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外国有什么影响？

科举制对近代中西方的影响各是什么~

中国积极影响：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提高官员素质与行政效率；保证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扩大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有利于重学风气的形成。
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
??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东亚科举文化圈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至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此后再也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以至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然而，在8、9世纪，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者。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17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橘风》诗云：“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贺田绕》诗云：“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1]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2]
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高丽朝科举从唐宋科举制借鉴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中国科举的。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年）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500字以上，《四书》疑，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1000字以上，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再考书、算、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
李朝于公元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3]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每科取三十三人，李朝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三十三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
中国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万历十七年（1589年），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5]而李朝在光海君统治期间，与中国非常类似，也有“我国公道，唯在科举”之说。[6]当然李朝也出现不少与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也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直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停罢科举制为止。
越南科举从公元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与高丽一样，越南实行科举和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实行科举有类似之处，都是看出科举对选拔人才稳定社会有积极作用才模仿采行。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在举行过十次太学生科考之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影响，陈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创设进士科，考取了五十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
黎朝以后，则模仿中国明朝科举。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贡赴中国京师参加会试。明成祖永乐四年（1401年），安南重入中国版图，设交趾布政使司。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撤官吏军民北返，安南再次独立，黎利于次年（142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越，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与韩国科举相比较而言，到后来越南科举似乎与中国科举更类似，阮朝甚至还于明命十年（1832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的考试文体。[7]
总的来说，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与日、韩科举比较起来，越南模仿中国科举在有些方面却更到家，例如韩国科举史上长期未设立贡院这种大规模的科举专用考场，而越南不仅在科场中采用八股文，还建立了规制严整的专用试场，与中国明清时的贡院十分相似。中国科举也是越南科举创制时的主要依据。科举制被东亚三国所模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对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举西传：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
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8]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指明“这是借鉴中国科举而来”的资料，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11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中国的科举制，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而且，相对于有形的器物文化而言，无形的制度文化之借鉴总会产生“橘化为枳”的变异，也不像器物文化那么直观。考察西方国家是否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会一样，因此，在已证明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性说法，则可以使科举西传说得到确立。
过去，科举制曾影响欧美国家的观点虽然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对此问题较了解的人士还是肯定此一论点。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9]
1870年以前记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至少有120种以上相关文献，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便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10]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在当时欧美国家中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西方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就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11]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过去已有一些人将中国的某种东西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如说汉字是“第五大发明”、中医的经络理论是“第五大发明”等等。不过，这些“第五大发明”都只是中国人自己说说而已，总不免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因为这些东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这么说。但是，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
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例如，1835年7月，一位留居中国的英国人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库》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现在尚须显示中国已经如何阻止这一制度的美中不足，就像在几乎所有她的其他科学和技术中的不足一样。”[12]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代考试制度，其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具有相当的世界意义，更何况科举文化对现代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望采纳谢谢

一、中国科举制度对东亚文化与考试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1、对韩国的影响
高丽的科举包含制述、明经两大业，是模仿唐朝进士科、秀才科、明经科的结果。1369年，高丽又采用元朝制度，实施“科举三层法”，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三阶段考试的科举制度。

2、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科举的基础《养老律》是以唐《永徽令》、《开元前令》为蓝本，确立了日本科举的基本内容与形式。据《养老律》载：日本贡举科目与唐制基本相同，包含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专门技术科目，考试内容也与中国唐代科举大同小异。比较而言，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尽管科举在日本只实行了约300年，但科举制对日本的影响仍十分深刻。

3、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的科举制度，从内容到形式几乎照搬中国。越南科举诞生于李朝，改革于陈朝，鼎盛于黎朝，发展于阮朝，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

二、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不仅被东亚一些国家复制和模仿，也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有史料证明，英国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的文官考试、美国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都源于中国科举制度对欧美国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美国学者柯睿格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论文说：“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美国汉学家卜德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科举制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还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中国科举制本身的起源何在?追溯科举制的起源,我们的目光落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太学的事件,然而,进一步的考据和推证表明,太学的兴立,不过是此前文翁兴学(约前145-前137年)的历史和逻辑结果.文翁兴学的结果是郡县学,郡县学是太学的文化制度基因模板,太学是科举制的发端,科举制被西方借鉴后,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也就是说,文翁兴学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最古老的东方渊源.

