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时期汉文化对越南文化有怎样的影响?

作者&投稿:那朱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越南前领导人胡志明深受汉文化影响,回国后为何却废除了汉字?~

因为他害怕越南继续使用汉字渐渐的会被中国所同化,这样就不利于自己的领导和统治,因为在历史上越南曾经是中国的领土,虽然最后独立出去,但是在文化上却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所以一旦越南继续使用汉字的话,将会使得越南人民产生怀疑,认为自己依然是中国人,这样就不利于越南的国内稳定。

越南这个国家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在文化习俗上也深受中国的影响,虽然最后他们抛弃了汉字,但是在一些文化习俗上依然和中华文化息息相关,比如说他们都会使用筷子来吃饭。这就是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然而最后却非常害怕被中华文化所影响,才会选择废除汉字,使用越南语。

然而使用越南语给越南的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必要的困扰,因为越南语有很多的意思,并不能表达出来,而且非常的混乱,这也使得很多的越南人受教育水平非常的低。更重要的是越南在一些习俗上其实非常的接近中华文化,比如越南一些边境地区的城镇和农村都会来中国的学校进行学习,所以他们从根本上就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当然也因为两个国家有一些矛盾问题,在当时领土还没有被完全确立的时候,在领土争端上有一些矛盾,所以才会使得这两个国家在后来发生严重的冲突和战争,但是越南悍然入侵中国,也给中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最后中国决定采取对越自卫反击也是非常正常的。

一直到清末都有影响力,反而是我们自己被满清统治的不像汉人了。
看下面这张照片,清末时期的越南,基本上就是明朝时期的翻版啊。

胡朝皇帝胡季犛曾写过这样四句诗:“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群臣”,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广泛影响。除了前述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之外,更能反映这种影响的或许还是汉字和文学。

在古代越南吸收儒学为主的古代中国文化的意义上,汉字起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越南古代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汉字的广泛、长期的使用而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正如越南著名史学家陶维英在其所著《越南古代史》中所说,汉字是“越南的文化宝库”。

越南独立之前,汉字虽已使用了1000多年,但这1000年间越南当地人所撰写并流传于后世的汉文著作,几乎一部都没有。而在独立之后,特别是李朝以后,汉字在越南社会和文化上的作用,却显得更为重要。汉字,不仅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而且成了创造性地发展越南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和重要工具。这显然与李朝之后,儒家学说成为越南封建国家主要的和正统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随着儒家思想的作用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文化在越南的影响与作用也在不断扩大。儒学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推广,更使得每一个读书人都必须努力学习并掌握汉字汉文。

越南独立时期,其哲学、经学、史学等方面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汉文写成的。仅在李朝至陈朝的400多年中,越南学者用汉文撰写的著作就达40多部,其中政法著作有《刑书》、《国朝通礼》、《刑律》、《建中常礼》、《陈朝大典》等;军事著作有《兵家要略》;历史著作有《中兴实录》、《越南世志》、《越史纲目》、《大越史记》等;经学著作和杂记有《四书说约》、《越甸幽灵集》等。黎朝时期,汉文书籍更多。有关史地的著作有《大越史记全书》、《大越通鉴》、《国史实录》、《越史标案》、《安南一统志》等;有关经学的著作有《易经肤说》。《书经演义》、《春秋管见》等;另外还有不少有关刑律、官制。医学等专著。阮朝前期用汉文撰写的重要著作有《大南会典》、《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大南一统志》、《皇越地舆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历朝宪章》、《明命政要》、《南士英华录》、《一统地舆志》以及《安南志》等。

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影响下,越南古代文学特别是文人们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学在思想、意识、风格等许多方面,都有共通之处。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和老庄的清静无为、独善其身以及佛教禅学的顿悟、壁观、安心、随缘之说,始终是主宰越南古代文人的几种主要思想。“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文艺主张也一直是影响文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而抒情精神则是古代越南文人共通的文学意识。

