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春秋到明清时期的政治都有什么样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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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分封制的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贵族政治，周以前的商朝没有分封制。商的统治区域在如今河南省一带，首都变过很多次，维护统治的方式很血腥，通过征服周边小国进而盘剥它们。商所处的时代，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同样是获胜的城邦盘剥其他失败者。

周朝的统治比较温和，发明了分封制。这里有两个关键字，封和建。封是分封，主要是天子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如周公旦就分封到鲁国。建是皇帝的兄弟或兄弟子侄，在封地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合起来就叫封建。

真正的封建时代是西周，东周封和建都比较少，因为东周已经非常弱。各诸侯国照搬前代，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但是不像西周地广人稀，西周持续200年，疆域可以封得过来，东周持续近600年，一直分封下去就会出问题。

东周时期，王公贵族子嗣实在是太多，特别是那时允许一夫多妻，子子孙孙都能分家产，生育子嗣多的王公贵族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弱，而那些节制生育，或不幸子嗣很少的贵族，反倒变得相对强大，最终得以挑战王公。比如，鲁桓公的三个兄弟到孔子时代已完全掌控鲁国政治，鲁国国君反倒非常弱，一直灭不掉鲁桓公兄弟们，最后只好自己逃亡，客死齐国。王公和诸侯国国君本质上都是一个家族的兄弟，区别不大。王公和贵族在自己的封邑里靠家臣管理，家臣最后演变成官僚体系。

到春秋时期，很多贵族根本没办法再分封，后代渐渐没落，但仍是贵族，被称为士，即没有封邑的贵族，孔子就是这个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周征服商的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是给了封地。所以孔子从血缘来讲，是商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但贵族又分士和大夫，孔子是士，不是大夫。孔子晚年病重离世前，子贡等弟子们演练孔子的葬礼，要以大夫的身份厚葬孔子，被孔子制止，最终以士的身份下葬。

士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要，战国时代，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有些人官至宰相，比如李斯。中国有所谓士大夫之称，其实是指走向仕途的士。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政治实际是士人政治，他主要指的是汉唐和宋代。明代士大夫开始弱化，到清朝基本消失。

秦：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化家为国”

秦代确立帝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并且世袭。当时的世界，像雅典那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世袭帝制。世袭帝制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无谓争斗，皇帝要么传位给嫡长子，要么指定太子接班，其他人别争，这样能保证和平相处。

除此之外，秦朝已经意识到行政管理的重要性，李斯建议秦始皇设立郡县，从上而下形成一套官僚体系来管理整个国家。马克思·韦伯早就说过，官僚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个判断标准到今天依然适用。

由是观之，中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的国家。这个观点会颠覆我们对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认知，但钱穆先生很早就对中国建立这种官僚帝制赞赏有加。而且自秦始，国家机器不再只为帝王一人服务，而主要是建立全社会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化家为国”，这一理念在当时同样非常先进。

《耶路撒冷三千年》中记载，为了占领耶路撒冷称王，人们打来打去，毫无社会秩序可言，也没有固定的国家疆界，所谓的国家就是这个帝王的国家，所有阶级都是为帝王一人服务。秦统一中国，设立郡县则不一样，这属于“化家为国”，开始真正有了国的概念，同时注重为社会建立政治秩序。

秦统一的是非常辽阔的疆域，如何建立一套官僚体制？李斯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车同轨”，车辙压出来的路也就有了规制，车因此能跑得更快更远，时间缩短，世界变小，统治更容易；“书同文、语同音”有助于减少交流障碍，否则，中国的统一非常困难。

钱穆先生有“中华文明早熟论”的说法，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为什么说“过早”建立？一方面，人类当时的智识水平，根本没有达到建立现代国家形态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最终走入了专制的死胡同，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国家。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早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封建制度早于其他文明建立，也早于其他文明停止。

对比同期欧洲历史看，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也是一段分封史，但国王对下面的小封建主管理很差。不过，这有个好处，当现代化开始时，这些小封建主、小贵族反倒成为反对王权的一个重要牵制力量。

中国很早就进入官僚帝制，延续两千年后发现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能够打败帝制，引进民主，很多人受帝制的影响根深蒂固。英国、日本在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阻力都比中国小。17世纪的英国革命持续四五十年，宗教和贵族是反对国王的重要力量；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下而上的，最终逼迫幕府大政奉还，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了现代文明。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西汉君权和政府分离非常清楚，皇帝当然是国家的代表，但管理这个国家靠“三公九卿”。“三公”之中，宰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督官员。“九卿”是中央其他官员。三公位阶当然比九卿更高。在西汉，“三公九卿”去见皇帝都不用特别行礼，当时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盘腿跪坐，大家给皇帝鞠躬就行，然后皇帝鞠躬回礼。

西汉已经建立察举制度，太学也真正成为培养人才的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都可以入学。不过，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的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太学毕业就可以到皇帝身边去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

