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门有万里客》有何特色？

曹植的《门有万里客行》为什么可以道出人间常有的苦涩？~

全诗共十句，前四句写门前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诗人问他：“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而这位“万里客”并没有立即答复诗人。相反，我们从下面“褰裳”二句，可以体会到，这位“万里客”避而不谈，掉头回去，因而不得不令诗人提起衣服的前裳，跟踪追逐，诗人的这一行动，果然成功了。这位“万里客”，令他从心里感受到诗人就是他万里寻觅的亲人。


这就曲折而生动地写出了诗人和“万里客”思想渐趋融洽的过程，也反映出当时环境的险恶，如果所遇非人，稍有失言，便有杀身之祸。《三国志.陈思王传》云：“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由此可知，曹植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褰裳起从之”就从侧面地描绘出“万里客”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欲言而不敢言，欲接而不敢接近的矛盾心理。

五、六二句，深一层描写“万里客”，踏破铁鞋、万里逢知己的激动心情，他先是“挽裳对我泣”，而后，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对知己的诗人“太息前自陈。”
最后四句，是写“万里客”对诗人的陈述：“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四句中连用三处地名——朔方（今内蒙古一代）、吴越（今江苏和浙江一带）、西秦（今陕西和甘肃交界处）。以照应首句，大笔勾勒出万里客的行程，中间插入“行行”、“去去”两个重叠词，前者为平声，后者为仄声，平仄相间，使得诗歌格律构成对仗，富于高低起伏的音乐美，写出了“万里客”行踪匆匆、四处漂泊的苦楚。

总观全诗，纯是客观的记叙。在宾主、虚实的关系处理上也颇有匠心。“万里客”在诗中是主，而“我”则是宾。诗人的笔墨主要集中于对四处漂泊“万里客”的形象描写上，而“我”则作为“宾”来映衬，没有喧宾夺主。另外，“万里客”四处飘零之告是实写，而曹植自己因封地时常改换、因被监视而感到抑郁寡欢的精神痛苦，在诗中是虚写。这种虚实相间的写法，使得诗含蓄且有韵味，令人回味无穷。

