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

作者&投稿:程海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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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看了共识那一期,看我举例子,聊起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于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到底在争什么。


其实争的内容很简单。王安石实际上是桑弘羊的信徒。桑弘羊就是汉武帝时期那个搞国企的,他相信商业致富。


王安石实际上也是这种理念的信徒,他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国企经商,赚了钱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


在宋代这个商贸繁荣的时期,诞生王安石这种人并不稀奇。


那么司马光什么看法呢?他持有传统观点,就是重农抑商。


为什么这么想,其实是有原因的。人就那么多,去做了工匠,就没时间种地。


所谓经商,无论生产什么产品,在司马光看来,都跟建金字塔是一回事。


说穿了,丝绸也好,珠宝美玉也罢,既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那不就是金字塔么。


金字塔的特点就是很值钱,但是不当吃不当喝,也不能当武器。打仗的时候啥用没有。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种地。


让男女老少都去种地,作为地主也好,宫廷也罢,尽量缩减开支,你不要去建那些华美的宫殿,也不要穿丝绸的衣服,更不要弄那么多仆人。


你把大家都放回去种地,种地的人多了,粮食就多。粮食多,就能打赢。


古代打仗就是人多打人少,说穿了最后就星际争霸一样,大家比采矿的,谁家矿多谁撑得久谁赢。


所以谁家粮食多,谁撑得久,谁赢。


司马光为什么会持有这种观点,或者说他们这帮人为什么特别反感桑弘羊,王安石?


按照我们今天的思路,王安石明显是对的,是超越时代的。


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儿,原因在于 古代的商业和今天的商业是不一样的


古代的商业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消费者几乎都是地主,没有老百姓。


你今天看起来属于中低端产品的,搁在古代都是奢侈品,换句话说,在古代,90%的人是处于一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状态下。


那时候的商业发生在地主之间,比如镜子,皮衣,席子,都是奢侈品。


在这种模式下,商业确实很难拉动什么。你想想美国1929年危机就知道了,大部分人是没有购买力的。


这种商业活动如果特别繁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宫廷里喜欢奢侈品,地主们就会喜欢奢侈品。


于是从上到下,就会有很多农民会被拉去生产奢侈品,以满足地主这种独特客户的需求。


如果这时候发生了灾荒,粮食歉收。佃户们没饭吃,就会造反,于是就乱了。


这就是司马光们担心的问题。


那么王安石错了吗?


王安石并没有错,他做的事情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消费者,让古代的商业从一种奢侈品商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商业。


这实际上需要生产力突破,比如种地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很少的人也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


多余的人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开始生产工业品。


这个契机,在古代 社会 ,没有发生。


当然,王安石想要的也不是这个,他不是穿越者。


王安石想要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是想让自耕农这个群体扩大,也就是形成农业 社会 下的中产阶级。


就是说他希望绝大多数的农民,从佃户,变成有自己耕地的这种富农。


我们知道,古代税率其实不高的,汉代问农民只征收1/15。农民为啥没钱呢?因为他们是佃户,租地主的地,租地主的农具。这样就使得他们年收入的70%都被地主拿走了。


如果他们不是佃户,是自耕农,他们的购买力就会大幅度上升,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古代生产力规模下的消费群体,从而拉动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品商业形态。


那么这件事,和司马光所代表的利益团体的诉求是彼此违背的。


古代读书成本很高,不是地主也读不起书,所以反过来讲,读书人就是地主。


你要在古代形成大规模的自耕农群体,你让地主怎么办?


文彦博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跟神宗讲,变法会失去人心。

神宗反问,变法对士大夫不友好,但是对老百姓没有不便呀,为什么会失去人心?

文彦博说了句千古名言,他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了,就是说,文彦博这里的人,指的就是地主。人心就是地主之心,地主之外,那都是工具。


很赤裸裸。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士,他们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类似欧洲的那种分封的模式,这样才肯付出忠心。


自从秦结束了分封之后,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政治上不追求分封了,但是经济上追求地主,实际上等于削弱版本的分封。


这件事在古代有利有弊。


所谓有利,地主有了地,他会自发地保护自己的地。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他会成为稳定因素,因为那是他的原嘛。


