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点

作者&投稿:素蒲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鲁迅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什么特点?跪求五位 谢谢~

子君:子君和涓生都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作者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祥林嫂: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中勤劳、善良、质朴、顽强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屡遭不幸,走投无路,最后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也如此”的地主阶级欢天喜地的“祝福”声中悲惨地死去,这与封建地主阶级杀鸡宰鹅,大放鞭炮,乞求天神赐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故事的悲剧性更加深刻。
阿长:阿长是鲁迅童年生活中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几次被鲁迅写入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但对她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而且通过几件互不关联的事情描绘了她的性格。在《狗·猫·鼠》里已先写了她踏死“我”心爱的隐鼠。到《阿长与〈山海经〉》,又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来写她。开头写她“喜欢切切察察”,低声絮说什么时“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对“我”管得很严,拔一株草都说是顽皮,动不动就要告诉家长。夏天睡觉又在床上写“大”字,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这些真切生动的细节描写,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接着写她元旦清早给“我”的磨难。这些“古怪的仪式”虽然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因“烦琐之至”“非常麻烦”,使“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再来,写她讲“长毛”的故事,更进一层地写她缺点。当“我”以为她长得很丑,倘若“长毛”来,一定最安全了,她却反驳道: “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些话表现了十足的愚昧和阿Q精神。“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虽然是写“我”童年的感想,但更是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到这里,作者才掉转笔锋写买《山海经》——也就是这篇散文要着重写的一件事。“我”念念不忘,渴望得到绘图的《山海经》。可是,谁都“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只有阿长,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山海经》是什么,“我”原也认为对她说也无益,所以向来没有同她说过。但她却自己主动来问,并且在她告假回来时,一见面就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这件事,充分表现了她对孩子的心思观察得多么细致,对孩子的愿望是那么体贴,为了满足孩子的正当愿望又是那样认真、郑重其事。以至“我”惊喜、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于是,“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透过天真的儿童心理,对她身上美好的质素的赞扬是何等热烈和真挚!作为一个连真正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的下层劳动者,她善良、真诚、热爱和关心孩子。她思想、性格上有很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是封建思想毒害的结果,与其说是她的过错,不如说是她的不幸。前面所说的作者的讽刺和批判,既是对她身上的消极、落后的东西,也是对着造成这些消极、落后东西的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阿长与〈山海经〉》等文这样写阿长,使我想起中国史传文学中“不虚美”“不隐恶”的主张。我认为,这既是一种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相通的。《朝花夕拾》不是史传文学,但作为写真人实事的散文,这样来写人物,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且,对于文学创作中,描写较为复杂的性格,避免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也是有益的经验。 (节选自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 在这篇回忆散文里,鲁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集中记叙长妈妈给他留下的儿时印象,把长妈妈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这一点,有目共睹,谁都承认。但是,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并不是典型化的产物。鲁迅写她,既没有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没有专用自己的保姆做“模特儿”,去塑造一个劳动妇女的典型。阿长是生活中真实的阿长,所写全部事实,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尽管“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但绝无虚构。无论称呼的来历、切切察察的毛病和“不见得很好”的睡相,还是“烦琐之至”的各种规矩和讲“长毛”,以至购买《山海经》,都是鲁迅曾经亲见亲闻亲历过的,现在一一写来,具有十分亲切自然的情致。人们通过这种情致所得到的艺术感受,是充满幽默的纯真美,和《一件小事》所显示的那种肃穆、严峻而深沉的格调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在鲁迅心目中,人力车夫的那一件小事是和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使他增加勇气和希望,而阿长的这些琐事则和“人气”相连,给他精神上以鼓励和安慰。同“名人名教授”相比,阿长固然是可尊敬的好人,但就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鲁迅并不把希望寄托在阿长似的人物身上。因此,鲁迅写阿长,不仅局限在幼儿保姆这个范围内表现她的性格美,而且把这种性格美同愚昧落后相掺杂,沙里淘金似的让她闪烁出性格美的光辉。这固然同所回忆的生活真实有关,但也恰恰证明鲁迅并不是把阿长当作理想的人物来歌颂的。 鲁迅虽然没有把阿长当作寄托着希望的理想人物,但并不因此对她失去敬重和怀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类那种难能可贵的纯朴和真率。就拿阿长那“大”字形的睡相来说吧,虽然使幼年鲁迅吃了苦头,母亲也曾含蓄地暗示她能够改变,表现了有所不满,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却是对阿长“适性任情”的肯定。
刘和珍:她勇敢,爱国,为国捐躯,温和
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陨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赞扬她是一位具有“干练坚决、百折不回”气概的“真的猛士”,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刘和珍烈士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人的骄傲。
刘和珍(1904一1926)女,江西省南昌人,先后就读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带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反动军阀宣战,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
爱姑:《离婚》中的爱姑,大胆泼辣,敢于把公爹和丈夫喊作“老畜牲”和“小畜牲”的女性。鲁迅先生在《离婚》中对爱姑毫不吝惜的赋予了自己热烈的赞颂之情,但他也清醒地指出了爱姑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和宗法势力的强大。
五个,看你满意不,满意的话给个分吧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角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外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熟悉的陌生人—浅析鲁迅笔下的三个妇女形象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角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外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
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作者:林观兰

我觉得鲁迅对于女性有一定的偏见,他笔下的女性形像,或者是尖酸刻薄型(如豆腐西施),又或者是可怜又可恨型的(如祥龄嫂),也有背弃忘义型的(如奔月中的嫦娥),好像都不是成功的女性形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大致分两种吧:
善良,质朴的贤妻良母。
市侩,尖酸的市井小民。

我觉
鲁迅



偏见,

性形像,或者
尖酸刻薄型(
豆腐西施),
或者

恨型
(
祥龄嫂),
背弃忘义型
(
奔月
嫦娥),
像都

性形像,
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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