一、慷慨任气骨气奇高
　　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如是评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1)由此看来，"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普遍共有的风格特征。而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主要是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表现着这股"慷慨"、"骨气"。其诗作的"慷慨"、"骨气"具体体现在：
　　(一)感时伤乱、悲悯民生的"忧生之嗟"。建安作家生逢乱世，饱经流离，他们或半生戎马，或历经忧患，对生活感触多，体验深，因而，感时伤乱同情人民疾苦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共同内容。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曾随父南征北战，直至建安九年，曹操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占据邺城为根据地，曹植才过上了安定优裕的生活。可以说，曹植对当时丧乱现实有所了解。《送应氏》就是诗人笔下感时伤乱的力作。诗中描绘了战乱给社会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深切的悲悯之情。
　　"忧生之嗟"表现为对生命的忧惧和对内心苦悲的嗟叹："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日希"(《赠白马王彪》)。像大多数建安诗人一样，曹植希望通过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而"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时折磨着诗人敏感的心灵，更加激发了诗人对功名的追求；历经生活的磨难，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特别是建安25年曹操死后，曹植一直受到曹丕父子的打击和迫害，曹植时刻感到"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黄初六年令》)，终日提心吊胆，忧惧生命。生活境遇的巨变直接影响了诗人的创作风格。曹植诗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豪放俊逸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而那种"慷慨""任气"的风骨却始终充溢侵人。
　　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地运用比兴手法，间接形象地抒写内心的苦闷悲愤，因而显得隐曲深沉。如《吁嗟篇》以飞篷比喻自己迁徙飘荡的生活，《七步诗》用豆箕煎比喻骨肉相残；《种葛南山下》、《揽衣出中闺》等，以怨女思妇的口吻托物讽喻，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幽怨、愤激、无奈。"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赠白马王彪》)，面对骨肉相残，生离死别，诗人则悲惧忧愤，感情的激流似喷泉直涌而上。"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赠白马王彪》)艰险的经历、复杂的心态，更加重了诗作的沉郁之气。故而曹植后期诗作更多"忧生之嗟"和愤激不平之气。
　　(二)建功立业、执著追求的"慷慨之音"。连年的战乱带来社会乱极思治的普遍要求，"建不世之业，留金石之功"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3)，而曹植对功名的追求尤甚。曹植一生忠爱君父，忧国忧民，胸怀大志--"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又因曹植从小受父亲曹操雄才大略的影响，早年就发下"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赠丁仪王粲》)的宏愿。曹植虽然文学才能卓越，但却不甘心仅做一位文学家。"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功绩，辞赋为君子'"(4)。因而，倾吐诗人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和昂扬奋发的豪情，成为曹植前期诗作的重要内容。《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诗中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武艺精湛、视死如归的游侠少年形象。在这个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诗人"立功立事，尽力为国"(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的素志，诗中洋溢着任情使气的豪侠之气。读完全诗，掩卷凝思，你是否直觉一股浩然之气扑面盈怀，令人振奋?你是否感觉到一股强烈的爱国激情荡气回肠，催人奋发向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曹丕《典论·论文》)，曹植早期诗作中涌动着的"气"就是这种阳刚之气、浩然正气，他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昂扬的，这也正是构成曹植诗的"骨气"。后人推重的"建安风骨"指的就是这种精神。
　　"曹植后期的诗是他痛苦生活培育出来的，因此更多慷慨之音。"(5)虽屡遭迫害，曹植并未颓丧，"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名"(《与杨德祖书》)的远大理想始终未变；虽忧谗畏讥，然"更多慷慨之音"，而"骨气奇高。"最能代表其平生志业理想的诗篇，当是他作于明帝太和年间的乐府诗《薤露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删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当时曹植已届中年，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从翩翩佳公子变为了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因此，诗中表现的思想追求，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坚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同时，更充分表现了曹植愿辅佐明君，建立功业，以实现"三不朽"境界的才志抱负。虽处忧患之中，曹植对于功业、荣名的追求却是执著的。他继承了屈原坚持理想、缱绻忠怀、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6)正是说明这一点。
　　曹植后期的诗作在隐曲地倾诉壮志难酬的苦闷、郁愤之时，亦贯穿着"慷慨不群"愤激不平之气。"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杂诗》)在隐曲的表白心迹的同时透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气韵，创造了一种凄凉、悲壮的"骨气"。正如人所评，"(植)在压迫之下并不颓废，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7)
　　二、以情纬文辞采华茂
　　曹植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进步的文学观念，"街谈巷说必有可乐，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发展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主要表现在：
　　(一)由叙事转而抒情，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乐府民歌，以叙事见长。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叙事为主的特点的同时，兼而抒情，这种特色在曹植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曹植诗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抒情性。不论写什么内容，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诗人独特的形象--抒情主人公"我"。他早期抒发豪情壮志的《白马篇》、《薤露篇》，使人感到他的振奋、开朗、自信；其描写怨女、弃妇的《七哀诗》《美女篇》，让人领略了他内心的苦闷、忧怨；而揭露现实、反抗迫害的《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等，则使人感觉到他的积郁、忧惧、怨艾、愤懑。他的后期诗作感情尤为强烈，有的哀怨缠绵，有的悲愤激昂，正因为他是"有意为文"，有意识地进行诗歌创作，从而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感人力量。
