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冼星海的原文

　　夏衍的魅力
　　王蒙
　　在大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乃至寒酸的房间里，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人世还有七年。
　　他永远是那么敏捷，条理，言简意赅，不打磕巴儿，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哈哈，节奏分明而又迅疾，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
　　然而，他总是明白透彻，一清见底。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早就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了，然而他从来不拿哪怕是一点点官架子。
　　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动向感兴趣，而且像青年人一样的幽默，在这方面，他永远不老。
　　人老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特殊的美：那是无限好的夕阳，个性已经完成，是非了如指掌，经验与学识博大精深，知止有定，历尽沧桑，个人再无所求，无欲则刚，刀枪不入，超脱俗凡，关注人生，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洞悉一切花拳绣腿，既带棱带角，又含蓄和解，一语中的，入木八分，一言一笑都那么有锋芒，有智慧，有分量，有原则，有趣味而又适可而止。
　　与他交往令人心旷神怡，温馨而又超拔，光明而又通达，锐利而又沉稳。在夏老那里，才真是如坐春风呢！是的，他聪明而又宽厚，德高望重而又平等待人，洞察世事而又不失趣味乃至天真，直面真实而又从容幽默，我行我素而又境界高蹈，永葆本色而又绝不任性，不苟同更不知道什么叫迎合讨好，不自得也不会被什么大话牛皮吓住。他是铮铮铁骨，拳拳慈心，于亲切中见极高的质地。
　　夏公的性格是一种美，夏公的人品与智慧充满了魅力。

　　忆冼星海
　　茅盾
　　和冼星海先生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担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他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先生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先生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他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伙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另一是战胜了生话，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到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先生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象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恶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志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每个人在她生活中都经历过不幸和痛苦。有些人在苦难中只想到自己，他就悲观、消极，发出绝望的哀号；有些人在苦难中还想到别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先和子孙，想到祖国和全人类，他就得到乐观和自信。

和冼星海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在听过他的作品（抗战以后的作品）的演奏，并且是读过了他那万余言的自传以后。（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出版的一个文艺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后写的。）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象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夫，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啊！“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噩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