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有没有像元朝一样有等级制度?

作者&投稿:师群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金朝是否与元朝一样有等级制度?~

有的.
不管哪一个王朝,都有等级制底.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等族制度吧.
其实,这两个朝代,不管哪一个,
汉人都在脚底下,最底层的.

唐武宗平昭义之乱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八十年代初,有人根据赵子砥《燕云录》的记载,首次提出金朝存在着五个民族等级,即女真、渤海、契丹及奚、汉人、南人。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但我以为,以上五个民族等级并不能正确地反映金代民族政策的全部内容,对金代各民族的不平等地位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与元代相参照,金代的民族等级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并非法定的。在元代文献中虽然也找不到划分民族等级的明确记载,但从《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书中所载有关敕旨条令来看,当时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元代的四等人制是法定的。而金代的情形则大不相同,金代文献中并没有相关的法令性规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代民族等级的情况乃是由南宋人总结出来的。 第二,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只能代表一个时期内的民族政策。我们知道,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始终存在的,从元初至元末,各个民族的地位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金代的五个民族等级则只是反映了金初的情况,前引两条史料都是如此。金代的民族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太祖至熙宗时代,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最为明显,海陵王以后,民族畛域逐渐淡化,五个民族等级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并未从此消失,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1 女真人 金代前期的民族歧视主要表现为女真、渤海、契丹(奚)、汉人、南人五个民族等级的不平等地位~海陵王至世宗时期,金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人地位的上升与汉人、契丹及奚人地位的下降,使得各个被统治民族的等级界限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了,然而表现在女真人与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却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 女真是金代的统治民族,金朝统治者历来强调女真本位意识,强调金的正统地位,尤其忌讳汉族人民将女真视为外来民族。章宗时,“禁称本朝人及本朝言语为“蕃”,违者杖之”。明昌六年,章宗对宰执们说:“凡言女直进士,不须称女直字。卿等误作回避女直、契丹语,非也。今如分别户民,则女直言本户,汉户及契丹,余谓之杂户。”“女直进士” 即策论进士,章宗主张去掉“女直”二字,是为了突出女真的主体民族意识。“本户”的提法也是同样的用意,金朝习称女真人为女真户,汉人为汉户,契丹人为契丹户等,而章宗主张以本户代替女真户的称呼,其他如汉户、契丹户等仍旧,这样就将女真族与其他被统治民族的主次轻重区别开来了。 金代女真贵族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民族偏见。熙宗皇统五年,朝廷将大赦天下,女真臣僚均主张“覃恩止及女直人”,唯尚书左丞宗宪表示反对,于是才修改赦文,使各族人均沾。《金史》卷四《熙宗纪》载,皇统八年十一月,“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吏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所谓“本国人”即指女真人,宗贤等人主张连地方官都只用清一色的女真人,可见女真权贵对其他民族的猜忌和成见何其深。民族偏狭心理的另一面表现为对女真人的纵容和偏袒。大定二十六年,世宗对大臣们说:“亲军虽不识字,亦令依例出职,若涉赃贿,必痛绳之。”太尉、左丞相徒单克宁答以“依法则可”,世宗听出了克宁的弦外之音,于是又说:“朕于女直人未尝不知优恤。然涉于赃罪,虽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 2 渤海人 渤海族在金代的民族关系中享有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根据宋人所总结的金代民族等级的状况,渤海仅次于金朝的统治民族女真族,其地位优于其他各个被统治民族。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渤海与女真族源相同,他们都同为靺鞨人的后裔,渤海源于粟末靺鞨,女真出自黑水靺鞨。金朝统治者对两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非常看重,视为怀柔渤海人的一个天然机缘。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就宣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以此号召渤海人加入女真的反辽同盟。渤海在辽朝深受民族歧视,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也是他们与女真人易于投合的一个原因,所以女真建国后,渤海人便纷纷前来归附。