　　其次，曹植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范围，更充分地展示诗人复杂的爱憎感情。如：同是拈取征夫思妇这一题材，《杂诗》(微阴翳阳景)因物起兴，唤起了诗人对役夫长年不归、男女旷怨的联想，便直抒恻怆之情；《杂诗》(西北有织女)塑造了烦恼总萃的思妇形象，从细腻的雕镂中，曲折地传达思妇婉娈的柔情、纷乱的愁思和无尽的寂寞哀怨；《门有万里客》则用粗放的线条，勾勒仆仆风尘不得宁居的征夫情态。因作者长期迁播，生活困苦，与征夫感受统一，情感渗透融合，故诗人不再借助隐喻比拟，而直接使用精炼而性格化的语言，表达征夫愤怨的情绪，从而显示了诗人潜藏于心的反抗力量。
　　(二)"由质朴而华美"，使五言诗词采并茂，文质相称。汉乐府民歌语言古朴质直，建安诗人的作品也大多如此。曹植的诗则在保持其朴素自然特点的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了加工、提炼，使其诗表现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
　　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炼字和声色，"以最洗练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杂诗》)。激昂豪迈的语言，表现着诗人悲壮凌厉之气慨。"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闺情》)，恻怆委婉的细语，倾吐着内心的哀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地。"(《公宴诗》)。绮丽的语言，绘出西园绚烂的秋色，而"被"字与"冒"字把茂密的物象形容到极致，且对偶精工，置之于唐人律体也并不逊色。
　　曹植诗还非常讲究韵律，增进了诗歌语言的和谐。比如："朝游北海岸，夕宿潇湘氵止"(《杂诗》)，"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等诗句，平仄协调，音调铿锵，读来适口，听之忘倦，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曹植诗中还常常使用双声叠韵的复音调，如"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等诗句，正是"冉冉"、"翩翩"、"徘徊"等叠韵词语的使用，使曹植诗音调谐和、"文才富艳"(8)，由此亦见曹植诗在"修词"、"炼字"方面的功夫。
　　(三)讲究写作技巧，丰富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陈思极工起调"(9)。曹植诗善于托物起兴，往往在一首诗的起首两句，便突出和渲染气氛，使读者一开始便感觉到诗人的感情基调。这当归于曹植锻炼警句的功夫。如：《野田黄雀行》起句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渲染环境的险恶；"八方有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起句描述各地气候不同，烘托滨海人民生活的痛苦，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
　　曹植诗还大量运用比喻、夸张、象征、衬托等写作技巧，大大增强了文人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相当中肯的、恰切的。也正因为此，曹植才无愧于"建安之杰"的称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曹植，乐府五言诗才真正走上雅化的道路，并呈现出日后诗歌鼎盛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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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有车马客行》是我国传统诗歌中的一个乐府古题名。在[唐]吴兢所著的《乐府古题要解》中对于此乐府古题曾做过解释说：“右曹植等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地看出这种古题所写的内容就是一些关于社会凋敝，民不聊生的一些场景。而在我们今天所要比较的晋·陆机的《门有车马客行》、晋·张华的《门有车马客行》、魏·曹植的《门有万里客行》这三首诗歌，所表现的正是上述的主题。在这三首诗中，陆诗的文采最为华丽，且意象也最为丰富。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因此，这一首也就更显示出了它的可贵之处。在这首诗中，作者通过向门前的“车马客”询问一些故乡的消息，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家乡人民的生活的疾苦。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听闻有故乡客到，便“揽衣不及裳”，表现了作者心中激动与急切之情。接下来呢，就“拊膺携客泣” “叙温凉”嘘寒问暖一番，而且还要加上一个“掩泪”的动作，使作者复杂的益于言表的心情，跃然纸上。紧接着，作者通过“车马客”之口，道出了但是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情况和故乡的近况：亲友零落，旧齿凋丧。市朝迁易，城阙丘荒。坟垄日多，松柏茫茫。在这里，作者不惜笔墨，对一系列的事物进行了描写，而且还以同样的笔调，采用了排比的手法，使整篇文章一气呵成，感情充沛，酣畅淋漓，形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到最后，作者笔锋一转，从“车马客”身上转到了自己的身上通过自己命运的多舛，不能够在太平盛世中度过表现出了遗憾之情。其实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作者并不是自私的，他是借之命运，衬托出了国家的命运，流露出的显然是对破灭的故国的怀思及人民生活疾苦的同情。 与陆诗相对比，张诗则显得更为简洁直率、通俗易懂。在张诗中，作者也与陆机一样，是借“车马客”之口道出了生活的悲凉反映了社会的黯淡萧瑟。但是与陆诗所不同的是，陆诗通过“车马客”之口述说后，自己写出了“车马客”所讲述的内容。而张诗则不同，张诗所描写与表现的是侧重对“车马客”的倾诉，但是对倾诉的内容却之字不提。具体是什么内容呢？或许是个人生活遭遇的不幸，或许是对社会的动乱的悲哀，作者没有点明，这样给读者留下更为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在这里，作者一直强调的是“悲忧”的连绵不绝，旧悲未去，新忧又至。在文中如“语昔有故悲，论今无新喜。” “前悲尚未弭，後忧方复起。” 而“清晨相访慰，日暮不能已。”更是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强调了一整天的倾诉，仍然诉不尽心中的苦水。当然，作者在诗中对于这个“车马客”遭遇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捷步往相讯，果是旧邻里。”一个简单的“果”字，其蕴涵的内容却是深刻的。它不仅向读者传达了作者对这“车马客”是“旧邻里”的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意思之外，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含义：对故乡人民的怀念与关心，同时也流露出了浓浓的恋乡情结。在曹诗中，作者的描写较为简练，文字也比较朴素，同时在情感的表现上也比较平淡内敛，似乎扮演着一种类似局外人的角色，但其实又不然。同时，曹诗也综合了上述两首诗歌的特点：与陆诗相比，曹诗与陆诗一样，将“车马客”所说的内容通过笔墨表现出来，展示了社会的背景；与张诗相比，一方面曹诗则与张诗有着共同的特点——哭述，通过“车马客”的倾诉，既交代了倾诉者的身世与遭遇，也反映出了整个社会的悲凉，另一方面作者“果得心所亲”与张诗的“果是旧邻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流露出的也都是对故乡亲人的眷恋与怀念。在诗中，作者引了“车马客”的诉说：“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说明了政权覆灭，故国已亡，而如今“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借以逃避现实和不甘心沦为“吴越民”的决心，感人至深。以上就是对这三首诗歌的简单分析与比较。其实，这三首诗在表现的内容题材上都是一致的，在情感上也是可以互相贯通的，只是在表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孰优孰劣，其实各有千秋，各有特色，而不能一言蔽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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