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亲相隐”制度

关于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得相首匿”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当我们走向法治国家时，如何科学地对待“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尤其是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就是通常所说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其大意是说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亲亲相隐不为罪”。

“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使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在这里容隐亲属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汉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同居的亲属、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仆人可以为主人隐匿犯罪，这些隐匿行为都不受到处罚。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如果隐匿犯罪，则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个等级对其进行减轻处罚。在容隐亲属范围扩大的同时，容隐行为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犯罪的亲属，即使是泄露其事或通报消息给罪犯，使之逃匿也不为罪。同时，为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统治者还在《唐律》和《唐律疏议》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1）关于“知情藏匿罪人”。（2）关于“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关于禁止逼亲属作证。（4）关于不得告发尊亲属。（5）关于不得告发卑亲属。（6）关于“子孙与金刃”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及不得复捕回送官。（7）关于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适用于容隐亲属。（8）关于审讯中不得已吐露亲属犯罪。（9）关于奸罪捕告。（10）关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严重国事罪不得容隐。这些具体而翔实的规定，标志着“亲亲得相首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随后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隐范围又扩大到了岳父母、女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将其扩充到包括夫妻、四亲等以内的宗亲、三亲等以内的外亲、二亲等以内的妻亲。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将容隐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且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

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和传承轨迹不难看出，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其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体有以下原因：其一，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的思想以人的家庭亲情为基础，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保护，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许亲亲相隐则必然会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稳，最终可能是家人离散，田地荒芜。这对维护封建经济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西方法律亲属可以回避上庭作证 而且他们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说法了

西方毕竟是最近的司法进步的成果 而新中国的司法是完全同“国际接轨”的 那个时侯追求的是司法现代化 而实际上 显然 西方除了技术上 在文明上并无什么根本的优越可言

都说中国古代无宪法 我觉得对 但不全对 宪法是制定法律的原则性文件 而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宪法 但并不缺乏原则性的教条来约束 所以 中国的王朝在确立独尊儒术后 形成了一套自我发展的“纲常” 而司法必不可违背“纲常”

所以 中国只是没有宪法类的条文 不代表中国古代缺乏司法原则 我们今天其实恰恰应该反思宪法的作用 因为中国就是个典型的宪法被架空的国家 香港现在也架空了基本法二十三条 日本更是在努力的突破和平宪法 …… 这就证明 由于宪法只有原则性 所以 社会可以根据其当前的共识 对其进行解读 而对于没有获得社会共识认同的宪法 最后一定是被架空的 所以 不从社会共识出发 单纯将希望寄托于宪法 多少有点自欺欺人

　　“亲亲相隐”作为一项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亦反映了“礼法合治”的人伦精神，这不仅是对人情伦理的关怀，对维护当时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

　　“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目前现有文献可知，最早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有罪的记载是在《国语•周语》：“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最早提出父子应该相互容隐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间有着最亲的血缘关系，是天性之爱，相隐是理所当然的，符合人情伦理，从此容隐首先在理论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导。

　　亚圣孟子在孔子父子相隐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兄弟之间也应该容隐，《孟子•尽心上》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己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此时亲属相容隐还只是一种道德观念而没有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最早在法律中规定容隐制度的是《秦律》，其中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但秦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亲亲相为隐制度，只能说容隐的思想在律法中有一定的体现。

　　（二）两汉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确定

　　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之下，汉朝“孝治”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行。在这种注重“孝悌”的社会氛围中，汉初所制定的“首匿相坐”的法律规定与当时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格格不入，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国情，改革势在必行。与此同时，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财力和物力，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的“无为”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儒家思想的地位日渐提升，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接受，儒家思想开始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一些儒生根据儒家的伦理观念对“首匿相坐”的规定予以抨击。汉宣帝时桓宽在《盐铁论》中表明了自己主张父子相隐，反对父子间首匿相坐的立场：“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

