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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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分析鲁迅笔下的女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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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让读者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
下面从小说的构思、道具、祥林嫂反抗的性质、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来了解人物的感情世界。
祥林嫂形象: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提出了妇女命运问题,这个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许多读者读了这篇小说,没能被祥林嫂的悲剧所打动,过后感情上更是远离了祥林嫂,那么怎样从感情上走近祥林嫂呢?
下面从小说的艺术构思、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反抗的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了解祥林嫂的感情世界。
一、 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
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
1、 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
2、 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是她心灵备受摧残。
3、 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
4、 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 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
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
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 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
三、病态的社会、人们,把祥林嫂推向深渊。
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
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只能用无尽的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
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性格。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
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会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如下图:


四叔四婶
冷酷
残忍
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

我 同情不愿介入 误导同情 柳妈

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不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四、反抗的性质盲目的,结果是惨重。
祥林嫂的反抗,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因为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进了“狼窝”,就是怀着这种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当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穷富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典型意义不同
由于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和结果不同,因而这个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意义也有所不同。
《祝福》里的祥林嫂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所承受的压力远比我国古代妇女多得多、重得多。试想,对于一个只求生存的祥林嫂来讲,如果没有婆婆的势利,凭她的勤劳和“顺眼”,很有可能会在鲁四老爷家干下去,而不至于被卖再嫁,再遭厄运;夫死子亡后,如果不是贺大伯赶她,也许会在贺家凹度过残生的;再到鲁镇后,如果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鲁四老爷在精神上的摧残,她也不会精神麻木、“不见伶俐”,也很有可能会在鲁镇苟且一生;如果没有柳妈的“善意”的指点,她也不会那么快就走上末路,以至于临死也未能摆脱死后的恐惧。可以说封建礼教全方位的压力把祥林嫂一步一步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欢庆的时候,她却怀着对生的疑惑死的恐惧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祥林嫂的悲剧,使人们看到套在脖子上的四条绳索。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封建势力迫害下,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蹂躏她、践踏她,反而对她的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她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地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像柳妈就是因同情祥林嫂而给祥林嫂“增加痛苦”的一个。病态的社会以及病态社会的人们的存在造成了祥林嫂悲剧,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正因如此,祥林嫂的悲剧在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后便是凝重的沉默,是那种不是灭亡就是爆发的沉默,是于无声处的惊雷。
六、社会效应上看,祥林嫂更值得同情。
典型意义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效应的不同。刘兰芝等古代妇女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一千多年,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对封建势力并无多大震动,封建势力照常发展,且年久愈深,到祥林嫂时代积重难返。倒是那些古代妇女形象出现后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出现了杜丽娘(《牡丹亭》)、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形象。而鲁迅笔下的这个形象出现只有几十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便被推翻了,中国妇女也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这一精神枷锁。我看,这一结果与鲁迅在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和摧残,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者的大肆宣传,而到清末的祥林嫂、爱姑、子君时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祥林嫂的命运比刘兰芝等古代妇女要悲惨的多。而统治者最残酷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即将崩溃的时候,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鲁迅应运而生。他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写他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比之于同时代的作家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更为高出的思想境界。其中重点是他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在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它的组成细胞——家庭,从而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当然也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在探索中,他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他“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驱动下,毅然弃医从文,挥笔呐喊,写下了《祝福》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封建礼教的文章,《祝福》让人们“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毅然的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
在祥林嫂身上他不但写了封建制度加给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绳索和毒害,不但写了他的悲苦生活,而且写了他的反抗和觉醒,开始显露了蕴藏于她本身的反抗力量;祥林嫂这个形象给人以希望,而且预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祥林嫂这个形象的悲剧里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完全自由,个性要解放,经济上必须独立、政治上必须自由,她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最终惨剧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地位低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鲁迅先生就是要揭示她们的悲苦生活,帮助她们寻找出路,争得做人的权利。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多是以反映妇女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内容的。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妇女形象,让她们以各自血淋淋的伤痕、酸苦的泪水,走过读者面前,从而揭示那黑暗的底层生活,这些形象既是独立的,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性。
总之,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角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外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被“四权”绳索捆缚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她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旧中国贫苦农妇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嫂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鲁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 恃凭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种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尢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奶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这就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晕鲜明的独创性,体现 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惟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惟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象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姑是鲁迅塑造的又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庄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做。庄木三父女到慰老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喝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脸和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浸”,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得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以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小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律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否低头进、低头出,是否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的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在地主慰老爷家)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辞,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帖”(订婚时交换的帖子),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裨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姑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姑是地方上很有点权势,“沿海居民都有几分惧怕”的土乡绅庄木三的宠女,有一个土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钳制,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即可见一斑。爱姑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力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识礼,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使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个“家破人人亡”而后快。但当她在地位比她更高贵的七大人面前,心“突突地乱跳,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出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得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逃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