李朝时期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汉文创作的。太祖李公蕴为迁都事颁布《迁都诏》,被视为越南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迁都诏》一开头就引经据典,以商朝自汤王(商的建立者)至盘庚(商代国王)的五迁(盘庚继位时,王室内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严重危机。为了挽救王朝的衰亡,盘庚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此后27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殷。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殷商),周室自始祖至成王(周成王,名姬诵,武王之子,武王死后继位。在位后期,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三徙(xǐ,迁移),作为自己迁都的根据。诏文的最后一段,称升龙“为万世帝王之上都”,不但把升龙最适宜建都的理由说得明白透彻,而且文字也写得十分漂亮,表明越南汉语文学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如同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整齐的美”、“抑扬的美”。

由于受到中国晚唐至北宋禅宗及禅诗的影响,李朝时期,越南佛教禅宗盛行,活跃于文坛的多是佛门诗僧。他们借诗言禅,以禅入诗,创作了许多禅诗,其形式多为七言绝句或五言绝句。这类诗,常以比喻表现禅宗哲理,多写得清新自然,禅味深隐。

陈朝,在汉语文学发展和兴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字喃文学。越南封建社会文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点是文学语言工具的双轨化。这一时期汉语文学的发展与兴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扩大,文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如陈光启、范伍老、陈光朝、阮忠彦、张汉超、朱安、陈元旦等;二是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看,初期作品侧重佛禅(这自然与陈初诸帝好佛有关),中期以后,因为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家文人学士便成为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三是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形式和体裁更为多样化,除了诗、词、文、赋等体裁外,还出现了小说。

陈朝前期的文学,仍以佛学作品和禅诗为主,禅师法螺、玄光等,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僧。除了诗僧,陈朝诸帝也都善作禅诗,比如陈圣宗,他的诗虽不多,但却清逸而有禅意,所作《宫园春日怀旧》诗云:“门空尘掩径生苔,白昼沉吟少往来。万紫千红空烂漫,春花如许为谁开?”陈仁宗不但善于用诗谈禅,而且还撰有谈禅著作,如《僧伽碎事》、《石室寐语》、《禅林铁匙》、《语录》等。

陈朝中、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日益提高,儒家学士主宰文坛,文风与诗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儒朱安著有《樵集》,其诗多为言志之作,诗风淡泊;诗人阮忠彦著有《介轩诗集》,他悼念诗人陈国燧的诗《挽岑楼子》,写得深沉而凝重;文学家张汉超撰有散文《白藤江赋》,被认为是越南文学史上的名篇。赋中,作家发出了“念豪杰之已往,叹踪迹之空留”的感慨。诗人莫挺最为仰慕的是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曾赋诗盛赞陶渊明的品格。他的中国文学修养极高,所作《玉井莲赋》,语言清丽,形象传神,穷极越南文学之美。

在中国六朝志怪(一种以描写神鬼灵异为主的小说)和唐宋传奇(文言短篇小说,情节大多奇特神异)的影响下,陈朝出现了第一部用汉语创作的、以当地社会为背景的小说《越甸幽灵集》(李济川编著)。小说讲述了自士燮以来越南历史上英雄豪杰、烈士义女的故事,颂其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故以《越甸幽灵集》名之。

黎朝时期是越南古代文学的成熟期,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一批大作家,其作品足以代表越南古代文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这批作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是黎朝初年的阮鹿(zhì)。

阮鹿(公元1380~1442年)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曾协助黎利建立后黎朝,因有功被封为冠服侯。在古代越南,阮鹿有“文圣”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尊他为世界文化名人,并曾于1980年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黎朝初年的文献,大多出自阮鹿之手(辑为《军中词令集》及《兰山实录》等行世)。他的《平吴大诰》(诰:gào,古代一种告诫性文章),尤为越南人所称道,甚至被誉为“千古雄文”。诸文写得气势磅礴(pángb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阮鹿也是杰出的诗人,留有汉文诗集《抑斋诗集》和《抑斋遗集》以及喃字《国音诗集》。他的汉文诗感情深沉饱满,语言清新流畅。晚年,阮麋因不满黎朝的腐败政治,曾一度归隐,其《归隐昆山感作》诗云:“一别家山恰十年,归来松菊半萧然。林裹有约那堪负,尘土低头只自怜。乡里才过如梦到,干戈未息幸身全。何时结屋云峰下,汲涧烹茶枕石眠。”最终,阮麋遭诬陷遇害,有《狱中诗》存世。写得极为沉痛。所著《国音诗集》,收有254首喃字诗,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喃字诗集。