　　汉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汉宣帝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诏书中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宣帝的诏书不但在法律上承认了“亲亲相隐”的合法性，而且具体确定了“亲亲相隐”的适用范围：（1）家属三代以内，即祖孙、父子、夫妻之间；（2）凡卑幼隐匿尊长（即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祖父母），不承担任何法律上之责任；（3）凡尊长隐匿卑幼（即父母匿子、夫匿妻、祖父母匿孙），一般情况下不负法律责任，但如所犯为死罪，则须上报中央最高司法长官廷尉酌情议定，一般也能较常人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曲折中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朝代更迭，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使“亲亲相隐”制度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许多儒家对这一时期违反“亲亲相隐”原则，株连亲属的法律规定与做法予以抨击。汉末魏初之时，高柔、卢毓等人对“军征士亡，考（拷）竟其妻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东晋人卫展反对当时“考（拷）子证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的做法。北朝魏人崔纂反对审讯中“令同气（兄弟姊妹）相证”，其理由都是这样做将会严重损害伦常，蔡廓就认为强迫亲属间互相证罪的方法“亏教求情，莫此为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的迅速变化而使“亲属相隐”这一注重维护社会家庭稳定的制度受到影响。但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的进程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儒家大族司马氏统一全国后建立的西晋政权使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结合更加深入，这一时期，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亲属之间相犯“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正式入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与法律制度进一步结合。南陈时“官当”的制定，北齐时“重罪十条”的出现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的加剧最终必将使代表儒家思想的“亲亲相隐”制度得到承认和发展，隋唐时期这一制度的成熟和完备证明了这点。

　　（四）隋唐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成熟与完备阶段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发展的巅峰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高度。代表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亲亲相隐”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渐成熟和完善。以唐律中的规定为例，首先在《名例律》中确立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并将亲属相隐的范围由亲属间扩大至“同居相为隐”，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者的开明和“亲亲相隐”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裨为主隐，皆勿论。……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以此规定而言，所有居住在一起的亲属（不论服制）均可相隐，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亦可以相隐，小功以下亲属相隐也可以根据服制的远近减等处罚。为了落实该总则性规定，唐律作出了10种具体规定：（1）不仅藏匿上述犯罪亲属不罚，及匿得相容隐者之侣（亲属的同案犯）亦不坐。（2）通报捕摄消息令亲属脱逃者不罚。（3）审问官不得逼亲属作证，违者有罪。（4）不得告发尊亲属。告祖父母父母为不孝，处绞；告其他有服尊亲属亦有罪。被告发的尊亲属视同自首减免处罚。期亲以下尊卑“相侵犯”者可以告发。（5）不得告发卑亲属。“告绍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但父祖告子孙即使诬告亦不坐。（6）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后不得因惧罚复捕得送官。（7）不得捕缚与自己共同犯罪的亲属赴官自首。（8）在审讯中不得已附带吐露亲属之犯罪者，不视为告发。（9）捉奸时因捕捉与亲属行奸的外人而牵露亲属之奸罪者不视为告发。（10）谋叛以上国事重罪不得相隐，必须告发。

　　综观唐律对于“亲亲相隐”的这些规定，我们发现唐律中对于这一制度的设计非常合理和周密。在体例上而言，唐律在名律例中对此有总括性的规定，并在后面篇目中具体加以规定。从内容上看，这些法规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将“亲亲相隐”的原则性规定扩充为内容详尽、便于施行的一系列系统化的法律条文。“亲亲相隐”在这个时期已经成熟和完备了。

　　（五）宋至明清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略有变化

　　唐之后各朝代的“亲亲相隐”规定均以唐律的规定为基础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略加增减而成。其中继唐而起的宋对唐律的继承最为忠实，《宋刑统》中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几乎就是《唐律疏议》的翻版。由游牧文明建立的元朝也继续保留容隐制。《大元通制》首次使用“干名犯义”罪名，即“诸子证其父，奴评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站者，并禁止之。”明清容隐制大体同唐宋，但控告得相容隐亲属，其罪行一般轻于唐律，容隐范围包括妻亲和女婿。《大明律》规定“存留养亲”、“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裨不得告主”，“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碑不证主”等。《大清新刑律》第180条规定为亲属利益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者可免除或减轻刑罚。