宋人对渤海在金朝所得到的优遇是这样解释的:“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故此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 为了巩固女真-渤海政治联盟,金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选取辽阳渤海望族女子作为宗室诸王的侧室,《金史》卷**《后妃传下》云:“天辅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姿德者赴上京。0 与女真皇室联姻的主要是辽阳大氏、李氏、张氏三支渤海右姓,从太祖至世宗朝,他们与宗室累世通婚,以致在金朝的九位皇帝中有三位都是由渤海人所生,这就是海陵王、金世宗、卫绍王。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政治联姻密切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使渤海人在金代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得以长期保持。但金朝对渤海的政策在各个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金代前期,渤海人尚未能够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在政治上影响不大。海陵、世宗两朝是渤海人的鼎盛时期,大 、张浩在海陵朝都官至宰相,其中张浩从贞元三年至正隆六年独任首相七年,为金代所仅见~而世宗朝共四位尚书令,其中有两位都是渤海人。大定后期,渤海人集团卷入了皇室内部的继承权之争,结果陷于失败,章宗即位后,遂一反海陵、世宗重用渤海人的政策,逐步清除宗室内的渤海人势力,从而致使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间长期形成的联姻关系陷于破裂。金朝后期,渤海人在政治上遭到女真统治者的排斥,其政治影响已经十分有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上层人物与女真统治集团的矛盾并未使这两个民族交恶,金朝治下的渤海人始终是驯服的,从来没有任何反抗行为,因此其民族地位也就相对比较稳定。 3 契丹人和奚人 契丹与女真的关系是金代民族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契丹是辽的统治民族,驾驭这些前朝遗民对女真统治者来说绝非易事,金朝的契丹人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他们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抗,金对契丹的政策也随着两族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金朝灭辽之后,紧接着便南下攻宋,金宋矛盾上升为当时主要的民族矛盾。出于对宋廷联结女真攻灭辽朝的宿怨,许多降金的契丹人都积极参与了对宋战争,在宋金的对立和斗争中,契丹人变成了女真坚定的同盟者。因此,从金初民族关系的总格局来看,契丹人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汉人”和南人。宋人关于五个民族等级的总结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契丹与女真关系的恶化,是由正隆、大定间发生的契丹人的大起义造成的。正隆间,海陵王为准备南征,在全国各地强制签军,这一措施遭到了契丹人的强烈抵制,并成为这次起义的导火索。正隆**月,起义首先在西北路爆发,并很快蔓延到西京、北京、咸平府、上京等路,“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直到大定二年九月,历时一年半的起义才被金世宗镇压下去。 由于这次起义参与人数众多,涉及范围很广,从而导致金朝对契丹人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世宗平叛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废罢参与叛乱的契丹猛安谋克,而将“其户分隶女直猛安谋克”。后来发生的一起偶然事件,促使世宗对契丹人采取更严格的控制手段。大定十七年,遣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巡边,随行的契丹押剌四人趁机越界逃奔西辽。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存在了80年之久,对金朝及其治下的亡辽遗民来说,西辽始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此事对世宗震动很大,为防止西北路的契丹人与西辽交通,世宗决定把他们迁往辽东。是年,“徙西北路契丹人尝预窝斡乱者上京、济、利等路安置” …。然而契丹人的东迁却为金末耶律留哥之乱埋下了祸根。世宗对契丹人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段对话中看得很清楚:一次,世宗对朝廷臣僚谈及契丹人时说道:“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 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回答说:“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 世宗又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随着金朝民族政策的变化,契丹人的民族地位明显下降了。如果说金代前期民族矛盾的焦点是女真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的话,那么金代中期女真与契丹的矛盾则显得更为尖锐。 卫绍王即位以后,蒙古的崛起对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同时北方的契丹人也渐有不稳定的迹象,为防患于未然,金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契丹的控制。