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韩非子《五蠹》的赏析 （700字）万分感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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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秦王见此文后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嬴政发出如此感叹一方面是由于此文切中时弊。其中所体现出的法家治国之术正是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步骤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韩非子策论文所具有的特色。法家不重文，但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争取国君的重视，也不能不讲求文字的表达。《史记，韩非传》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这正是适应讨论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和《论语》的自然，《孟子》的生动，《墨子》的质朴，《庄子》的谲诡，，《老子》的玄奇，《荀子》的浑厚都不相同，韩非的文章有其独有的特色，那就是犀利恣肆，峭拔峻削。譬如这篇《五蠹》，文章风格就是波澜壮阔，奋扬凌厉，居高临下，语挟风霜，甚至有些危言耸听，肆意褒贬，无限上纲的意味，充分表现出法家森严冷酷，惨刻无情的性格。后人对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文字技巧多予以肯定。如袁了凡说他“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韩非子迂评》）。张榜说它“圆转变化，百出不穷，而条理秩饿抽丝，文彩扶疏，气势蓬勃。”（《韩非子纂》）。孙月峰说它“议论奇，辩难透，是韩文之隽。”（姜思睿《诸子鸿藻》）还有人指出，李斯《论督责书》，晁错《论贵粟书》，扬雄《解嘲》都受其影响。郭沫若在《韩非子的批判》一文中有如下表述：“他（韩非子）能够以普通的常识为根据而道出人之所不能道，不敢道，不屑道。所以他的文章，你拿到手里，只感觉他的犀利，真是锋不可当，大有无可如何，只有投降之势了。”这种高度的赞美，固然揭示了韩非文字的特点，但未必没有夸大其辞的意味。至少“只有投降之势”在我看来就未必妥当。通读全文，我还是发现了不少有待商榷的地方的。
文章开头列叙诸代圣贤，以“守株待兔”的寓言为引证，运用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来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保守主义者，可谓开宗明义，一针见血，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阐述“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理的深层原因时，就露出了他的软肋。作者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实在是个低级的错误。我们都知道，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所以人民只有通过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的方式来维持生存，直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私有制产生以至阶级国家出现后，共同劳动和均分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在老子看来，导致上古“大同”局面消亡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的私心的产生。这其实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另一种表达。而韩非子把“民争”的原因归咎于“人民众而货财寡”，这在逻辑上犯了“以现象代替本质”的错误。这一根本立足点是谬论，接下来的论证只能是一错再错了。首先，韩非子举“禹之王天下也……以民为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的例子来形容古之天子的劳苦，是犯了个时间错误。“股无完胈，胫不生毛“形容的是大禹治水时的辛劳，而不是成为人主王天下后的劳苦，此其一也，接着，韩非子又说“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众所周知，尧舜禹等上古诸王乃是神话人物，其真实性仍待考。而禅让制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后期的一项政治制度，有其合理性与固定性，并非是人主个人意愿所能左右的。故何来“轻辞”一说？即便不是不得已而舍之也至少是“任届期满，吐故纳新”此其二也。最后韩非子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财多财寡之说已是大谬。无论从总体水平还是人均财产上来看，相信谁也不会接受“原始社会的财产比封建社会的多”的观点吧？而说古时天子势薄亦是无稽之谈，难道大禹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杀防风氏是势薄的表现吗？说到古时天子之位势薄权轻财寡劳苦，试问夏启又为何为了继承这个苦差事而杀死伯益呢？这不是“重争”又是什么？此其三也。有此三谬，即使得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著名论断，其论证体系也是不能成立的，只能说是诡辩。韩非子如此聪明的人怎会看不出其中的漏洞呢？只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要极力维护君王权职和国家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对于私有制产生的直接表征——国家，他更是要极力维护其地位，以防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深入人心。因此他矫枉过正，一方面回避了生产力发展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恣意夸大原始社会人主之辛劳，人民之富足，以强烈的现实对比转移读者视线。，用心可谓良苦，手法难说高明。
