” 就是“坎#不平”或通常所谓“牢骚”；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乐记》里两句话：“人生而静，感于物而动”，具有代表性，道家和佛家经典都把水因风而起浪作为比喻[8]。这个比喻后来被儒家借为己有。《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句下，孔颖达《正义》引梁五经博士贺瑒说：“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韩门弟子李翱《复性书》上篇就说：“情者，性之动。水汩于沙，而清者浑，性动于情，而善者恶”；甚至深怕和佛老沾边的宋儒程颐《伊川语》(《河南二程遗书》卷一八)也不避嫌疑：“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我们也许该把韩愈那句话安置在这个“语言天地”里，才能理解它的意义。按照古代心理学，不论什么情感都表示“性”暂时失去了本来的平静，不但愤郁是“性”的骚动，欢乐也一样好比水的“湍激”或“汹涌”。所以，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里一节应当这样句读：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有动”和“不平”就是同一事态的正负两种说法，重言申明，概括“喜怒”、 “悲愉”等情感。只要看《送孟东野序》的结尾：“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很清楚，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韩愈在这里是两面兼顾的，正象《汉书·艺文志》讲“歌咏”时，并举“哀乐”，而不象司马迁那样的偏主“发愤”。有些评论家对韩愈的话加以指摘[9]，看来由于他们对“不得其平”理解得太狭窄了，和“发愤”混淆起来。黄庭坚有一联诗：“与世浮沉唯酒可，随时忧乐以诗鸣”(《山谷内集》卷一三《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之一)；下句的来历正是《送孟东野序》。
他很可以写“失时穷饿以诗鸣”或“违时佑侘以诗鸣”等等，却用“忧乐”二字来申说“不平”，也算是懂事的好读者。
韩愈确曾比前人更明确地规定了“诗可以怨”的观念，那是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这篇文章是恭维两位写诗的大官僚的，恭维——请注意!——恭维他们的诗居然比得上穷书生的诗，“王公贵人”能“与韦布里闾憔悴之士较其毫厘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诗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全宋文》卷一九王微《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正是说“和平之音淡薄”。所以，穷书生的诗才是诗的权衡。推崇“王公贵人”也正是抬高“憔悴之士”；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应酬大官僚的文章很难这样有分寸。司马迁、钟嵘只说穷愁使人作诗、作好诗，王微只说文词不怨就不会好；韩愈把反面的话添上去了，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诗。有了这个补笔，就题无剩义了。韩愈的大前提有它的一些事实基础。我们不妨说，虽然“穷苦之言”的诗在质量上未必就比“欢愉之词”的诗来得好，但是“穷苦之言”的好诗在数量上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因为“穷苦之言”的好诗比较多，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在推理上有问题，韩愈犯了一点儿逻辑错误。不过，他的错误不很严重，他也找得着有名的同犯，例如十九世纪西洋的几位浪漫诗人。我们在学生时代念的通常选本里，就读到下面这类名句：“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our sweetest songs are those that tell of saddestthoughts)；“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und es kommt das echte Lied/Einzig aus dem Menschenherzen，/Das ein tiefes Leid durchgluht)；“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Les plus déséspérés sont les chants les plus beaux，/Et j’en sais d’immortels qui sont de purs sanglots)[10]。上文提到尼采和弗洛伊德。称赏尼采而不赞成弗洛伊德的克罗采也承认诗是“不如意事”的产物(La poesia，come e stato ben detto，nasce dal“desiderio insoddisfatto”)[11]；佩服弗洛伊德的文笔的瑞士博学者墨希格(WalterMuschg)甚至写了一大本《悲剧观的文学史》，证明诗常是隐蔽着的苦恼(fast immer，wenn auch oftverhüllt，eine Formdes Leidens)[12]，可惜他没有听到中国古人的意见。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没有人不愿意作出美好的诗篇 ——即使他缺乏才情；没有人不愿意取巧省事——何况他不至于损害旁人。既然“穷苦之言易好”，那末，要写好诗就要说“穷苦之言”。不幸的是，“憔悴之士” 才能说“穷苦之言”。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作出好诗，得经历卑屈、乱离等愁事恨事，这代价可不算低，不是每个作诗的人所乐意付出的。于是长期存在一个情况：诗人企图不出代价或希望减价而能写出好诗。小伙子作诗 “叹老”，大阔佬作诗“嗟穷”，好端端过着闲适日子的人作诗“伤春”、“悲秋”。例如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评论寇准的诗：“然富贵之时，所作皆凄楚愁怨。……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这原不足为奇；语言文字有这种社会功能，我们常常把说话来代替行动，捏造事实，乔装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诗词里，这种无中生有(fabulation)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经常报忧而不报喜，多数表现为“愁思之声”而非“和平之音”，仿佛鳄鱼的眼泪，而不是《爱丽斯梦游奇境记》里那条鳄鱼的“温和地微笑嘻开的上下颚”(gently smiling jaws)。我想起刘禹锡《三阁词》描写美人的句子：“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象传统里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13]。李贽读了司马迁“发愤所为作”那句话，感慨说：“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忠义水浒传〉序》)“古代”是召唤不回来的，成“贤”成“圣”也不是一般诗人能够和愿意的，“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能忽视的现象。也就是刘勰早指出来的：“心非郁陶，……此为文而造情也”(《文心雕龙·情采》)，或范成大所嘲讽的：“诗人多事惹闲情，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卷一七《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此反之》)[14]。南北朝二刘不是说什么“蚌病成珠”、“蚌蛤结疴而衔珠” 么?诗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学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样是装病、假病。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样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得象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die drei Tauschungen)[15]，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
