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几策》中的《审敌》篇

几策的作者简介~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同科高中进士。仁宗皇帝高兴地曹皇后说：“朕今日得到两个宰相。”苏洵将自己所作论文呈献给仁宗，受到称赏，皇帝以十国之礼破例召见了三苏父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当时称苏洵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父子并称三苏。欧阳修有一段精彩的话赞扬三苏父子：“书即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1060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省）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100卷。书成不久，于治平三年（1066年）病逝于京师，英宗追赠光禄寺丞，并敕官府派船将其灵柩运回四川，葬于眉山眉安镇乡可龙里，后又追赠“文安公”。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散文对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用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全面的论述，具有纵横雄辩之风。他说他做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文笔间颇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丁深微而后丘”（《故霸州义安县义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情深，孟、韩之温淳，迂、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钟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苏洵的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他”。其政论之文古朴简劲，言辞锋利。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侍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人大都失遗，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祐集》15卷、《易传》3卷等。

康震：苏洵早年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名落孙山了。他知道自己不适合读那些为了科举考试而机械记诵的学问。于是就游山玩水去了。后来，在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为什么其父苏序一点也不着急呢？因为这个父亲了解儿子。

中原是内，四夷为外，如果忧患在自己国内的话那就是祸患的根本，如果忧患在于外夷的话那就只是祸患的末枝。而天下如果没有内忧的话必定就会有外患。如果根基已经固定了，那么何不放开那些末枝来休息呢？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古时候夷狄之患只是外忧，而现在夷狄之患则就成了内患了。放开那些末枝问题是可以的，但我不认为现在的夷狄之患只是末枝问题。古时候，夷狄的情势是：当他们的势力非常弱小的时候，他们就对中国俯首称臣，当他们的势力比较弱小的时候，他们就逃遁，当他们的势力大大强盛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侵犯，当他们的势力比较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抢掠。我们兵士精良，食物充足，将领贤能，兵士勇猛，那就不能患及中原，像这样的情势说他们是外忧还是可以的。如今的那些蛮夷，不要希望他们能够臣服或者逃遁，即便是想要让他们的欲望只止于侵略抢掠之事也是不可能的了。北方的胡人骄纵恣睢，时间已经持续很久了，他们每年都要向中国索取金币丝帛数十万两之多。以前的时候，西羌发生叛乱，

