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写的理想和流沙河写的理想有什么不同?

作者&投稿:常贸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易彬在《悲观的终结》中引用郑敏《诗人与矛盾》中的一段话:“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常自责的敏感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作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易彬接着写道:“她说得对,这是穆旦晚年诗歌最大的现实性问题。”(18)也就是说,易彬认同晚年穆旦变得“凄凉而驯服” 的看法。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易彬在《悲观的终结》中引用郑敏《诗人与矛盾》中的一段话:“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常自责的敏感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作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易彬接着写道:“她说得对,这是穆旦晚年诗歌最大的现实性问题。”(18)也就是说,易彬认同晚年穆旦变得“凄凉而驯服” 的看法。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易彬在《悲观的终结》中引用郑敏《诗人与矛盾》中的一段话:“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常自责的敏感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作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易彬接着写道:“她说得对,这是穆旦晚年诗歌最大的现实性问题。”(18)也就是说,易彬认同晚年穆旦变得“凄凉而驯服” 的看法。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语文报上的吧,偶也不知道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

穆旦写的理想和流沙河写的理想有什么不同?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

理想 流沙河 赏析
流沙河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诗人。1957年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发表了他借物咏志的《草木篇》,深受读者欢迎。“反右”时期流沙河又因《草木篇》为“大毒草”获罪,1966年被逼回乡做锯木工,太多经历给了诗人更多思考,也给了诗人一种为理想而执着追求的独特个性。对人生的思考、对理想的追求使诗人站在了一个更...

理想 流沙河 赏析
一个人想发财,想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不是诗人所说的理想,即使通过正当手段发财致富也不是诗人所说的理想,更不必说,用非法手段去攫取钱财了。为崇高的社会理想而奋斗,就顾不得个人发财,也顾不得种种个人利益,他所获得的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幸福感,理想实现后的喜悦,牺牲的是其他个人利益。7....

理想 流沙河 教案 有重点句子的含义
1、诗人所说的“理想”,是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为社会进步、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理想。树立理想,拥有信念,拥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幸福感,是获得,而这一切又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他要牺牲个人利益,他要抛弃黄金梦,所以又是一种牺牲。2、“不幸”就是指“被误解的寂寥”和“酸辛”。上下两句意思是...

流沙河诗集 理想的意思
由此看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理想。一本词典上说:“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一本词典上又说: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设想。那么诗人流沙河又是如何诠释理想的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流沙河的〈〈理想〉〉这首诗。请翻到地七课。 二、进入新课: 师:请同学们看一下...

理想 流沙河
6 理想 课文研讨一、整体把握这首诗多的是“是字句”,多的是“使字句”,一连串的“理想是……”,一连串“理想使……”,大赞理想的意义。最后一节说“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希望人们树立远大理想,为理想而努力奋斗。总而言之,这首诗是说,人生一定要有理想。诗人从多种角度赞美理想,一连串形象的比喻,蕴...

《理想》流沙河后面的的二大思考题比喻句怎么写?
社会是逐步发展的,理想也是逐步提高的。一种需要满足了,就会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理想。反过来说,理想逐步提高,也使社会不断进步。这一节的标点值得注意,第一行,第三行,句末用分号,句号只有两个,两个句子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饥寒、温饱、文明,是从生活状况来说的。离乱、安定,是从社会秩序...

理想 分段赏析
流沙河-《理想》从哪几个角度来写理想从第三节开始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评论 收起 匿名用户 2009-10-06 展开全部 第一部分(第1节)总说理想的意义(方向性意义)。——理想是:石、火、灯、路,四个“顶针”比喻,形象说明理想是前进的方向。 第二部分(第2—11节)分说理想的意义...

流沙河的 理想 的主要内容
前两个比喻,从星星之火,到点燃熄灭的灯,说的是理想传播的过程,例如李大钊等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是星星之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有如一盏明灯了。 2.第2节诗是说,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理想,理想有时代性,对吗?除此之外,还包含什么意思? 说得对。理想有...

颍州区19824011655: 穆旦写的理想和流沙河写的理想有什么不同? -
睢子保婴: 共同点:都是表达对理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追求,以及呼吁鼓励人们在心中树立伟大理想,为理想而奋斗!不同点: 流沙河的是用正面描写,穆旦的是反面阐述

颍州区19824011655: 读了流沙河的《理想》和穆旦的《理想》后有什么启示 -
睢子保婴: 简短来说是:我们要在心中树立伟大理想,对理想持之以恒,不懈地追求,为理想而努力奋斗. 话说这个感想是要写多少字啊.

颍州区19824011655: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相同之处? -
睢子保婴: 他们都是通过事例写出了理想,写出了理想的重要性

颍州区19824011655: 穆旦与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不同 -
睢子保婴: 使用的修辞手法不同,题材不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相同.

颍州区19824011655: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表达的共同主题是什么? -
睢子保婴:[答案] 对理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追求,以及呼吁鼓励人们在心中树立伟大理想,为理想而奋斗!

颍州区19824011655: <理想>穆旦与<理想>流沙河有何异同点 -
睢子保婴: 流沙河的是用正面描写,穆旦的是反面阐述

颍州区19824011655: 穆旦的理想是从什么角度说明理想的作用的?流沙河的理想是从什么角度阐述理想的意义的? -
睢子保婴: 穆旦的理想是从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的角度说明理想的作用.流沙河的理想是从理想对人生、对社会的重要性,号召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坚持不懈地为理想而奋斗的角度阐述理想的意义.

颍州区19824011655: 《理想》穆旦 -
睢子保婴: 个人看法:前三节的含义:前三节主要运用了几个比喻的修辞手法,表明了没有理想的人对生活和现实是充满绝望的,而他们本身也是毫无希望可言的,体现出没有希望的人的可悲,强调了理想对人的重要作用.前面用了几个比喻来形容没有理...

颍州区19824011655: 穆旦.流沙河的<理想> -
睢子保婴: 流沙河的是用对比角度来写的,穆旦的是通过侧面来写的

颍州区19824011655: 《理想》阅读题中的!《理想》这首诗主要讲了些什么?就是流沙河写的那首.理想 作者 流沙河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 -
睢子保婴:[答案] 1.主要讲了理想的真正意义,并且说明理想是人生道路上不可少的东西. 2.都是说了理想是要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3.理想的前进方向. 4.理想真正带来的东西和动力. 5.希望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之奋斗.

本站内容来自于网友发表,不代表本站立场,仅表示其个人看法,不对其真实性、正确性、有效性作任何的担保
相关事宜请发邮件给我们
© 星空见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