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唐诗杂论》里关于“四杰”的论述

如何理解杜甫对四杰的评价~

《戏为六绝句》对“四杰”的评价体现在第二首和第三首诗中：
其二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其三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饶。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总之“四杰”一直以来是一个充满争议与矛盾的话题。首先是关于“四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杜甫在第二首诗中以欲扬先抑的笔调来作答。一方面称他们的创作是“当时体”，即浸染着六朝骈偶文的遗风，所以招致了嗤点和嘲笑，另一方面，杜甫又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尔曹”笑话人不如人――随时间的流逝身名俱灭，而“不废江河”，万古流长的却是四杰的诗作。杜甫清清楚楚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一些不能正确地、历史地对待文学现象的人，指出在唐初的艺术改革方面，“四杰”是有他们的历史功绩和贡献的，应该给他们以公正的历史的评价，这个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很有识见的。因为杜甫能从当时四杰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出发，给予四杰诗作以特别的关爱，告诉我们文学批评不应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

在第三首诗中，杜甫进一步引用了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饶”而加以驳斥，冠以“纵使”一词，引出后两句的意思，入情入理：指出四杰的作品即便不及汉魏文章近风饶，但却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光彩焕发，超轶绝群，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块过都”暗用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意为历田野，过城市，长距离的奔驰。“历块过都见尔曹”全句意谓在历史的淘选下，四杰与“哂未休”的时人，孰高孰低，分明可见。

杜甫的对四杰的这种独到的观照又绝非出于一己的偏爱，而是一位大诗人宽容的视角、冷静的的目光使然。“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格，杜甫非不知之；故不以是薄之者，则当时文体如是，非固四子这病也。当时文体如是，而四子独能杰出流俗，自侪不朽，则龙文虎脊，自有其不废江河者在。故非身与名俱灭之尔曹，所能望尘追及矣。此所以断言为‘才力应难跨数公’也；此又所以断言为‘未及前贤更勿疑’也”，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杜甫的文学批评中透露着相当强的辩证的思想，这无疑是其言论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保证。“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杜甫《偶题》）这是杜甫一贯的主张，既反对因袭守旧，也反对割裂历史，一概否定。杜甫认为，风格固然和作家追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文学演进上自然的趋势，是非主观的时代规范，庾信和初唐四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已属不易，后人不应求全责备。

故杜甫在接下来的一首诗中作以小结，此首即承前三首之说，并将话题引向当代诗坛：

其四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里的“数公”即指庾信、四子。“尔曹好作嗤点，好哂人者，究竟谁是出群雄乎？才力薄弱，未能逮其凌云健笔之文，未能明其江河万古之故，未能步其龙文虎脊之尘，又安能不流为织小娟媚，而未掣鲸鱼碧海中乎！”杜甫再一次警醒世人应以宏观的历史的态度来观照文学现象。而且在第四首诗中，杜甫还明确这样一点：他所推崇的是“鲸鱼碧海”，不是“翡翠兰苕”；清词丽句的技巧可取，但纤弱小巧的风格不可取；正如朱东润先生在《杜甫叙论》中指出的那样：“他要求的是伟大，是壮丽，不是娇小、不是玲珑”，所以必须上攀屈、宋，自铸伟词，创造出“碧海鲸鱼”的壮美意境。

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四杰》对初唐四杰评价原话是：“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初唐四杰所处时代正值唐朝风雨飘摇之际，初唐四杰虽空有一身才情，但迫于局势却无处施展。
初唐四杰简介：
旧唐书·杨炯传 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齐梁浮艳的诗风。
四杰的名次历来有多种排序，宋之问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第一次提出“复有王杨卢骆”，《旧唐书·杨炯传》也采用这个排序，但是杨炯本人对这个名次不同意，表示“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与四杰同时代的张说在《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
此外，《旧唐书·裴行俭》也有“杨王卢骆”的排序，吏部侍郎李敬玄盛赞四人，但裴行俭见面后，便说：“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四人中王勃被有些人认为是成就最高的，例如明代陆时雍的《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扩展资料：
初唐四杰作品风格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
他们开始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题材扩大，思想严肃，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由他们开始了初步的定型。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
他们的诗尽管未能摆脱南朝风气，但其诗风的转变和题材的扩大，预示了唐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他们是真正的唐诗的揭幕人。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
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序》；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
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
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七言）。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初唐四杰

四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裏，究竟代表著那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著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著“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於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裏为什麼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裏，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徵太白山人孙思邀人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寮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麼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裏了，这裏也毋庸赞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裏，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於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裏，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頟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徘侧，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裏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於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於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麼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涉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麼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裏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於“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於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於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庭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裏是由宫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著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裏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著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原载《世界学生》二卷七期

初唐四杰

这些天看闲书柏桦著的《原来唐诗可以这样读》，开篇就是初唐四杰中王勃、杨炯和骆宾王的诗，觉得自己又回到二十年前高中时代、语文考试前死背初唐四杰的名字的情景。

初唐四杰是唐朝高宗李治、武则天统治时期才华横溢的诗人。诗圣杜甫对四杰极为推崇，其《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写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诗中的“王杨卢骆”的顺序，公认为四杰品第诗文的次序就该如此。“初唐四杰”的提法见于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骆宾王“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以及“燕许大手笔”之一的张说在《裴公神道碑》也提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这应该是按年龄的排序。

对四杰，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中也专门列出一章作了很形象的描述：“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闻先生把四杰当作揭开六朝面纱，结束“江左余风”、露出唐诗自家面目的先驱。但《四杰》通篇文章都在论述四杰分为两宗，无论年龄、性格还是诗歌形式，王杨和卢骆都是不同的阵营。）

提起王勃，大家不免就会想起他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骛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脱胎于庾信《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当然王勃句的意境要高于庾信。（我很喜欢庾信《枯树赋》中的名句：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杨炯自己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似乎有些不谦虚，但张说对他的评价是：“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翻译成周星驰的白话就是：杨先生文思如泉涌，对他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卢照邻年少得意，不知珍惜，每日海鲜配啤酒，而得痛风。病后随药王孙思邈学习并治疗，心态调整不正确，造成病情恶化手足残废，由于没有树立起张海迪一样的远大理想和抱负，忍受不了病魔的折磨，投颖水自尽。

现在幼儿的第一首诗的启蒙，不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骆宾王七岁时做的“鹅，鹅，鹅，曲颈向天歌“，骆宾王还写过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据说武则天看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感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及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还有种说法是他流落到江苏南通，葬在狼山。以檄文名垂千古的只有三国的陈琳和唐时骆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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