他们对中国出言不逊，而天子仁慈，不忍心让边境的人民陷于战争之苦，没有予以打击，导致胡虏一天天的更加骄横，而索要的财物也越来越多，一直到今天总数已经有了数十百万之多却依然没能满足他们的贪婪欲望，他们将中国看做是他们在外面存贮财物的府库。但是，从形势来看他们所想要的又不止于数十百万了。一旦向他们进贡的财物增多，那么在国内征收的赋税也就不得不加重，一旦赋税加重，百姓就会受到摧残。因此虽然名义上是为了息战安民，而事实上却是不想让他们死却让他们活着受摧残。名义上是外忧，事实上却是内患。外忧不除，圣人尚且会感到羞耻，如今面临内忧却不为之谋划去除，我不知道这个样子天下将如何长久地保持安定并且不发生叛乱呀。
古时候，匈奴人强横的也不过是冒顿而已，在经过暴秦的残酷统治和剥夺之后，又经过楚汉间的战乱纷争，中国的势力迅速衰弱。以如今的形势来度量，他们应当由此而进犯中原，如同大水冲来，那些被蚂蚁蛀过的堤岸将会很快被冲击溃决一样，但是他们最终没有越过自己的边界来侵占我们的土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中国国势的强盛，确实要比匈奴强上一百倍，虽然汉朝是在经历过重重磨难之后新建立起的国家，但尚且足以制服他们。而五代的时候，中国没有统一的君主，后晋石敬瑭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勾结匈奴，自称儿皇帝，并割了幽燕之地给匈奴，让他们的势力得以进一步扩大。等到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大臣发动叛变，匈奴率领全部军队来侵犯中原，在强大声势的恐吓下，他们兵不血刃就攻下了京师，天下人都蒙受他们的残害。从此以后匈奴便开始有了轻视中原之心，认为中原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获取到的。等到我大宋景德年间，他们又兴兵大举来犯，真宗皇帝亲自督战，只打了一仗，暂时阻止了他们的进攻之后，便求和，就和他们签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一旦取得了就会安于现状并习以为常，一旦习以为常就容易导致失败，一旦失败了就会引起反思和惩鉴，一旦反思惩鉴了就会再次取得胜利，这是人之常情。匈奴因为战胜过后晋而将胜利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便有了景德年间战争的失败，而一旦他们对景德之败进行反思惩鉴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将会取得怎样的胜利，很是为之担心呀。
虽然是这样，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故，这是什么原因呢？匈奴的谋策必定是这样的：即便我能够百战百胜，人屈服于我，但我也要为此付出战争的辛劳。不过派遣一个使者到中国去，表面上加以欺凌，趁势进行勒索，每年就能得到金钱数十百万。如此这般数十年之久，我便能增加数百千万的钱财，而同时中国也就损失了数百千万的钱财。我国一天天更加富有，而中国则一天天更加贫困，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有作为了。北狄人生下来就被称为犬戎，犬的本性是，将骨头扔在地上，它们就会发出狺狺的声音相互抢夺打斗。狗的常态现在却不是这样，如今我们的边境难道不存在他们可以进犯的机会吗？假如他们来犯的话，大的话可以夺取一个郡县，小的话也足以杀掠数千人，而他们之所以不动心，就是因为他们的志向不仅仅在于此呀。他们将会积蓄力量，养精蓄锐等待可乘之机，以实现他们大的欲望，因此他们不忍因为小利而败坏了长远的谋划。古人说过，要在敌人势力尚且弱小的时候果断出击，而不要让其势力得以强大以致后患。如今匈奴的势力正在一天天地迅速增长。如今只以怀柔政策对付他们，希望他们最终不会发动大的变故，这不也是很糊涂吗？并且中国现在竭尽人民的财力物力，以满足匈奴的贪欲，还惶惶然不可终日，害怕一物不称匈奴的心意，不敢有所拒绝。但是以我来看，如今中国所处的形势虽然万万不像当年石敬瑭后晋治国时一样给匈奴以可乘之机，而匈奴的力量虽然能够进犯边境，但如今的数十年间，我国一定会没有边境之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不是因为匈奴畏惧我国，而是因为他们的图谋不在于犯边。他们的图谋不在于犯边，而他们的力量又不够让他们为所欲为，于是他们便会害怕一旦和我国断绝了交好，便会失去我国给他们的丰厚的财物。但是他们又很骄横不肯有一点屈服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的意图是想要先索取然后再加以巩固。鸷鸟在将要出击的时候，一定要先隐藏好自己的形体。以前冒顿想要攻打汉朝的时候，汉朝的使者到达匈奴以后，他们就将壮士和健马都藏匿起来以麻痹汉朝。因此兵法上说：“词卑者进也，词强者退也。”如今匈奴君臣，一个个全都虚张声势以向我们夸耀，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发动战争，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阖庐入楚是借助了唐、蔡两国的力量，勾践入吴也是借助了齐、晋两国的力量。