接下来的一处论断，韩非子采用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论文惯用手法。但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他引用周文王怀西戎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亡国的例子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这是何等的片面。秦王采用这样片面的观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贾谊《过秦论》中提到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接下来“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一句更是滑天下之大稽。行仁义而战败，形容宋襄公或许还有几分神似，但亦不至于亡国，而春秋五霸之中，又有哪位是取暴政而强国的？至于辩智而国削一句，相信鲁仲连，烛之舞诸位亦不会同意。抑儒重法，轻言谈而尚刑名本来就无可厚非，只是偏激片面到这样的程度，只怕要贻笑大方。
策论文一向注重逻辑的严密。韩非引仓颉造“公”“私”两字为例，说明“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的道理。受时代局限，韩非子还未听说过“双赢”这个词倒还无可厚非，只是他过分强调仁义与法制的对立的做法，笔者亦不敢恭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直至今日仍是个探讨中的问题，而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武断地下了结论“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进而为了突出法治甚至要求秦王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的“愚民政策”，指导君王玩弄政治手腕的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只是历代仁政政治并行不悖的范例数见不鲜。就举秦朝之后的汉朝来说，刘邦崛起之时为收买人心，自然要在进入秦都咸阳时昭显其仁义，故废除严刑峻法。但也不可全无法治，故“约法三章”。而文帝为缇萦救父的孝心所感动，体现的是仁义，但也并未因此废除刑罚，而只是改为处以稍轻的杖击。两者都被后世传为美谈。汉初以“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学说治国,是一种仁政的体现，但这并不妨碍出现张汤，主父偃之类的酷吏。而董仲舒强调“君权神授”，独尊儒术，更是儒家仁政与法家中央集权制的集中体现。在仁政，法治结合之下，产生的是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不知韩非子若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或许韩非子在当时乱世渴求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是需要有这样的魄力抑儒尊法的，但如果这是导致后来秦朝暴政的直接原因，那他也是难辞其咎的。
笔者还想谈一点的是韩非子文末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观点早有法家先驱管子，申不害等人提出，论证过，本已无甚新意，只是韩非最终列出的五蠹仍让我有齿冷之感。一方面，我认为韩非打击面过大，没必要因为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将儒家，纵横家，游侠（墨家的支派），国君近臣，商工之民一网打尽。这未必会让国家更加强大，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落后愚氓的境地。特别当国君是个昏君的时候。另一方面，从个人处世上来说，这样的结尾容易广树仇敌。或许最后韩非遭李斯，姚贾陷害至死和他耿直不知圆通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有姚贾谮杀韩非的描写，《史记，老庄申不害列传》中亦有太史公对李斯陷害韩非的述评，这里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综观全文，《五蠹》结构严密复杂，文风犀利恣肆，辩说剔抉精微，虽有上文所述瑕疵，但仅就文章而言，还是不可多得之佳作。论证上的缺疏恰如乱弹琵琶，虽不循章法，亦铿锵夺人。还可以的，你可以试试哦

韩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五蠹》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告诉我一个其他的方式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工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薄罚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岩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齐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做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求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皆就安利如与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第九节 韩非子·五蠹
