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伍子胥到底有没有鞭尸楚平王

大家怎样看伍子胥鞭尸楚平王这件事~

出自《史记·伍子胥列传》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 　　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当代学者张君认为,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他的论据如下：　　一、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代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盉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三、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淫乱宫闱的话,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基,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又,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张君认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导语：伍子胥是一个悲情猛人，说他悲情，那是因为他这一生，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说他是猛人，那是因为他做人做事都比较猛。伍子胥全家遭到楚国陷害，他只身逃到吴国以后，发誓要为父兄报仇。结果带领吴国大军将楚国踏平，伍子胥挖出了楚平王的尸骸鞭尸泄愤。吴王阖闾十分信任伍子胥，可是夫差称王后，逐渐与其疏远，甚至开始怀疑伍子胥，最终伍子胥含恨被杀。

01一夜白头的伍子胥，前半生只为报仇。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曾经是楚国的官员，因为遭到了费无极的构陷，结果伍奢全家被抓。伍子胥和哥哥伍尚逃了出来。可是楚王担心伍子胥兄弟俩会在外面搞事情，所以就命人召回伍子胥兄弟，表示会放了他们的父亲。哥哥伍尚比较仁义，他相信楚王和费无极的话，可是弟弟伍子胥却深知他们的计谋。
所以伍尚回到楚国，而伍子胥则出逃在外。伍子胥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吴国。可是忧心于父兄被杀的仇恨，所以伍子胥是一夜白头，这种仇恨已经深入骨髓，谁也无法改变。他这辈子似乎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灭了楚国，杀了楚王报仇。可是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器重他的阖闾还不是吴王，于是伍子胥便辅佐阖闾登上了王位。
阖闾对伍子胥十分器重，同时也器重另外一位高人，那就是孙武。伍子胥负责战略上的总指挥，而孙武则在具体战术上作为总指挥，两个人合作非常默契，使得吴国很快成为了东方大国。可是伍子胥从来没有哪一天是忘记仇恨的，所以他感觉时机成熟以后，便怂恿阖闾进攻楚国。结果楚国大败，吴国攻陷了楚国国都以后，伍子胥什么人都不找，就单单要找楚王报仇雪恨。

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史记》
当时的楚平王已经死了，新上任的楚昭王早就跑没影子了，这个时候的伍子胥愤怒之余，只好命人将楚平王的尸体挖了出来，鞭尸三百下泄愤。阖闾明白伍子胥的这种心情，所以并没有阻止伍子胥这么做。

02伍子胥的这种复仇方式过分吗？这件事发生以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大家都在对伍子胥的行为指指点点，他们认为，楚平王再混蛋，好歹也曾经是伍子胥需要跪拜的国君。现在伍子胥居然为了报仇，将昔日的主子给挖出来鞭尸，这种报仇方式实在是惨无人道，堪称禽兽。一时间对伍子胥的声讨之声不绝于耳，甚至连伍子胥昔日的好友申包胥都认为伍子胥的这种报仇方式太过分，写信严厉地抨击了伍子胥。
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於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於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史记》
伍子胥只是冷冷一笑，他用行动告诉世人，他就是一个倒行逆施的人，他想要做的事情，谁也不会拦得住。

那么伍子胥做得真的过分吗？这完全就是道德绑架，如果是你的父兄被楚平王给处死了，全家人都被楚平王给杀了，那么你会怎么做呢？难道还要去祭拜一下楚平王吗？当然不是，可能你的做法要比伍子胥可怕的多。伍子胥此刻已经是吴国的臣子，就算昔日是楚国人，现在也跟楚国没什么关系了，当然除了仇恨以外。所以伍子胥对楚平王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什么过失，反而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
因为伍子胥如此对待楚平王，这就说明伍子胥不可能再有机会得到楚国人的任何好感。伍子胥只有彻底跟楚国断绝了关系，才能够真正得到吴国的信任。所以说伍子胥的这一行为，也有为自己铺路的打算。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既然仇恨已经酿成，那伍子胥肯定是要报仇的。既然报仇的方式可以随便挑，为什么伍子胥不选择一种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呢？

03伍子胥辅佐夫差，结果被赐死。伍子胥成为了阖闾最为信任的大臣，更是被封为了相国，是臣子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可惜的是，阖闾在于越国作战的时候，被越国大将灵姑浮射中了脚拇指结果病死了。昭王出亡，入云梦；盗击王，王走郧。郧公弟怀曰：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郧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随人卜与王於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史记》
新上任的吴王夫差，虽然对伍子胥也比较恭敬，但是信任感却荡然无存。因为夫差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领导班子，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个道理。夫差更加信任太宰伯嚭，可是伯嚭这个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利小人。他收了越国不少贿赂，所以处处都为勾践说话。在击败越国以后，是灭亡越国还是保留越国，伯嚭和伍子胥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后来因为伍子胥将儿子留在了齐国避祸，夫差最终更加信任伯嚭，疏远了伍子胥。在伯嚭的谗言之下，伍子胥根本就没办法辩驳。伯嚭甚至告诉夫差，伍子胥有谋反的嫌疑，所以夫差赐了伍子胥一杯毒酒，解决了他的一生。伍子胥生前的遗言是，把他的双眼挂在城墙上，他要看着越国大军杀入吴国都城。伍子胥的死，是吴国非常大的损失。
他死后，勾践在吴国呆了几年就被夫差给放回国了。回到自己地盘上的勾践，开始厉兵秣马。在夫差参加黄池会盟的档口上，勾践带兵杀入吴王宫，结束了吴国的统治。夫差回来以后节节败退，最终兵败亡国。伍子胥终于是看到了这一天。

总结：伍子胥是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伍子胥对大局的控制，那是非常强的。他的构想很简单，吴国先打垮楚国，再击败越国。与北方强国齐国联盟，从而吴国可以蚕食南方的所有诸侯国。等到吴国真正成为了南方霸主以后，那吴国就可以掉过头来灭了齐国。可是夫差偏偏不听这些，他非要跟齐国作对，才会造成后来的悲剧。伍子胥对夫差的态度，足见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他始终认为夫差是一个晚辈，常常拿夫差当年夺位时，对伍子胥的许诺说事儿。当年夫差为了上位，曾经许诺将半个吴国送给伍子胥。甚至在夫差不听从伍子胥劝告的时候，伍子胥居然把自己的家人留在了齐国。这显然是要为自己跑路做准备了，夫差又不是傻瓜，他怎么可能不生气呢？所以说伍子胥的结局，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如果他能够细心揣摩夫差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或许结局也不会如此悲剧了。
参考资料：《史记》

出自《史记·伍子胥列传》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

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当代学者张君认为，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他的论据如下：

一、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代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盉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回溯史料，我们发现，在先秦时期的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了伍子胥掘墓鞭尸楚平王的史籍仅有《吕氏春秋》以及《春秋谷梁传》。

《吕氏春秋》：“(伍)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向之耕，非忘其父之仇也，待时也。”

而诸如《国语》《孟子》《商君书》《韩非子》《战国策》《春秋公羊传》等诸多史料中均没有关于伍子胥掘墓鞭尸的记载

《墨子》：“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战国策》：“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卒兴吴国，阖闾为霸”；“伍子胥说听乎阖闾，故吴王远迹至于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

《庄子》：“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

并且，从以上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明确知道，伍子胥只是鞭了楚平王的坟墓，而并未掘墓鞭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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