《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云:“元太祖起兵朔方,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 这种严密的防范措施更坚定了契丹人的叛意。大安三年,蒙古南下攻金,契丹千户耶律留哥趁机在隆州举兵反金,契丹人闻讯纷纷前来归附,很快就众至十余万。世宗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耶律留哥的抗金斗争一直持续到兴定四年才告结束。 奚族与契丹同出于东胡,“异种同类”,因此奚人在辽享有“拟于国族”的优遇。奚王族与宗室耶律氏累世通婚,史称“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自辽以来,奚与契丹间的民族融合十分明显,以致到了金代,人们已难以确定某些奚人的族属,即使明知其为奚人,也往往以契丹人视之。如《金史》卷九一《萧怀忠传》称“海陵意谓怀忠与萧裕皆契丹人,本同谋”,而萧怀忠与萧裕却都是奚人,这在《金史》里有明确的记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金朝对于奚和契丹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民族等级。 金代前期,奚人与女真统治者的关系比较融洽,在政治上也较易受到重用。海陵朝是奚人政治势力最强盛的时期,有两位奚人官至宰相,一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萧玉,一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萧裕。但贞元元年的萧裕谋反事件导致了与女真关系的危机。萧裕曾协助海陵王夺取皇位,后又为海陵清除政敌,设计杀太宗、宗翰子孙,因此深得海陵信任,被任命为右丞相。“裕弟萧祚为左副点检,妹夫耶律离剌为左卫将军,势位相凭藉”,一时权倾朝廷。萧裕因看到海陵王性好猜疑而感到十分不安,于是暗中联络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五院节度使耶律朗等进行谋反活动,这些人都是奚人或契丹人。这一叛乱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就被粉碎了,预其反谋者均被处死,牵连者甚众。奚人的政治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正隆末至大定初,许多奚人部族卷入了契丹人的大起义,这使奚与女真的关系更加紧张。世宗以后,奚人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金朝统治者的信任,因此再也无法跻身于高层官僚,大定三十年间,奚人职位最高者是两名正五品官员。奚族的政治社会地位从此衰落了。 4 汉人:指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金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即有意识地对“汉人” 和南人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在科举制度上实行“南北选” 。太宗天会六年,初创南北选,北人(汉人)试诗赋,只试一场,南人试经义,依南朝法试三场,“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人,取五百七十一人” …,两者的比例表明是时在科举取士上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又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 载,熙宗天眷二年,北选进士200人,南选150人~皇统二年,北选100人,南选150人。单从录取人数看,南选与北选彼此约略相当,但如果考虑到南人的应试人数大大多于“汉人” 的因素,其中的倾向也就很清楚了。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女真权贵在科举上对南人的歧视。 在金初之所以能享有高于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女真统治者对他们的信任和倚重是分不开的。由于“汉人” 长期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比起南人来更容易接受女真人的政权~加上燕云地区自唐末以来数易其主,人们的政治态度一般都较为灵活。金代辽后,他们便转而效忠于女真统治者,并积极支持金朝南下灭宋,在金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定十四年,诏定开国功臣21人、亚次功臣22人,其中的非女真人只有5名,一为渤海人,一为契丹人,其他3人都是“汉人”,刘彦宗列开国功臣第18位,韩企先列开国功臣第21位,韩常列亚次功臣第 21位,而南人则一个也没有。这表明金朝统治者对“汉人” 在金初的政治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韩企先本不在开国功臣之列,世宗特意提出将他增补进去:“衍庆宫图画功臣,已命增为二十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汉人”在金初的政治地位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但金朝统治者对“汉人” 也并非一概予以信任和重用。宋宣和五年至靖康元年,燕京六州之地曾一度归宋,在此期间,不少“汉人” 有过仕宋的经历,金朝对这些人就在政治上进行压制,太宗天会十年创立的磨勘法便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据宋人记载说:“是春,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谕枢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迁秩冒滥,命西京留守高庆裔参主之,夺官爵者甚众。” …从这条史料中看不出立磨勘法的底蕴所在,但《金史》 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其一是涿州人赵元,赵曾从郭药师降宋,为药师掌机宜文字,后又降金,天会间,同知蓟州事,“其后朝廷立磨勘格,凡尝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在磨勘中” ~其二是易州人张通古,张本为辽进士,宣和间入宋,后又归金,仕为工部侍郎,“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通古亦免去”。 