如果匈奴果真想要和我国交战的话，以前陕西发生过元昊之叛，河朔发生过王则之变，岭南也出现了智高之乱，这些都给匈奴以可乘之机，但是他们始终不战，那么他们志不在战，这一点又很明确了。唉！他们不想发动战争，而我们就不和他们交战，那样他们的志向就得逞了。兵法上说：“用他所能做的，实行他想得到的，废弃他所做不到的，对于敌人反对这样做。”现在没有和这不一样的吗？而匈奴的力量，既然不能够为所欲为，而那种夺取一个郡县，杀掠数千人的小利又不能让他们动心，那么我们不向他们交纳财物就好了。如果不向他们进贡财物，他们一旦质问，我们就能对他们说：“你对我们国家做出了什么贡献吗？每年都想得到我们的财物是不可能的，我们所有的只是一战罢了，想要财物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样，天下人一定会说：“这是愚蠢人的主意呀。天下人谁不知道向他们进贡对自己有害而不向他们进贡对自己有利呢？还是形势不得不如此呀。”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如今狄夷侵犯我国的这种形势，如同汉初七国共同叛乱时的形势一样。以前汉高祖急于要灭掉项羽，便将数千里的土地都分封给诸将，封他们为王。等到项羽死，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候，诸将所占有的封地也都不可削弱了。在那个时候，并非姓刘却是王的有八国之多，高祖畏惧他们以后会发生叛乱，便又封了吴、楚、齐、赵等同姓之国以钳制他们。而等到韩信、彭越等这些人全都被诛杀以后，吴、楚、齐、赵的国力强盛反倒无法控制了。在那个时候，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但他们实际上都有称帝之心，接着胶东、胶西、济南也都跟从他们而起。于是擅自封人以爵位，赦免人的死罪，乘着皇帝才能乘坐的黄屋盖车出行，派出刺客公然锥杀辟阳侯审食并派刺客到京师行刺。当时他们的罪行已经是彰然大白于天下，势力咄咄逼人。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依然逍遥自得，仿佛这些都不值得忧虑，月内不考虑年内，早上不考虑晚上，依然恭敬安抚，和悦自身，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国家的存亡，幸好没有发生大的变故。
等到了孝景帝的时代，出现了谋臣晁错，才开始提议削弱诸侯的封地以减少他们的权力。天下人都说：这样一来，诸侯一定会起来叛乱。晁错说：“是的，但是削弱他们时他们会反，不削弱他们，他们也会反，削之而反的话祸端会小一点，不削而反的话祸端反而会更大。我担心还来不及将他们削弱他们就反了呀。”当时天下人都说晁错愚蠢。唉！人们都希望七国之祸能够避免发生。然而与其时间一久祸患反而更大，反倒不如短时间内就发生但是祸患比较小的好。用小的祸患来避免大的祸患，这样的道理即便是三尺高的小孩子也是知道的，但是人们之所以不赞同晁错的意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以后的时间里势必会发生祸患。也有的人知道以后一定会发生祸患，却度量自己不会等到祸患的发生，就说可以将希望寄托给后人，想要以此来求得幸免。但如果说晁错只是为自己谋划的话，那么他的提议是很愚蠢的，但如果从天下生民的立场来看，他的提议就是大大的明智呀。人君又怎么能够不为全天下人的利益图谋，却只顾为自己谋划呢。如今匈奴势力的强大并不比当时七国的势力小，而天下人又采取了七国时的决议，因循守旧，一直维持到今天，并且认为是天下太平无事。而我则认为安定天下的大计应当是不向匈奴进贡财物。不向他们进贡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很快发生叛变，但引起的祸患却比较小，如果继续向他们进贡的话那么他们发生叛变的时间将会推迟但引起的祸患却会很大。与其害怕祸患很快会发生，还不如害怕祸患将会很大。与其希望祸患发生的晚一些，不如希望祸患发生的小一些。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如同坐在了一条破旧的船中，与其一直坐在上面随着它渐渐地沉入深渊之中，不如在船刚刚下沉的时候就赶紧离开它，以求能够自己逃生，如果不这样而继续在船上的话，那就是自求被淹没溺死呀。圣人在忧患还没有萌生出来的时候就将它除掉，然后就能够转祸为福。如今局势已经很不幸地成为这个样子了，而对那些近忧小患又心存忌惮不敢将其解决，那么以后的远忧大患将会始终不能够去除呀。