一 题解及其版本
1五蠹：国家的五种祸害：儒者、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
2韩非：为战国末韩国公子，是荀子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又吸收了其它法家学说，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关於韩非子，参後文补充阅读。
3版本：韩非子现存五十五篇，通行的注本是清人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可参看。
二 主要观点
主张发展农业生产，提倡以法治国。论述“重农尚武”是强国之本的观点。
三 文义阐释
第一段：重用儒者和游侠，与治国之策、富国之路不相符。
一)儒者、游侠往往违反法律，但却不受制裁，反而得到重用。法制与执行反差太大是国家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羣侠以私劒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1儒以文乱法：文指古代的文献经典。
2夫离法者罪：触犯。“离”与“罹”之间的关系见P1－2。
3而羣侠以私劒养：私家之刺客。
4法趣上下：即上述四种情况
译文：儒者凭藉熟知古代文化典籍而扰乱法制，游侠凭藉武艺高强而违反禁令，但是人主却都给予礼遇。这就是法制混乱的根本原因。触犯法律的人本该治罪，而众多的儒者却因为通晓图书，擅长文学而被录用；触犯禁令的人本该诛杀，而众多侠士却因为挥舞私剑，刺杀仇人而被豢养。因此，法律所否定的，反倒是人君所采纳的；法官要诛杀的，反倒是上层人士要豢养的。总之——法之所非和君之所取矛盾，吏之所诛与上之所养矛盾——这四者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一定之规的。即使有十位黄帝在世，也不能治理好天下。
二)进一步阐述不能重用儒者的原因：儒家理论与国家法令相背。
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也，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1誉之则害功：功业。
2其父窃羊而谒之吏：谒本义是禀告，引申指告发。
3报而罪之：判罪。P3－4
译文：所以施行仁义者不是应该受称赞的人，称赞他们就妨碍了成就功业；精通古代典籍者不是应该重用的人，重用他们就扰乱了法纪。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邻居的羊，直躬报告了法官。令尹说“杀了他。”认为直躬是忠实於君而不孝于父。由此观之，国君的忠实之臣，就是父亲的忤逆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作战，三仗三败而逃亡，仲尼问他为什麼逃跑，他回答说：“家中有老父亲，如果我打仗死了，没有人奉养父亲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孝顺，荐举他做官。由此观之，父亲的孝顺之子，是国家的背叛之臣。
三)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一致的。不能为了提倡孝道，维护家庭利益而违反国家利益。
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1必不几矣：没有希望。
译文：因此令尹诛杀直躬，楚国的坏事就没有人举报而使上面得知；孔子赞赏孝子，鲁国的百姓很容易打败战逃亡。国家利益和庶民利益差异是如此之大，人主却想既照顾私人之利，又求得国家之福，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古人评语：韩子之术，明法尚功。贤无益于国不加赏；不肖无害于治不施罚。责功重赏，任刑用诛。（论衡，非韩篇）

第二段：公私利益难以统一，国家所任、所荣之人，应该是有利於国家之人。故其论儒也，谓其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
一)引述上古的事例作为理论依据，从造字角度证明公私利益是相背的。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
1自环者谓之“私”：P5
2背私谓之“公”：P6
译文：古代仓颉创制文字时，用环绕自己表示“私”，用与私相反表示“公”。公私利益的向背相反，仓颉就已经知道了。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一致，这是没有经过仔细审察所造成的毛病。
二)解释常人为什麼爱好儒家学说——为改变自己的地位。出发点是为私。
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行义脩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
1莫如脩行义而习文学：品行，道义。行可表品行，如《楚辞·九章·橘颂》：“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
伯夷 ，置以为像兮。”再看行义的其它用例，《荀子·礼论》：“礼者，断长续短，损有馀，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史记·酷吏列传》：“始汤 （ 张汤
）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 甲（ 田甲 ）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2见信则受事：接受国君委任的工作。
译文：然而作为一介匹夫，如果想走向社会上层，那麼最佳途径就是增进培养仁义道德，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具备诚信仁义就会受信任，受信任就会接受国君委派的工作或职务；精通典籍就成为高明的教师，作为一名高明的教师就尊贵而荣耀。这些都是普通百姓所认为很光彩的事。
三)儒者受重用、受尊敬对国家、国君不利。
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1不两立也：并存。