我只想举三个例。第一例是一位名诗人批评另一位名诗人。张耒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张右史文集》卷五一《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第二例是一位名诗人的自白。辛弃疾《丑奴儿》词承认：“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上半阕说“不病而呻”、“不愤而作”，下半阕说出了人生和写作里另一个事实，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端(“尽”)厉害的“病”痛、极端深切的悲“愤”。第三例是有关一个姓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故事。有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谈，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卷三二范正敏《遁斋闲览》、孔齐《至正直记》卷四)。显然，姓李的人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写诗，而且很懂诗要写得具体，心情该在实际事态里体现出来。假如那位上司没有当场询问，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受了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影响，未必想到姓李的在那里“无忧而为忧者之辞”。倒是一些普通人看腻了这种风气或习气的作品。南宋一个 “蜀妓”写给她情人一首《鹊桥仙》词：“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一)；“脱空”就是虚诳、撒谎[16]。海涅的一首情诗里有两句话，恰恰可以参考：“世上人不相信什么爱情的火焰，只认为是诗里的词藻。”(Diese welt glaubt nicht an Flammen，/und sie nimmt’s für Poesie)[17]“春愁”、“情焰”之类也许是作者“姑妄言之”，读者往往只消“姑妄听之”。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似乎恢复了小孩子时代的天真老实，把白纸上的黑字认真坐实，有时碰见“脱空经”，也看作纪实录。当然，“脱空经”的花样不一，不仅是许多抒情诗词，譬如有些忏悔录、回忆录、游记甚至于历史，也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会不知不觉地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尽管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诗可以怨”也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古代评论诗歌，重视“穷苦之言”，而古代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18]；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19]，然而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这个剧种比喜剧伟大[20]；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但不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
自注
[1]《扎拉图斯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Zarathustra)第四部，许来许太(K．Schlechta)编《尼采集》(1955)第2册527页。
[2]参看赵翼《瓯北诗钞》七言律三《闻心余京邸病风却寄》之二：“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语果为灾”；龚自珍《破戒草》卷下《释言》：“木有刘彰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
[3]墨希格(Walter Muschg)《悲剧观的文学史》(Trag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第3版(1957)415页引了这两个例。
[4]《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vul)2卷4节，《海涅诗文书信合集》(东柏林，1961)5册98页。
[5]《诗的名称和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of Poetry)，卡特(J．Carter)编《豪斯门散文选》 (1961)194页。豪斯门紧接说自己的诗都是“健康欠佳”(out of health)时写的；他所谓“自然的”就等于“健康的，非病态的”。加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痛骂浪漫派把诗说成情感上“自然的分泌”(secrezione naturale)，见布赛托(N． Busetto)《乔稣埃·加尔杜齐》(1958)492页引；他所谓“自然的”等于“信手写成的，不经艺术琢磨的”。前一意义上“不自然的(病态的)分泌”也可能是在后一意义上“自然的(不加工的)分泌”。
[6]参看《管锥编》935—937页。
[7]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50)第14册355又433页。 　[8]参看《管锥编》1211—1212页。
[9]参看沈作喆《寓简》卷四，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六《李南涧诗序》，谢章铤《藤阴客赘》。
[10]雪莱《致云雀》(To a Skylark)；凯尔纳(Justinus Kerner)《诗》(Poesie)；缪塞(Musset)《五月之夜》(La NuitdeMai)。
[11]《诗论》(LaPoesia)第5版(1953)158页。
[12]《悲剧观的文学史》16页。
[1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王辅道《浣溪沙》：“娇多无事做凄凉”，就是刘禹锡的语意。
[14]范成大诗说：“多事”，王辅道词说“无事”，字面相反，意蕴相合。单字单词的意义构成了整句整篇的意义而又被它支配；部分和全体之间是循环往反的关系。参看《管锥编》169—172页；又斯比泽(L．Spitzer)《语言学与文学史》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History)自注6，弗理门(D．Freeman)编《语言学与文风论文集》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1970)36—38页。
[15]让·保尔(Jean Paul)《美学导论》(Vorschule der Aesthetik)第52节引托里尔特(Thomas Thorild)的话，《让·保尔全集》(1965)第5册193页。
[16] 与“梢空”同意。“经”是佛所，有“经”必有佛；《宣和遗事》卷上宋徽宗封李师师就说：“岂有浪语天子脱空佛?”
[17]海涅《新诗集》(Neue Gedichts)第35首，《诗文书信合集》第1册230页。
[18]参看《管锥编》946—949页。
[19]例如罗勃-格理叶(Alain Robbe-Grillet)《为新派小说辩护》(Pour un nouveau Roman)(1963)55页引巴尔脱(Roland Barthes)的话，参看66—67页。
[20]黑格尔也许是重要的例外，他把喜剧估价得比悲剧高；参看普罗阿(S．S．Prawer)《马克思与世界文学》(Karl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1976)270页自注99提示的那两节。

