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记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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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乐于守成,而不思创举的赵祯并不以他的建言为意。直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从小喜读韩非子,热衷于变法理财的赵顼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味,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为天下所不齿,最终成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骂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的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不管当代的历史学界怎样诽谤反对新法的韩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护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马光(伟大的史学家,个人品行无可挑剔者),文彦博(枢密使、一代诤臣),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甚至苏轼兄弟,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几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呢?后妃史上,贤德自守,不逾闺训半寸、无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样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来有利于赵氏统治的变法的反对者之列呢?简单地用大地主、大官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反对重在抑制豪强兼并的新法,从而导致了新法的失败,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违背了历史事实本身。

纵观王安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继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者)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贼(高俅、童贯、王黼、朱缅、李彦)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腐败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当然指变法后),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的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范纯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传)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怀疑,在语文书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个忠心爱国,敢于抗击西夏人的文戎双料英雄,其实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说法。范仲淹在军事上是个外门汉,但对内宣传能力举世无双,他到定难战区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宣传“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万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结果在他与韩琦的带领下宋军大败。范仲淹执政颇为玲珑,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弃了(为了避免人身攻击)它可比王安石差远了。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单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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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仁宗嘉佑五年(庚子、一零六零)五月,召王安石为三司使支判官。
安石,临川人,
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
故事,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不求试,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
利。贷榖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寻通判舒州。文彦博荐安石恬退,
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辞。
修以其须禄养,复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
又辞。恳求外补,知常州,移提点江西刑狱。
与周敦颐相遇,语连数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
辞不起,
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
恨不识其面;
朝廷每欲授之美官,
唯患其不就也。
及是,
为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安石果于自用,于是上‘万言书’
,大药以为:
‘今天下之
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微,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
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
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末,未尝以
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
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
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万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
阔而熟烂者也。
’上览而置之。

吕祖谦曰: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其学不用于嘉祐,而尽用于熙宁,世
道升降之机,盖有在也。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改除文字,安石争之曰:
‘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
而一听大臣所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着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
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
’语皆侵执政,执政者不悦。会以母丧,遂去职。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一零六七)闰三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宁府。终英宗之世,
安石被召未尝起,韩维、吕公着兄弟更称扬之。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
辄曰:
‘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
’维迁庶子,又荐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见其
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谓辅臣曰:
‘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赴,或以为不恭,
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
‘安石真辅相材,
必不欺罔。
’吴奎曰:
‘臣
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纲纪。
’帝不听,乃有
江宁之命。众谓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

九月,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时,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或言其专,曾公亮因力荐王
安石,觊以间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从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
曰:
‘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对曰:
‘安石
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位则不可。
’帝不答。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一零六八)夏四月己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

命已七越月矣。诏安石越次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安石对曰:
‘择术为先。
’帝曰:
‘唐
太宗何如?’曰:
‘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
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帝曰:
‘卿可谓则难于君,朕自
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
坐,曰:
‘有欲与卿从容议论者。
’因言:
‘唐太宗逼得魏征,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
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
‘鼻息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
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
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尝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
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
’帝曰: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
之时,不能无四凶。
’安石曰:
‘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
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茍食其禄以终身乎!


冬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情,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
曰:
‘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
’王安石曰:
‘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
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
’光曰:
‘善理财者,不过头
会箕敛耳。
’安石曰:
‘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
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
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争议不已。帝曰:
‘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会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二年(己酉、一零六九)春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
亮力荐之,
唐介言安石难大任,
帝曰:

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
介对曰:
‘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
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
’介退,谓曾公亮曰:
‘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
’帝问侍读孙固曰:
‘安石可相否?’固对
曰:
‘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
吕公着、司马光、韩维其人也。
’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
‘人皆不能
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安石对曰:
‘经术正所以经世务。

帝曰:
‘卿所设施,
以何为先?’安石对曰:
‘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
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帝深纳之。

甲子,议行新法,王安石言:
‘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
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忍住不当与民争
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
’安石乃复言:
‘人材难得,亦难知。今使
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
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
’帝曰:
‘有一人
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
’乃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
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初,泉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
安石论经义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
‘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

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遂以惠卿及苏辙并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
谋之。凡所建请章奏,多惠卿笔也。又以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
凡有奏请,朝臣以为不便者,布必上疏条析,以坚帝意,使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俾毋
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亚于惠卿。而农田、水利、青田、均输、保甲、免役、市易、
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
号为新法,颁行天下。
安石与刘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条例,
恕以不习金谷为辞,且曰:
‘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弘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
为先。
’安石曰:
‘利以和义,善用之,尧舜之道也。
’时争新法,庙堂诸大臣议论多不
协,安石曰:
‘公辈坐不读书耳。
’赵抃曰:
‘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何书可
读?’安石不应。

