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掘墓鞭尸,可是有的史书记载是鞭墓,有的记载是鞭尸到底鞭尸没有?

作者&投稿:舒英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伍子胥挖墓鞭尸是不是太过分了?为什么那么怨毒?~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有着这样的记载:“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剧照)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06年,当吴国大军攻破楚国郢都后,伍子胥得知楚平王已去世多年,就请求吴王阖闾准许他去刨掉楚平王的坟墓,吴王随口回答道:“这件小事你就自便吧。”
伍子胥来到楚平王的埋葬地寥台湖,发现到处都是一片平地,怎么都找不到坟墓,急得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上天为什么如此不公?我父兄的仇如何得报啊?”
正在束手无策之际,眼前突然闪出一位老者,引导着伍子胥找到了楚平王的坟墓。原来楚平王因昏庸好色,又得位不正,害怕被人报复,特地造了几座空坟,还杀死了建坟的工匠,只剩下这位老者侥幸逃脱。
在老者的指点下,伍子胥指挥手下跑开了楚平王的坟墓,将他的骸骨拖了出来,用钢鞭狠狠地抽打了300下,“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最后还把楚平王的头骨砍了下来。
由此,伍子胥成为了“掘坟鞭尸”的开山鼻祖。

(楚平王剧照)
那么,伍子胥和楚平王究竟有多大仇怨,以至于他做出如此过激的行为呢?
伍氏在楚国是个势力显赫的贵族,其发迹始于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参。发展到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一代时,已成为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本来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伍家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但偏偏这时,伍家的灾星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费无极,他和伍奢同为太子太傅。但这人的嫉妒心极强,对太子建喜欢伍奢心存怨恨。费无极想方设法扳倒太子,顺便报复伍奢。于是他建议平王从秦国为太子娶妻,因为秦国盛产美女。
但当秦女来到楚国后,费无极又奏请平王自娶秦女。昏庸好色的平王垂涎秦女美色,不顾伦常,果然将这个女人纳入后宫。费无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功地离间了平王父子关系。
费无极害怕太子即位后,对自己秋后算账,又落井下石,污蔑太子有造反之心。伍奢挺身辩解,反而被平王收监下狱。太子建惨遭追杀,后侥幸逃到宋国。费无极对伍奢的两个儿子极为忌惮,再进谗言“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平王听信谗言,“以其父质而召之”。
伍子胥和兄长伍尚商议后,一致认定这就是平王的阴谋,是为了将伍氏一家赶尽杀绝。但伍尚决心为父殉身,甘心就死。结果,伍子胥的父兄被杀,伍子胥则“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
逃亡中的伍子胥历尽艰辛,在韶关外的一条大江边。面对前有大江挡路,后有如狼追兵的生死存亡时刻,一位渔夫向他伸出了援手,助其过江。伍子胥为答谢渔夫的救命之恩,解下随身携带的价值百金的宝剑相赠。但渔夫却说:“你的人头不但值500金,还能封爵,我怎会贪图你的宝剑?”
后来的伍子胥几乎到了绝境,不但身无分文,饥寒交迫,而且疾病缠直至沦为乞丐。终于逃到吴国,成为吴国公子光的座上宾,帮助公子光成功登上王位。

(公子光剧照)
吴王想要楚国的疆土和财富,伍子胥想要复仇,两人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攻破了楚国,由此导致了伍子胥掘坟鞭尸的事件。
那么,伍子胥的这件事是否过分呢?
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对他的这种行为作如下评价:“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在司马迁看来,伍子胥以一己之力对抗暴君,面对着难度系数极大的复仇行动,如果是懦弱无刚者定会选择逃避。但伍子胥不畏艰难,直面手握生杀大权的帝王,也要誓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是一种刚烈之士的血性表现。
同时,伍子胥的复仇是正义的。楚平王听信谗言,被奸臣左右,给家族带来的灭顶之灾,无故杀其父兄。面对这样昏庸残暴的君王,做臣子的自然该奋起反抗,一雪家仇。
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既然楚平王能不辨青红皂白地屠杀伍子胥全家,那么伍子胥也当然可以竭尽所能地弑掉平王。
因此,司马迁也不免高度赞扬伍子胥不殉小义,成大事,雪大耻,并由此名垂后世,是千古大英雄,烈丈夫。

  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尸体三百,而后弃之于野。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当代学者张君认为,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他的论据如下:

一、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代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盉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三、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淫乱宫闱的话,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基,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又,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张君认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鞭尸了。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伍子胥父亲),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伍子胥哥哥)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伍子胥)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子胥四处逃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当初,伍子胥携楚国公子建逃亡至郑。公子建联络晋国谋反一事泄露被杀后,伍子胥又投吴逃奔至韶关,因苦于无船渡河而一夜白头。正在又愁苦又害怕的时候,一船飘然而至。

待安全过河,伍子胥却放心不下,再三叮嘱艄公事勿外泄。艄公一声长叹:“我敬公是国家忠臣良将,才冒死相救,公却不信于我。”言毕,将船划至河心自沉以表心迹。因了伍子胥的多疑猜忌,竟枉害救命恩人。

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他辅佐阖闾修理法制任用贤能,奖励农商充实仓廪,治理城郭加强守备,又举荐深通兵法的齐人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一带强国。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此后,伍子胥与大军事家孙武共同辅佐吴王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镇晋国,而使吴国称霸一时,伍子胥也由此博得着名军事家、谋略家的美名,在民间享有盛誉。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扩展资料

不同的争议

对于这一传说,古文献存在“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记载,而近年又出现一种完全否定“鞭尸”、“鞭坟”的意见。

1、鞭尸说。《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可见,司马迁记此事应当无误。扬雄《法言·重黎》也有这种说法,然后批评伍子胥“鞭尸籍棺,皆不由德。”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庐内传》,除记有“掘墓鞭尸”的情节外,更增加了“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的细节。照此看来,说伍子胥掘墓鞭尸,是有根据的。

2、鞭坟说。此说首先见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记载,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谷梁传·定公四年》则说,他“挞平王之墓”。

《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也都说伍子胥鞭坟。从古文献史料价值来看,《吕氏春秋》成书早于《史记》一百多年,所言楚国史事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伍子胥只是鞭坟三百,没有掘墓鞭尸。

3、否定说。张君在《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一文,完全推翻“鞭尸”和“鞭坟”两说。他认为,伍子胥既没有掘墓鞭尸,也没有鞭墓泄愤,甚至连破郢之战都未参加。

其主要理由是:

1、《春秋》等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早又最有权威的典籍,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左传》仅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的事,用谴责的笔调而对伍子胥用同情的笔法,屈原也称赞并自拟于伍子胥。

2、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正是孔子在世的时代。孔子最容不得乱臣贼子,伍子胥引吴入室,掘墓鞭尸,可谓罪大恶极,但孔子言论确只字未提。

3、《公羊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伍子胥忠君、不报私仇的思想:“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他主观上也不愿做掘墓鞭尸之事,这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是鞭尸了,对于怀着极大仇恨的人来讲,是可以干出这种事的,历史上著名的鞭尸还有王颁鞭尸,多尔衮被鞭尸

都知道墓了,为什么不挖出来?反正肯定生气得要弄烂墓。有些写成是墓可能是觉得鞭尸太过分,没有文人之风等写的。反正历史书也不一定正确,因为是人写的。

应该是鞭尸。

鞭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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