黎朝前期的皇帝也都善于作诗,其中尤以圣宗黎思诚(公元1442~1497年)成就最大,堪称黎朝第二位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汉文诗文集有《明良锦绣》、《琼苑九歌》、《古旧百咏》、《春云诗集》、《文明鼓吹》、《珠玑胜赏诗集》等6种,虽多以歌颂封建王朝盛治、宣扬封建伦理为主要内容,但内中也不乏吟咏风物的佳作,其诗声律严谨、风格清新、状物细腻,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越南古代文学产生过影响。

黎朝第三位有影响的大作家是阮秉谦,著有《白云诗集》,诗作多达千首,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儒家士大夫的志趣。其诗不事雕琢,明白晓畅,易为人们所接受。郑陈琨(公元1710~1745年)被视为黎朝第四位有影响的大作家,他曾出使中国,尤善作汉文诗。其中以描写妇女命运为主题的长诗《征妇吟曲》,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天地风尘,红颜薄命,悠悠彼苍兮谁造因?”(开篇第一句)的主题。这首长达477句的乐府诗被视为“越南第一流奇书”。后来,越南学者黄克用把这首诗译成了法文,高春泰又把它译成了英语,使其蜚声于国际文坛。

阮朝前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法国侵占越南之前),越南古代文学依然有所发展,儒生文士的作品,仍以汉诗汉文为主,但喃字文学更为成熟。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阮攸(yōu,公元1765~1820年),其汉文造诣很高,在越南有“诗圣”之名,传世作品有《清轩诗集》、《南中杂吟》等。1813年,阮攸曾出使中国,经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抵北京,又经河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回国,历时一年余,写成《北行杂录》131首,歌咏沿途风景名胜,品评中国古代人物,抒发个人情怀感慨,显示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

也正是在杭州时,阮攸有机会读到青心才人编著、金圣叹批点的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又名《双奇梦》、《双欢心》),深为良家女子王翠翘多年沦落风尘却始终不负金郎的故事所感动。回国后,他以此书为蓝本,写成长达3254行的六八体同名长诗(又名《断肠新声》),通过对王翠翘流落青楼十余年悲惨遭遇的生动叙述,反映了越南封建社会的现实。全诗词藻哀婉,音韵凄绝.在语言运用和人物塑造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一时期越南的重要作家,还有阮辉似、阮浃、阮公著、阮文超、高伯适等。阮辉似(公元1743~1790年)借鉴中国小说《花笺记》创作了六八体喃字长诗《花笺记》。全诗共1886句,在熟练运用中国典故的同时,又保持了18世纪越南语的精华,也是越南重要的古典名作。阮浃终生隐居不仕,著有《罗山诗集》,诗风质朴,清雅脱俗。阮文超和高伯适以及阮朝宗室的松善王、绥理王均负文名,嗣德皇帝曾赋诗称赞说:“文如超适无前汉,诗到松绥失盛唐”,这虽是过誉之词,但却可见当时四人的文名之盛。

纵观黎朝后期和阮朝前期越南文学三大名作《征妇吟曲》、《宫怨吟曲》和《金云翘传》,可以看到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均以妇女命运为主题、通过妇女命运反映社会生活。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南还出现了一批颇有才情的女诗人。如段氏点、胡春香、王忻、清关县夫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女诗人是极具叛逆思想的胡春香,她激烈地抨击多妻制“与人共夫害煞人”,要求维护妇女的地位和权利,以使她们摆脱“苦头吃尽甜头无,无偿为人作奴仆”的地位。她的诗文大多散佚,今仅存《春香诗集》,收诗50首,均是喃字文学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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