夏四月丁巳,从三司条例司之请,谴刘彜、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
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苏辙言:
“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
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嫚之患。今
乃舍此不用,窃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唐杨炎为两税,取大历
十四年应当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
则租调与庸既兼之矣。
今两税如旧,
奈何复取庸钱!
且品官之家复役已久,盖古者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于官
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户而又将役之耶!
”不听。

六月丁巳,罢御史中丞吕诲。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
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入对,学士司马光亦将诣经筵,相遇并行。光密问今日所言
何事,诲曰:
“袖中弹文,乃新参也。
”光愕然曰:
“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曰:
“君
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
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即位,所与图治者,二三执政而已,茍非其
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顾可缓耶!
”上疏言:
“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
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毘,大奸得路,群
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
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疏奏,帝方眷注安
石,还其章疏,诲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谓曾公亮曰:
“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
”安
石曰:
“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茍为去就。

乃出诲,知邓州。
诲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
“诸路上供,岁有常数,
年丰可以多致而不能赢余,年歉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徙之输,中都有半价之
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江、浙、荆、淮发运使实总六路
赋入,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
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而制其有无。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
”诏以发运使薛向
领均输平准,专行于六路,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者虑其为扰,多
言非便,帝不听。薛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苏辙言:
“今先设官置吏,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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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
前。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帝方惑于王
安石,不纳其言。然均输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
罢知谏院范纯仁。
纯仁奏言:
“王安石变祖宗法度,
掊克财利,
民心不宁。
《书》
曰:
‘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愿陛下图不见之怨。
”帝曰:
“何谓不见之怨?”对曰:
“杜
牧所谓
‘不敢言而敢怒’
者是也。

帝曰:
“卿善论事宜,
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

遂作《尚书解》以进,曰:
“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
力行之!
”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逊小臣,
咨访阙失。纯仁言:
“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
行之必有累。
盖知小忘大,
贪近昧远,
愿加深察!

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
纯仁言:
“臣
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灵,敛怨
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
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顗
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延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
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倘欲事功急就,必为憸佞所
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
”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
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
安石使谕之曰:
“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
”纯仁曰:
“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钟非所顾也。
”虽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
重贬,帝曰:
“彼无罪,故与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
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

壬戌,贬判刑部刘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许遵上州狱,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
按问,遂自承。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帝命司马光与王安
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
“因他罪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
而谓谋为所因,
得以首原乎?”
帝方意向安石,
而文彦博、
富弼等多主光议,
逾年不决。
至是,诏从安石议,凡谋杀已伤,按问自首者,罪减一等,着为令。侍御史知杂事兼判
刑部刘述等封还其诏,执奏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
史刘琦、钱顗共上疏曰:
“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中外嚣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
欲致时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权,取为己功,开
局设官,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去年因许遵妄议按问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
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张,废而不
用。奸诈专权之人,岂宜处之庙堂以乱国纪!愿罢逐以慰天下。曾公亮避畏安石,阴自
结援以固宠;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皆宜斥免。
”疏上,安石奏先贬琦监处州监
酒务,顗监忂州监税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始以附安石的进,顗将出台,骂昌龄而去,于是
昌龄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逐黜昌龄通判蕲州。安石欲置述于狱,司马光、
范纯仁争之,乃贬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讽贬
通判复州,师元贬监安州税。

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辙与吕惠卿论多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求遗利,中外知其
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辙以书抵王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欲加之罪,陈升之止之,
乃以辙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
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至是,条例司请:
“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钱例,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
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
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
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
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
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
判幕职官一员,
典干转移出纳。
仍先自河北、
京东、
淮南三路施行,
俟有绪,
推之诸路。

诏曰:
“可。
”乃出内裤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为青苗矣。

初,王安石既与吕惠卿议定,出示苏辙等,
曰:
“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

辙曰:
“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
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唐刘
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
此四方无甚贵无甚贱之病。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
之功课立俟也。
”安石曰:
“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
”由是逾月不言青苗。会京东转运
使王广渊言:
“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其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
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
”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
京师,与之议,于是决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谏曰:
“惠卿憸巧,非佳
士。
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
皆其所为也。

帝言:
“安石不好官职,
自奉甚薄,
可谓贤者。

光曰:
“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奸邪,
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为奸邪也。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

帝曰:
“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
”光对曰:
“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
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帝默然。光又贻书安石曰:
“谄谀之士于
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
”安石不悦。

帝尝御迩英阁听讲,光讲曹参代萧何。帝曰:
“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
对曰:
“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
束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惠卿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
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
”帝
问光,光对曰:
“布法象魏,布书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
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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