译文：然而未曾建立功勋却接受任命，没有爵位却尊贵显耀，有这样的国政，那麼国家一定混乱，君主一定处於危险之中。因此，不能相容的事情，不可以并存。
四)指出国家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实际利益之间的矛盾。
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劒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1而高慈惠之行：慈爱。惠即爱义
2而信廉爱之说：谦让博爱。
3而美荐绅之饰：荐，通搢。绅，衣带，古儒者之服。
4举行如此：措施
5治强不可得也：二者为并列结构，治与乱相对指国家太平，强指强盛。
译文：奋勇杀敌者应该受赏赐，现在却崇尚仁慈的行为；攻陷城池者应该给予爵位和俸禄，现在却相信博爱的学说；打造坚固的甲胄和锋利的兵器是为了防备国家有难，现在却欣赏峨冠大袖宽腰带的服饰。致富国家应依靠农夫，抗拒强敌应凭恃士卒，现在却尊崇咬文嚼字的士人。废弃尊敬上司畏惧法律的百姓而豢养凭藉武力报私仇的侠士：有这样的施政措施，国家的安定和富强是不可能的。
五)和平时期得到国家利益的人不是国难时期可是依靠利用的人，国事将倾颓而不可收拾。
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1所利非所用：指国家给予利益的人
2是故服事者简其业：指从事劳动的人
译文：国家安定平静之时，豢养儒者和游侠，国难当头之时，则用到甲胄之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难时刻用得到的人，国难时刻要用的人不是平时得到国家利益的人，因此从事劳动的人群怠慢懒惰，荒废业务，而游学的人一天天地增多，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第三段：阐述富国强兵的方法。
一)批评儒家学说盛行的社会现实——谈论者多，实干者少。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1被甲者少也：注意其与“披”的关系。P7－8
译文：当今，国境之内老百姓都只会空谈治国的大道理，家家拥有商鞅、管仲之书，而国库之藏愈加困窘；谈论耕种的人多，下地扶犁的人少啊。境内之人都能谈论兵法，户户收藏孙膑、吴起之书，而国家兵力却愈加衰弱；谈论战法的人多，披挂上阵的人少啊。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人民的力量，而不听取他们的议论；赏赐立功的人，禁绝无用的人；这样老百姓愿为国出死力，竭尽忠诚追随主上。
二)百姓之所以从事耕种或作战，是为了致富或致尊，统治者应该利用人民的心态，恰当地引导。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译文：耕种之事辛苦，而百姓却愿意去做，他们心裏说：可以凭藉劳动致富啊。作战之事危险，而百姓也愿意参加，他们心裏说：可以凭藉杀敌立功得到尊贵的爵位啊。当今熟悉古代典籍，精通言谈论述就可以改变自身状况，不必付出耕种的劳苦就能获得富足的实际利益，没有作战的危险就获得尊贵的爵位，那麼谁不去学习文学言谈呢？因此百人从事智力行业，而一人从事劳力行业。从事智力行业的人多，法令就败坏了；从事劳力行业的人少，国家就贫穷的，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啊。
三)富国强兵的具体措施：以法律为教材，以法官为教师。驱使百姓遵守法纪，努力从事农耕或作战。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劒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於法，动作者归之於功，为勇者尽之於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1无私劒之捍：课本认为通扞，触犯义，另有一种看法认为通悍，勇猛；强悍义，如《史记·货殖列传》：“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 司马贞索隐：“人雕捍，言如雕性之捷捍也。”
2其言谈者必轨於法：遵循义。由车轨引申而来。
3动作者归之於功：动作指劳动，功为农耕之事。
4此之谓王资：建立王业之资本。
5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衅：畜通蓄；承通乘。衅指破绽。
译文：所以英明君主领导的国家，没有书写在竹简之上的文学典籍，以法制为教材；没有上古帝王的训令，以法官为教师；没有私自用剑来干犯法律的行为，以斩杀敌方首级为英勇果敢。这样，境内的百姓凡是言谈，必定依据法律；凡是劳作，一定从事农耕；凡是逞勇，一定尽勇气和力量於军队。这样一来，无战事，国家就富足繁荣；有战事，国家就兵力强盛，这就叫做帝王的资本。已经积蓄了帝王的资本，只要窥伺敌国的空隙就下手，功勋可以超越五帝，匹配三王治国的途径只有这一条。
第三段：指出当前局势，以及纵横家的企图和本质。
一)当前局势的不利之处以及谈论外交重要性的人的企图。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於内，言谈者为势於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则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国也。
1士民纵恣於内：指儒士与游侠。纵恣：放肆骄横。
2外内称恶：举，行。
3非有分於从衡之党：分属。从通纵，衡与横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通假那麽简单。P9－10
译文：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儒者侠士放纵骄横於国内，纵横家借助权威势力于国外。内外行为矛盾交错，以混乱的局面等待强敌的进攻，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说，群臣谈论外交事务的，不是属於合纵派就是属於连横派，或者，就是有个人仇怨，想借助国家力量报个人私仇。
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者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