赤壁之战的时候，只有周瑜和吕蒙知道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对于是否要发动伐吴之役，也只有羊祜、张华认为是可以的。而那些高瞻远瞩、深远宏大的计谋，原本就不会和庸人的意见相合，这就是晁错之所以被别人认为愚蠢的原因。虽然是这样，晁错的建议也还是存在缺憾和不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晁错知道七国必定会发生叛变，却没有想出计策如何对付他们的叛变。等到太行山以东变乱发生的时候，关内局势也为之动摇。如今匈奴之患，又没有七国之难那样难以控制。七国叛乱的时候，中原的一半土地都沦为敌国之手，而匈奴发生叛乱，中国的土地却能够得以保全，并且又比较容易想出对付他们的谋略。那么对他们的谋略是什么呢？说：匈奴的伎俩不过有三：一是声，二是形，三是实。匈奴以为中国一贯怯懦，认为我们不敢和他们对抗。并且他们想要巩固之前所得到的好处，以得到丰厚的财物来壮大他们的势力。如今我们一下子将所给他们的财物断绝，他们必定会说：发动战争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如坐着不动就得到中国的进贡更为有利。华人一贯胆怯，我们可以先在声势上威胁他们，那样他们就会重新向我们进贡了。于是就远近扬言：我将会在某某天围攻某地，在某某天攻打某地，这样就是所谓的声。我们只需下令给边境上郡县的士卒们，让他们偃旗息鼓，就像没有听到他们的宣言一样不动声色就可以了。如果他们看到声势不起作用的话，就会使出形的计策。他们将会清理道路，剪除荆棘杂草，这样一来人们多半就会认为是兵临城下了，这就是所谓的形。我们只需在深沟处加固壁垒，清除田野的作物，就像没有看到他们的举动一样不动声色就可以了。他们看到形又不能得逞，其技也就止于此了，于是就会厉兵秣马和我们实战。而一旦和他们实战的话，是能很容易地将他们攻破的。他们的计策一定是先用声和形，然后才会真正发起战争。之所以用声和形，是希望能让我们感到害怕而重新向他们进贡以求和。而真正发起战争却又是出于不得已而战的，以求侥幸得到一时的胜利。武力只能对怯懦的人起作用，却不能对智慧的人起作用。如今那些大声叫嚣、四处跳跃炫耀的人，就是世人所谓的善斗的人。虽然是这样，只要积蓄力量去对付他们，未必不能取得胜利。大声叫嚣，就如同匈奴所用的声，四处跳跃炫耀，就如同匈奴所用的形。如果别人没有准备的话，那么声和形也能够在乘人不防的时候猝然发挥作用，如果别人已经有了准备的话，他们的声和形就会没有地方发挥作用，因此也就不能够得胜。韩许公在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时候，李师古妒忌韩许公的治军严整，便派遣使者去说：“我将要借道去讨伐滑。”韩许公便说：“你能够越过我的辖界去做强盗吗？我将会在此严阵以待，你就不要说假话使诈了。”滑军向韩许公告急求救，韩许公派遣使者去说：“有我在这里，你一定会安然无恙。”有人告诉韩许公说，李师古的军队正在清理道路，剪除荆棘杂草，军队就要到来了。韩许公说：“军队真的要来的话就不会清除道路了。”李师古的诈计全都用尽了，便拖延时间逃遁了。因此我说：如果他们的用声和用形都不能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他们的本事也就用完了。一旦和他们交起战来，很容易就能将他们打败。如今匈奴的君王是新继位的，存在内患，料想他们现在是很容易被打败的。邻国的大难，正是我国成就霸业的资本。并且这机会是上天赐予的，如果不抓住它，就将受到危害。贾谊说过：“大国的君王，年纪都还弱小，汉代便设置了傅相来辅助他管理政事。过了数年以后，等到他到了加冠之年，血气方刚，意气风发，开始执掌朝政，而傅相便以老病之由被赐罢职还乡。如果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就想安定天下，那么即便他有尧舜之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哎呀！这就是七国的形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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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15734216025： 苏氏三父子中苏洵和苏辙的传世名作有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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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杭盐酸： 练兵秣马 [ liàn bīng mò mǎ ] 生词本 基本释义 详细释义 [ liàn bīng mò mǎ ] 训练士兵,喂饱战马.指作好战斗准备.出 处 宋·苏洵《几策·审敌》:“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