金代“汉人” 与南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差异最明显的时期是太祖、太宗、熙宗三朝,熙宗皇统七年发生的田党狱,成为“汉人” 政治势力式微的一个转折点。田 是广宁人,皇统间为吏部侍郎,时韩企先为相,所援引者多为燕人,且有意荐举田 继任丞相,田既典铨选,朝中燕人势力益盛,颇有朋党之嫌,以此遭致女真统治者的疑忌。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俗与田 通好,遭其拒绝,于是心怀怨望,借机向女真大臣宗弼诋毁田 。及韩企先病卒,熙宗遂以专擅朝政的罪名将田 、奚毅、邢具瞻、王植、高凤庭、王效、赵益兴、龚夷鉴等人处死,又将孟浩等34人放逐遐荒。此案对燕人政治集团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史称“田党事起,台省一空” ,可见牵涉面之广。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这次事变“意味着以燕人为中心的旧辽官僚集团在金廷的衰落”,这是一个切中肯綮的结论。 “汉人” 势力一旦衰微,南人势力必然会起而代之,海陵王贞元二年合并南北选之举是南人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南北选是在金初多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性措施。至海陵王时,金朝对中原的统治已经巩固,国内的民族矛盾也已有所缓和,科举制度上的抑宋扬辽、重北轻南的倾向开始发生变化。合并南北选后,南人在科举入仕之途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南人政治势力的消长盛衰大势。海陵到世宗朝是“汉人” 衰落、南人地位上升的关键时期。从世宗关于“汉人”、南人的如下两段评语中,可以看出女真统治者对南人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世宗曾对贺扬庭说:“南人矿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 又大定二十三年,世宗在比较“汉人”巨构和南人段时说:“燕人自古忠直者鲜,,,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 从世宗朝开始,活跃在金朝政治舞台上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由金初的以“汉人” 为主变为以南人为主。“汉人” 和南人在原有的五个民族等级中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之间的界限也就渐渐趋于模糊了。 5 南人:即金灭了北宋后,长江以北生活的汉人 在金初的五个民族等级中,南人处于最低一等,是女真统治者进行民族压迫的主要对象。太宗时,女真初入中原,在战争中普遍采取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由于遭到北宋遗民的激烈反抗,太祖弟谙班勃极烈斜也曾计划将南人斩尽杀绝。这个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从中可以窥见金初女真贵族对南人的敌视程度。 金初对南人进行民族压迫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强制南人剔发左衽。早在太宗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金朝就发布了第一个改俗令,这纸改俗令主要是针对河北、河东两路百姓的。天会七年,宋室南渡,淮河以北地区均被纳入金朝统治之下,于是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强制汉族百姓改从女真之俗,而且措施也更为严厉,乃至有“不如式者死” 的记载。 海陵王即位之后,对太宗以来强迫南人改俗的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天德二年,“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 …。这一让步不是无缘无故的。在天会七年普遍推行改俗令之后不久,金朝扶植刘豫建立了齐国。而齐国在其领有的河南、陕西地区是否继续强迫百姓发左衽,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大金国志》中的一条材料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天眷二年金废伪齐后,任命齐国旧臣李邺为翰林学士承旨,冯长宁为东京户部使,“命下日,各髡发、左衽赴任” 。这表明连齐国臣僚都一仍汉俗之旧,遑论庶民百姓。由于这个原因,金朝在河南地区重新推行改俗政策倍加困难,海陵王审时度势,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 但是对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来说,改俗令是不可违拒的。在金朝统治者的严厉禁令下,中原百姓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民族习俗,如“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惟妇人之服不甚改” 。近年在山西高平发现的金正隆间乐舞杂剧石刻,其中的汉人均为左衽≠ 。卫绍王时,宋人程卓出使金朝,在沃州柏乡县的一座汉光武庙中,看见壁绘云台二十八将竟也都是左衽,由此可见金朝推行胡俗的效果。章宗承安五年朝议女真、汉人拜仪,司空完颜襄谓“今诸(色)人衽发皆从本朝之制,宜从本朝拜礼” 。这些事实说明,至金代中后期,女真衽发之制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即使在女真族完成其汉化进程之后,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实行发左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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