---

渑池县18354662960： 鹌鸪天 代人赋全文 - ？
吕往复方： 辛弃疾:《鹧鸪天·代人赋》原文加赏析 鸪天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赏析】 全词从不同视角描绘乡村春意盎然的景象...

渑池县18354662960： 孔子的 兴、观、群、怨 出自 - ？
吕往复方： 《论语 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 阳货》

渑池县18354662960： 什么是＂诗可以怨 - ？
吕往复方： 钱钟书《诗可以怨》是一篇文学批评论文 ,1 980年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 ,收录在《七缀集》里,后收录在《钱钟书散文》集里.钱钟书的文学批评论文《诗可以怨》从文学和心理学两大方面对传统的历史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渊博睿智、明辨深思 ,横贯中西、打通古今 ,引经据典 ,以大量的事实作论据 ,论证传统文学理论观点的偏颇和错误 ;以中外众多相似的语言现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 ,说明人类的心理体验、情感机制有共同的基础这一观点.

渑池县18354662960： “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解释？
吕往复方： 原句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兴＂,起兴,就是联想和想象,诗里面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形象和想象.＂观＂就是观察、观赏、观点,就是可以表现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群＂,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有某种沟通的作用,通过文学作品,通过诗歌,增加人和人之间相互的沟通.比较妙的,就是孔子说也可以怨,孔子挺开明,他一点儿不道学,道学是后人把它搞成的,后人道学,念经的和尚嘴歪,孔子的经很好.怨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发点牢骚,《诗经》里面很多是民谣,可以发点牢骚.

渑池县18354662960：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 ？
吕往复方：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上文很明确道破诗用,所谓:兴、观、群、怨指人的感情和情绪,而事父、事君则指诗的社会功能,但主要还是抒发人的感情与情绪.

渑池县18354662960：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什意思? - ？
吕往复方：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①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注释】 (1)兴:激发感情的意思.一说是诗的比兴. (2)观:观察了解天地万物与人间万象. (3)群:合群. (4)怨:讽谏上级,怨而不怒 (5)迩(ěr):近. 【译文】 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渑池县18354662960：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 ？
吕往复方：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①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 xīng 发生;引起. 【译文】 孔子说:“同学们怎么不学呢?可以激抒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结交朋友,可以讽谏怨刺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渑池县18354662960： 文言文翻译: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 ？
吕往复方： 学《诗》可以激发志气,可以观察天地万物及世事,可以使人们合群,可以学会如何抒发悲怨.

渑池县18354662960： 朱自清的散文 - ？
吕往复方： 朱自清的精短散文《春》,意象单纯,主题明朗,语言优美,人们往往把它解读为一篇“春的赞歌”.其实这是一种误读.《春》与朱自清众多的写景抒情散文一样,看似晶莹剔透,一目了然,但它却像一杯醇酒一般,蕴涵了绵长而清洌的韵味...

渑池县18354662960： 简述孔子诗可以怨理论在后世的发展 - ？
吕往复方： “诗可以怨”是诗歌功用理论,它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性,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成为诗歌创作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其深远,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对古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古代绝大多数诗人都有抒怨之作,他们人生坎坷,命运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