所谓有弊,是说小农意识很强,没有大局观。你比如当时和日本人在东部打仗,陕西原上的白嘉轩,他觉得和自己的关系大么?不大,他只想守着自己的地。


因为没打过来嘛。


所以桑弘羊也好,王安石也罢,为什么能够得到重用?原因是需求明摆着。


你比如汉武帝当时在北边打仗,把私房钱都打光了,南边的地主不支持他。因为觉得不关自己事儿呀。


你再比如,明代东北有后金,西北有李自成,江南的地主东林党很有钱的,不肯掏钱呀。


满人一直打到江南了,他们还想着说开城投降,保自己的地。


这就是问题。司马光讲的东西其实很符合古代的现实,问题是,如果任由这种自然经济的模式,最后就会遇到整体上无解的困境。


比如转移支付,没有办法搞。


富的人,不掏钱,穷的人,没饭吃,边境遇到了危险,那岂不是大家一起玩完。


所以我那天讲,很多事情你要站在当时讲那个话的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下去看问题。


就像古人讲与民争利,这个民不是佃户,甚至都不是自耕农,而是地主,换句话说,讲这个话的人,他眼里,地主之外的,不叫民,念过书的地主,才是民。


那么地主之外的是什么?是黔首,黑黑的脑袋。古代的佃户,自耕农,真的下地干活的那些人,头上裹着一个黑头巾,黑黑的脑袋。


你把说话的那个人所处的 历史 语境想通了,很多事情就随之释然了。


你比如有些人讲,我们古时候,先秦的时候,士大夫上朝,是与君主对坐的,这叫做坐而论道。


两汉的时候,宰相拜见皇帝,皇帝要起身还礼,到了隋唐,皇帝不起身了,但是宰相还是坐着的。到了宋代,赵匡胤的时候,宰相就只能站着了。


从朱元璋开始,就只能跪着,到清代就更狠,李鸿章想跪个好点的地方,还得给李莲英塞钱。


如果我们站在现代的视角下,你会把自己当作那个大臣,于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一种 历史 的倒退,你看,大臣不受尊重。


事实上,穿越回去,你并不是那个大臣,你是那个黑黑的脑袋。


在先秦时期,士大夫为什么能够与君主对坐?因为那是合伙人制度,那是包税制。


君主是大股东,士大夫是小股东,彼此之间是董事会的关系,是包税制的关系。


这个词儿我们聊过,在聊东南亚的那一期里面聊过。


罗马是包税制,奥斯曼是包税制,日本幕府是包税制,欧洲 历史 上的所谓领主制一直都是包税制。


包税制说穿了就是君主也弄不清他要管理的那片地的实际情况,只能弄一堆的分公司,回头分公司自治,自己每年定期问分公司收钱。


那么从秦始皇开始,他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想要打破包税制,他不想要一堆小股东作为中间商赚差价了,他想提升管理的精度,把以前的小股东都变成副总,部门经理,组长。


这个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管理的精度不断地在加强。


汉代的时候,高管总是那些大户,比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唐代的时候,还是门阀,什么关陇集团。


那么后面不断地搞科举,实际上就是为了稀释小股东的股权,用职业经理人来取代小股东。


到了宋代的时候,文彦博说的那句话,非与民共天下,乃与士大夫共天下。


表明包税制还是存在的,只是力度很弱了,以前是有股权的小股东,现在成了有期权的小股东。


那么再往后,东林党,都是这种有期权的小股东,清代,期权都不让你有,再稀释,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把股东变成不带股份的职业经理人。


古代 社会 全部的这套过程,都是为了管理的精细化。


回到古代的视角,你站在部门经理的角度下想问题,当然是有股权的好,没有股权,有期权也好。


问题是,站在普通员工的视角,你喜欢头顶上一堆小股东吗?


说到底,无论老板还是管理层,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你种的。如果一定要掏出一部分自己的劳动果实,那当然希望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工作过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你一个月加班20天,里面能有2天是给老板加的就很不错了,剩下18天,都是为了染红部门经理的顶子。


我们当然希望一天都不加,问题是,在古代 社会 下,必须加,能少加10天也好呀。


很多读者老问我,西风,为什么你解读问题,结论听起来总是那么与众不同。


其实没有什么,因为大部分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代入到了贾宝玉的身上,带入了到了司马光的身上。


可是你让我来给你分析红楼梦,我会把自己代入到了那个仆人的身上,那个9527的身上,那个黑黑的脑袋身上。


所以包税制是一种低级的制度,效率很低,消耗很大。


近代的管理趋势也是越发趋向于团队的扁平化。


这个意思说穿了就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作为管理层,如果你能够带来100的增量,哪怕分给你95都是可以的,这叫做给人才足够的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作为纯粹的中间管理层,利用公司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欺上瞒下,骗老板,喝兵血,对不起,要拿掉你。


公司不养不能创造价值的管理层。


把不能创造额外增量价值的那部分中间商拿掉,分掉他的那部分钱。老板开心,员工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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