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历经近1300年的时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对外影响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对外国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影响亚洲文化：科举制度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也对周边亚洲国家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朝鲜、越南、日本等。2. 影响中国的外交：科举制度成为了中国政治和文明的象征，这使得临近的外国国家也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如朝鲜半岛的科举制度就是由中国引入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周边国家的人才选拔和政治制度。3. 促进文化交流和对外传播：科举制度在接受了其他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向外传播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促进了人文交流和文化吸纳，使中国在东亚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总之，科举制度对外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互动、政治制度、教育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超过1300年的时间，对外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东亚文化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存在促进了汉语和汉字的传播，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考试制度之一，对后来的教育制度产生了影响。3. 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科举制度有助于选拔优秀人才，使政治精英层次更加丰富和多元化。4. 对人才流动的影响：科举制度可以使人才在地区和社会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和发展。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国，而是对整个东亚地区和其他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巨大影响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mqeqe4ovIv6qWLKszKS9_ku4B4KzHMEPCPDuSBdfIbt1U8j6Fk4QgR39xifIp3-2uPNwRJlu-y2uXJAvzTA0_L2hCHMih7VGAYH682BWJW
满意请采纳，祝你学习进步。

---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度对世界的影响 - ？
鲍巧盐酸： 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瑞金市17350771927： 中国科举制对世界有何影响 - ？
鲍巧盐酸： 对西方的文职人员的选拔具有重要影响.它采用了我国科举制度的模型,此方法具有公正性的特征.大多数国家的高考也受到一定影响,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度对世界产生过什么影响 - ？
鲍巧盐酸： 中国科举制度的世界地位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对世界教育、政治、文化,尤其是考试制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曾经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倍加赞扬,他说:“人类精神,肯定想象不出比这样的政府更好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重要的衙门彼此统属,任何事情都在那里决定,而其成员,都是先经过几场严格的考试的”.欧美各国采用考试办法选拔官吏,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从我国学去的.更详细http://bbs.jxjyzy.com/showtopic-119334.aspx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度对近代中国和西方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
鲍巧盐酸：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代选拨人才的一个途径,但后来越来越僵化于考试的内容和方向,而失去了强国的作用.倒是西方,取了科举的壳去,在公司制度下形成了一套选人用人的方式,因其考核的方向是科学技术管理水平,而不是中国的八股,对于提升西方的科技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中国拘于核:四书五经把人的思想框住了 西方用其壳:考核的方向不同,决定了出路不同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在世界上有什么影响 简单点 - ？
鲍巧盐酸： 对我国有影响 对其他国家就不懂了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度对外国有什么影响? - ？
鲍巧盐酸： 科举制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还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中国科举制本身的起源何在?追溯科举制的起源,我们的目光落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太学的事...

瑞金市17350771927： 我国科举制度对东西方国家的影响 - ？
鲍巧盐酸： 世界范围内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基本上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以朝鲜半岛影响最为深!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对近代中国和西方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原因分别是什么? - ？
鲍巧盐酸： 民国设“考试院”录用官员,也是借鉴科举制 启蒙运动后,西方主张用科举制录用官员.对近代西方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瑞金市17350771927： 科举制对英国的影响 - ？
鲍巧盐酸： 老师当时讲的是说.英国后来的考试制度是由中国的科举制演变而来的.我有差了点资料.你看看好了.崔. 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

瑞金市17350771927：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对西方国家的影响 - ？
鲍巧盐酸： 不是选举而是科举吧. 因为西方许多贵族都是世袭的,多年把持了一些官职,而这种世袭比中国的“王谢”等世家门阀要厉害得多,中国的世家在改朝换代后往往就没落一批,新兴一批.而西方的贵族可以经历几个王朝.并且领地内自治权极强. 中国的科举制给平民一个可以当官为政的机会,传到西方后,对人们的思想解放有了很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