同时，西汉还有“乡举里选”制，“举孝廉”主要是推举孝子和太学出身的廉吏。此外还有“考课制度”，是指皇帝派钦差大臣考察地方官员，做得好的奖励提拔，中等的调往别处历练，差的降级，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可惜“乡举里选”制到东汉演变成门阀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隋代要开科举。

钱穆先生谈到汉代荐举制度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可见，汉代是一种贤人政治，从太学的人才培养和任用，到“乡举里选”举孝廉，甚至“考课制度”对地方官员的考评，都是以贤荐贤。

唐代把相权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对科举也进一步完善。相权被一分为三，分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省最重要，负责给皇帝拟定诏书。门下省是审核诏书，有监察作用，不同意可以打回去，称为“封驳”。尚书省是执行部门，辖六部。

诏书在门下省同意之后，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所以，皇帝想任性在唐朝比较难，因为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

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用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敢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因此，没有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虽然皇帝认同，但在官场抬不起头。

唐代的科举考试和宋及以后不同，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特别多，宋及以后变成了进士一科独大。如果更准确地评价科举制度，它不简单是一个考试制度，还是整个帝制的一部分。因为想让官僚帝制运转起来就需要很多官员，科举制为官僚帝制输送了大量人才。

北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吴钩先生有一本研究宋代的著作，名为《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为什么称宋代为中国现代的拂晓呢？宋代确有很多特别之处，第一个就是宋代的道统、规训。在宋代，道理最大，皇帝并不是最大的。

沈括在《梦溪续笔谈》中，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这样一段对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当着皇帝的面说道理最大，而不是皇帝最大。宋明理学的创建者程颐也有一句话，“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那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

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臣窃见经筳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理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说得理直气壮。

可见，北宋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也在北宋开始自我觉醒。经历南北朝动荡，唐朝引入了佛教，并以佛教为主，儒学地位下降。北宋时代，儒学重新兴起，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宋代的士大夫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相比汉唐，宋代还进一步实现了“化家为国”的理念。南宋御史方庭实曾谏言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他当着宋高宗的面慷慨激昂，可见宋代形成了一种君臣共治的信念。

在宋代，君权有所增加，相权有所分散，但这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实际上，封驳非常多见，御史台的地位上升非常高，不仅监督百官，也进谏皇帝。包拯当御史时，反对仁宗的一个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了仁宗脸上，仁宗回到后庭才敢擦。王安石变法之后，宋代的台谏之风恶化了北宋的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但是，如果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台谏、党争可能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标志？事实上，党争在北宋还处于君子之争，就事论事，台上互相打压，私下仍是好友，如司马光和王安石。

北宋还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北宋每一次殿试，进士有三四百人之多，当然后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官太多，养不起。不仅如此，宋代科举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在唐代的时候，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因此，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宋代官员的俸禄也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宰相的年俸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00万元。

如何对待士大夫，甚至被宋太祖写进祖宗家训。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立了这样一块誓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代历代皇帝上任，都要念这块碑。北宋还真没有杀过一个士大夫或者上书言事之人，南宋也很少杀。

宋神宗时期，遭遇西夏战事失利，因为文官管军事容易战败。神宗特别生气，想杀一个转运使解气。门下侍郎章惇反对，神宗也只能改成刺字发配，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神宗问何故，章惇回答：“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声色俱厉地抱怨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也很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

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英国《大宪章》的意义？《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但实际上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限制国王恣意妄为的协议。这个协议几百年间并没有得到国王的尊重，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的位置才被抬得很高。

当然，宋太祖誓碑是个单方的、自愿的约束，但如果大家都相信并遵守了这个约束，最后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契约？这值得探讨。

宋代也已经有了法治的概念。我们都以为古代没有法治，但是南宋陈亮是讲法制的代表，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他还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清末民初一个受过西学影响的变法人士所言？

明清：士大夫衰落，再度“化国为家”

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南宋开始，中国转向内在，表现为理学成为官方学说，文化开始僵化，女性从小被要求缠足等等。中国为什么在南宋转向内在？

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他身后的气候情况，最终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

北宋末期遇到蛮族入侵，江山大变。对士大夫来说，比如朱熹，看到江山沦丧一半，君臣暮气沉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走向内心恐怕是无奈之选。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十万军民跟着以身殉国，从文化意义上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并不是没有道理，寓意中华文明的巅峰已过。

明朝朱元璋撤掉了宰相之位，虽然国家还是依靠大臣治理，但士大夫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元代开始，士大夫见皇帝都得下跪。明代还有一个特别坏的制度，就是廷杖，让士大夫颜面尽失。明朝官员谁敢反对皇帝，就要拉出午门打屁股，有两次100多人集体被打屁股，十几个人被当场打死。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

清朝进一步“化国为家”，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国家，没有宰相，也没有内阁。明朝好歹还有内阁，到了清朝就再没有士大夫，都成了皇帝的奴才，“文字狱”更是万马齐喑。清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勤奋，他们就要一人独断。乾隆就说过：“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这就是清朝黑暗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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