　　唐宋元明清的法律甚至明文规定，根据法律应当相隐的亲属都不得规定其作证，官吏如有违反要处杖刑。这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家庭亲情及其伦理纲常的维护。

　　清末改制后，只有亲属容隐制得以保留。清末明初，亲属容隐制度继续得到沿袭。这一时期的法律都有关于庇护亲属不罚、放纵和便利亲属脱逃减轻处罚、亲属间有权拒绝证明彼此有罪等规定。由此可见，容隐制度已经成为一项个人权利，并且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亲亲相隐，指对自己关心相爱的人，尤其是父母血亲，即便他们有了过失，也不忍苛责追究，兴师问罪，而动了包庇回护的恻隐之心，这样才是正常的。而现代法治社会的价值要求人们不论亲疏，不论罪责大小，都要检举揭发。
目前中国法学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然而期望付诸实践仍有不小的阻力。亲亲相隐必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难度增加，尤其是贪污犯罪或经济犯罪，面临的阻力非常大。当然，随着公安司法侦查技术的进步和办案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困难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承认容隐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公安司法机关则不应当通过增设义务甚至损害公民权利便利其完成工作。最大的困难在立法的操作：什么范围内的亲属得以相隐，哪些犯罪不得相隐，相隐的程度是如何，是用概括性语言还是用列举式予以明确，都是有困难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超出法律的规定，这也给法官予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素质不一，对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会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一些立法技术上的建议，华中师范大学孟奇勋老师在《论“亲属相隐”及其现代生命力》里提出的方案较有可操作性。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 “相隐”的主体范围。刑事诉讼法限定的10种人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都是直系亲属，可在其列。姻亲、两代以外的直系亲属是否列入，则需要做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允许“相隐”的层次，如拒绝出庭作证、包庇、窝藏、作伪证、甚至是共同犯罪，刑法应当有明确的限制规定。“相隐”的犯罪种类，也应当由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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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都区13341104590： 请问我国现在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立法有哪些? - ？
孟禄重组： 亲亲相隐是封建制度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又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反映.当代中国并没有沿用.只有在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部分亲属有出庭作证免除义务,有吸取古代这个原则的用意,但没有完全确立. 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盐都区13341104590： 亲亲得相首匿具体是什么意思 ？
孟禄重组： “亲亲得相首匿”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 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

盐都区13341104590： 《论语》中孔子说,父亲犯罪,子女不得告发,只得包庇,这句话出自哪一篇,请多指教. - ？
孟禄重组：[答案] 朋友问的是 亲亲相隐吧~ 亲亲相隐顺从了人伦,“屈法以伸伦理”,在对律法的尊崇中止步于人尊严的禁地,体现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 正如汉宣帝确立“亲亲相隐”入律时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亡.诚爱结于心...

盐都区13341104590： 法律知识求助!汉代确立的亲亲相隐制度与明朝家长的教令权 - ？
孟禄重组： 不矛盾,亲亲得相首匿,主要是卑幼匿尊长,明朝关于子女告父母也属于不孝.但家长送子女去官府,这叫大义灭亲.

盐都区13341104590： 反对亲亲相隐的法律理由, 要是现代法律的理由,急求,今天晚上就要,谢谢 !1月22晚上 - ？
孟禄重组： 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盐都区13341104590： 亲亲相隐有没有写入当代法律？
孟禄重组：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还没有写入我国的当代法律.

盐都区13341104590： 古代法律里有家里人犯罪家人举报也会定罪,这是哪个国家的法律? - ？
孟禄重组： 中外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此类规定. 中国古代法中一般称之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