1则举图而委：托付，交付。《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於三吏。” 杜预 注：“委，属也。”《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齐王 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 唐
李公佐 《谢小娥传》：“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 娥 。”
2效玺而请兵矣：兵，俞樾认为是衍文。请指请大国发落。
译文：合纵，就是集合几个弱国攻击一个强国；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攻击几个弱国。这两者都不是保全国家的方法。现在，臣子中主张连横的人，都说：“不侍奉大国，遇到敌国进攻就遭受祸殃啦！”侍奉大国，大国未必有援助的实际行动，我方却已经奉上地图，交付大国；献上国玺，请求救兵了。献了地图，国土就削减了；交了国玺，名分就卑微了。土地削减了，国力也随之削减；名分卑微了，内政随之紊乱。侍奉大国是求得连横，还没见到实利，却先削减土地，扰乱国政了。
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
1而交大未必不有疏：王先慎认为“交”当作“敌”。
译文：臣子中主张合纵的人，都说：“不拯救小国讨伐大国，就失天下人的信任。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国家就岌岌可危了，国家处於危险之中，国君地位就卑微了。”拯救小国未必有能获得实际利益，却已经起兵与大国为敌了。拯救小国，未必真的能保存它，却已经与大国交战了，而与大国交战未必不会出疏漏，有疏漏就受制于强国了。出兵将面临失败，退守就遭遇城池陷落。拯救小国是合纵，还没见到利益，却先丢失土地，折损军队了。

第四段：分析外交活动的结果：侍奉强国和拯救小国只能使权臣得利，国家受损。
一）分析权臣事强救小的卑鄙目的。
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於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
1则以外权市官於内：国外的权势。
2则以内重求利於外：国内的权势。
译文：因此，侍奉强国，就是借国外的权势猎取国内的高官厚禄；拯救小国，就是凭国内的权势力量谋求外国的利益，国家利益尚未得手，权臣的封地奉禄已经得到了；主上名分地位虽然卑微了，臣下的却位尊权重了；国家的土地削减了，私家的财富增加了。事情成功了，就倚仗权势长期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就凭藉财富隐居江湖。
二）臣下可以得利益而无危险是因为人君不能区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区别。
人主之听说於其臣，事未成而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徼幸其後？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於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於内，而事智於外，则不至於治强矣。
1孰不为用矰缴之说：系有丝绳、弋射飞鸟的短箭，此指用以猎取功名富贵。
2而诛罚不必其後也：必：坚决。《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晏集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荀子·彊国》：“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
3外事，大可以王：指外交活动
译文：人君听从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有成功，臣子的爵位俸禄已经很优厚了。事情失败也不追查诛杀，那麼游说的士人，谁不想用虚言浮辞来求得功名利禄并且希图侥幸地免於诛杀之祸呢？那麼，为什麼人君会冒著破国亡家的危险，而听从纵横家的空谈呢？这是因为人君不能区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不能审察游说之辞的正误，而且在事情失败之後没有加以严惩啊。
三）农战是国家的根本基业，工商是末业。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於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
1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通趋，此处若将以解为因则通。尚需考证。本务指农耕之事。末作指工商业等不重要的行业。
2今近习之请行：国君左右亲近的人。
3奸财货贾得用於市：指投机的商业活动。
4而高价之民多矣：当为商贾之误
译文：英明的君王治理国政，使商人、工匠、游民数量减少而名分卑微，使人民趋向根本的事务而离开次要的行业。现在，国君左右亲近的人，如有请求，就可以施行；官位爵位都可以用金钱购买，那麼商人工匠的的地位就不会卑微了。投机囤积的商人在市场上售其奸，诈其利，商人的数目就不会减少。他们聚敛的财富是农夫的一倍，还得到社会的尊重，地位超过耕种作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士人就会少了，商贾之人就会多了。

第五段：总结五蠹的危害，指出去除五蠹的重要性。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於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1其言古者：古当为谈之误
2为设诈称：为通伪
3而用重人之谒：指有权势的重要人物。谒为请托义。
4修治苦窳之器：苦通盬（gǔ），粗劣。窳，与苦义近。《周礼·天官·典妇功》：“凡授嫔妇功，及秋献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贾之。”