从追求个性解入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伊孛尔,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民主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后,子君却步不前,变得浅薄、庸俗、怯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主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情愿作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得浅薄、庸俗和怯弱。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恨色得事,连一颦一笑也受制于人。当她现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已经实现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她的行动受到家里原极力反对和阻挠时,她坚定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思潮对子君的影响。子君还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启发和精神支持。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出大无畏的井然和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妇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首先观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出软弱性,在经济重压之下,他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她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她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家庭里。她最终没能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外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中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妇女真正彻底的解放必须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必须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祥林嫂、爱姑、子君三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中,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小说《呐喊》、《彷徨》中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对女性的形象进行了审视。   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格局,用一道家庭的屏障隔绝了女性与社会的接触,以男尊女卑、传宗承嗣为特征的一套封建礼教,葬送了女性的青春和生命。对此,鲁迅剖析道:“奢侈和淫糜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是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忍受着一切屈辱和迫害,却还要为这种被蹂躏、被凌辱的本身承担社会上的一切罪名,使她们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奴隶。   《祝福》、《明天》、《离婚》是《呐喊》、《彷徨》中关于妇女命运的三部曲。《祝福》高度概括了“政权、族权、父权、夫权”四条绳索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折磨,但鲁迅的着眼点是夫权。正是这种“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无情地绞杀着祥林嫂的精神和肉体。祥林嫂是善良勤劳而坚毅的,人们夸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只想用劳动来争取独立做人的权利,换取最低微的生活待遇,但是,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扼杀了她求生的欲望,她的一切抗争和努力都是徒劳的。从封建礼教来看,再婚再寡的人最不吉利,最不干净,祥林嫂死了丈夫,失去孩子的悲痛不足怜惜,倒是她克死了两个丈夫和一个孩子“太可恶”。鲁四老爷把她看成不祥之物,就是捐门槛赎罪,给千人踏、万人跨,祭祖时仍不准她拿祭品,终于在祝福的爆竹声中死去。祥林嫂因改嫁而难以立足于社会,忍受着“不节烈”之苦。《明天》中单四嫂子在失去儿子、丈夫后恪守妇道,忍受着长期的痛苦和煎熬,使她倍尝妇女的节烈之苦。《离婚》中的爱姑宁愿受公婆的欺凌,终不改嫁。封建礼教桎梏下的伦理道德残蚀着下层妇女的心灵,压制着女性的感情和个性。这几篇小说对当时女子节烈的贬斥可谓一针见血,鲁迅一下抓住中国女性失落自己的病根在于夫权文化带来的男性中心、男性特权,并将利刃直接指向造成女性痛苦的最直接的原因: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没有爱情的两性关系及在性面前人格的深层失落。   中国这个具有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封建伦理思想始终占统治地位,加上长期处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女性从而不自觉地形成了种种自我残害的劣根性:她们缺乏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意识,忍辱负重,俯首低眉,逆来顺受,把封建伦理思想作为生活的信条,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礼教和道德的维护者。鲁迅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提示了国民劣根性,揭示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寡居的痛苦本可以使单四嫂子知道寡妇改嫁的正义性,但她并不以自己的生活实感为前提建立自己的思想观点,而是盲目地被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所钳制,以忍耐和茫漠的期待坚守痛苦的寡居生活。祥林嫂一生都被寡妇改嫁的罪恶感所笼罩,她不以自主的改嫁反抗被出卖的命运,而是以出逃的形式逃避一妇嫁二夫的结果,她因被迫改嫁受到世人的歧视,却不去寻找歧视本身的根源。祥林嫂、单四嫂子和爱姑这些下层劳动妇女,守节和被丈夫欺凌本是痛苦的,但她们无一不在坚持守节的立场,她们认为改嫁和被休将意味着更大的痛苦。鲁迅通过对现实的反映,提示了女性自身弱点给其自身解放造成的危害,其目的也是“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效的注意”。   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开放的一个尺度。鲁迅从启蒙入手,着眼“改造中国人生”,他希望看到中国女性为改造社会,同时也为解放自己所表现的勇敢、刚毅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鲁迅用自己的笔勾勒了中国妇女的苦难历程,喊出了救救妇女的心声。

祥林嫂 吴妈

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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