郑玄 注：“ 郑司农 苦读为盬，谓分别其缣帛与布紵之麤细，皆比方其大小书其贾数而著其物。”《史记·五帝本纪》：“ 舜 耕 历山 ……陶 河 滨， 河 滨器皆不苦窳。”
张守节 正义：“苦读如盬，音古。盬，麤也。”
译文：因此，扰乱国家民俗的有：学者，称道先王的治国之道而凭藉仁义道德，讲究容貌服饰修饰辞令，夸耀学说，迷惑当世的法律，动摇君主的心志。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造假，借助外国力量，成就自己的私利。那些游侠之士，聚集徒属，表面上树立节操，宣扬名胜，暗地裏违反国家的禁令。那些亲近国君的小人，从贵族世卿之家积聚财富，竭尽收受贿赂之能事，接受权势人物的请托，泯灭普通人的汗马功劳。那些商工之民，专门制作粗劣破裂的器具，聚集奢侈挥霍的财物，积蓄货物等待时机抛售，而牟取农夫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剪除这五种人，不任用光明正大的士人，那麼海内有破败的国家或灭亡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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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13185934162： 求!韩非子《五蠹》的赏析 (700字)万分感谢! ! ! ! - ？
邢义肾骨： 《五蠹》是代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论文.作者根据古今社会变迁,实际情况,阐明他所主张的法治思想是合于当时的时代要求的.韩非斥责当时的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因而主张养耕战之士而除五蠹之民.相传...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的《五蠹解析和拓展我想他写知道五蠹》的历史意义,对当时 ？
邢义肾骨： 五蠹,就是五种蛀虫.这是指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五种危害国家的人(...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 五蠹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 ？
邢义肾骨： 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兔子自己撞死在树墩子上,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宋国那个农夫却把它误认为是经常发生的必然现象,最后落得个田园荒芜,一无所获.不靠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五蠹 - 韩非子《五蠹全文翻译及中心思想五蠹》这篇古文的全文翻译以及文 ？
邢义肾骨： 五蠹 上古时代,百姓少而禽兽多,百姓对付不了禽兽虫蛇;然而有圣人出现了,(他)架木为巢室,用来躲避这些祸患,于是,百姓很喜欢他,让(他)在天下作王,称他...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五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 ？
邢义肾骨： 告诉我们要勤勤恳恳的劳动,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不要想着碰运气过日子,最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五蠹》《韩非子·五蠹》中句子的解释 - ？
邢义肾骨： 大体的意思 第一个:居住在山谷里的人们,过年的时候,互相馈赠水.(山谷缺水)居住在沼泽水地边的人们关系友好,则会雇人挖沟把水排走. 第二个:江南名郡苏州和杭州齐名天下,但是苏州及周边各县的富贵人家,都把楼亭公馆花草树木打点得富丽堂皇,但是杭州却没有这个状况,这是因为杭州习俗比苏州简朴.湖州的人不种牡丹,是因为花开的时候他们必须植桑养蚕,亲朋好友之间都不相往来,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情啊.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是什么? ？
邢义肾骨： 韩非子《五蠹》原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 五蠹 - ？
邢义肾骨： 典 故 宋国有个农夫正在田里翻土.突然,他看见有一只野兔从旁边的草丛里慌慌张张地窜出来,一头撞在田边的树墩子上,便倒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农民走过去一看:兔子死了.因为它奔跑的速度太快,把脖子都撞折(shé)了.农民高兴极...

道县13185934162： 在五蠹(课文节选),韩非子提出哪些观点,又是怎样论证的 - ？
邢义肾骨： 儒家用古代文献经典来搞乱法制,游侠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国君都以礼对待他们,这就是乱的原因.触犯法令的应当治罪,而这些儒生们却因为懂得古代文献经典而被录取任用;违犯法令的应当诛灭,而这些游侠却靠着行刺的行经被豢养.因此,法令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要录取任用的;官吏要诛灭的,却是君主所要豢养的.法之所非,上之所取,上之所养,吏之所诛,这四种情况自相矛盾而没有一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好.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人,所称誉的人却有害干耕战之事;精通古代文献经典的人,不是应当任用的人,任用了他们就会搞乱法制.

道县13185934162： 《韩非子五蠹》一文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 ？
邢义肾骨： 不想努力,而希望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