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有无《农战》和《赏刑》两章？

《商君书·农战篇》体现了什么思想~

【新哲学按语】古代哲人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一文中论述了国家积极从事农耕和作战、抛弃空谈、抑制商业和手工业的泛滥对于强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商鞅也不过是从现象到现象、客观机械唯物地做出了论述，并没有看到和论及到国家强大的本质问题。国家强大的本质问题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控制虚体经济，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实体政治经济体制”、抛弃“虚体政治经济体制”。《商君书·农战》一文对中国的现实具有积极意义。现摘要并作出诠释，供国人玩味思考！

《商君书·农战》中记载：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其意思是说：凡是君主，通常都用官职和爵位来勉励民众，国家之所以兴旺就在于农耕和作战。当今民众寻求官职和爵位，却都不是因为农耕和作战，而是依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事实依据的论道说教，这就是劳民伤财。劳民伤财的国家必然没有实力，没有实力的国家就必然走向衰落。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其意思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是教育民众思想统一、言行一致地从事农耕和作战来获得官职和爵位，否则就不能获得官职和爵位。国家禁止空谈，民众就会朴实；民众朴实，就不会放荡淫乱。民众看到君主的爵禄奖赏言行一致地从农耕和作战中选拔发放，也就会思想统一、言行一致地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思想统一、言行一致地从事农耕和作战，就不会偷偷摸摸地经营其它业务了；民众不会偷偷摸摸地经营其它业务，就会集中力量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集中力量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就会强盛。当今国内的民众都说：“不从事农耕和作战，仍然可以获得官职和爵位。”因此，那些才能出众的人都逃避农耕和作战，专心攻读《诗》、《书》，追随和依附外国势力，突出的人可以获得显赫的官职和爵位，次一点儿的人也可以获得低等级的官职和爵位；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投机，从事手工业，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农耕和作战。这些都具备了，国家就危险。民众都以这些为导向而发展，国家就必定会走向衰落。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其意思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粮仓满满的，也不能忽视农业；即使国家大，人口众多，也不能泛泛而谈、放荡淫乱；民众也就会因此朴实并思想一致。民众朴实并思想一致，官职和爵位就不会用花言巧语骗取了。不能用花言巧语骗取官职和爵位，奸诈的人就不会产生。奸诈的人不能产生，君主就不会被奸人所迷惑。当今，民众与拥有官职和爵位的人看到朝廷中可以用花言巧语骗取官职和爵位，就使得官职和爵位不能够正常地按照国家的法规来获得。因此，他们上朝就用花言巧语曲意逢迎君主，退朝之后就图谋私利，考虑中饱私囊的办法，用以满足私欲，就在下面卖弄权势、买官卖官了。他们花言巧语曲意逢迎君主、图谋私利、中饱私囊，用以满足私欲，都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官职和爵位的俸禄而已；他们在下面卖弄权势、买官卖官，就不是忠臣的做法，最终就是为了勒索聚敛钱财。如此这般，那些希望升迁的下级官员都说：“上级官员可以获得更多的钱财用以满足私欲。”又说：“我不用钱财去贿赂上级官员，要想获得升迁，就如同用狸猫作诱饵去引诱老鼠一样，就必定不会有什么希望的；我如果用真情去对待上级官员以求得升迁，就如同拉出那断了的墨线去矫直弯曲的木料一样，就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够获得升迁，那我怎么就不会向下面役使民众、勒索聚敛钱财去贿赂上级官员来求取升迁呢？”老百姓说：“我积极耕作，首先装满了国家的粮仓，然后收拾其余的粮食来供养父母、养家糊口；我为君主舍生忘死地去作战，以确保君主尊贵和国家安全。但最终结果还是国家的粮仓空虚，君主卑微，自己的家庭贫穷。如此这般，我为什么不去求个官做呢！”亲朋好友坐在一起商量，都是焦虑地谈论放弃农耕和作战、谋取官职和爵位的事情。那些才能出众的人都逃避农耕和作战，专心攻读《诗》、《书》，追随和依附外国势力；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投机，从事手工业，他们都是为了逃避农耕和作战。民众都以这些为导向而发展，那么，国库的粮食怎么就不会减少，兵力怎么就不会削弱呢？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胮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酟、苝雏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雏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其意思是说：现在多数治理国家的人都没有掌握治国要义。在朝廷讨论治国的方法时，七嘴八舌、众论不一，都想改变对方的观点。如此，国君被不同的说法弄得稀里糊涂，官吏被这些言论弄得晕头转向，国内的民众也懒于从事农耕。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巧辩、学文，更喜欢经商、从事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这样，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国内事端频发，学文的人厌恶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无所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分裂了。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面临着贫穷危险了。当今，危害农作物的螟虫等害虫春天生出、秋天死亡，它们只要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多年忍饥挨饿。现在是一个人种地供给百人吃饭，这比螟虫等害虫对农业和国家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虽然是每个乡一捆《诗》和《书》，每家一人阅读《诗》和《书》，还是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益处，这也并不是由贫变富、由弱变强的道术。所以，以前那些有作为的君王不空谈，而是依靠农耕和作战由贫变富、由弱变强。所以说：如果一百人从事耕作、一个人闲居，这个国家就能在天下称王；十个人从事农耕、一个人闲居，这个国家就会变强；有一半人从事农耕、一半人闲居，这个国家就陷入危难了。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都想让民众把农业搞好。国家不重视农业，民众的力量就不足，就会在诸侯争霸中不能自保。这样，其它诸侯国就会趁机削弱它，侵犯它。这个国家的土地就会被侵占，从此一蹶不振，到那时就不可救药了。

【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出自《商君书·更法》。当：适合。因：依据。意思是：依据时代的特点而出台法令，针对社会的现实而制定礼仪。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出自《商君书·定分》。命：生命。意思是：法令，是百姓生存的根本，是治理国家的基础。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出自《商君书·更法》。法：效法。故：旧传统。循：遵从。意思是：如果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仿效旧的传统；如果能够使人民受益，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
【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出自《商君书·慎法》。意思是：对我所喜爱的人公正不徇私不阿附，对我所憎恶的人不去陷害他，爱与厌恶都以正直相待，就能把事情管理好。
【出一令可以止横议，杀一犯可以儆百众】出自《商君书·赏刑》。横议：肆意议论。意思是：发出一个号令可以制止肆意的议论，严惩一个罪犯可以警戒一百人不敢轻易犯罪。
【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出自《商君书·修权》。意思是：蛀虫多了，树木就会折断；缝隙大了，墙壁就会倒塌。比喻不利的因素多了，严重了，就会出现危险。
【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出自《商君书·画策》。跖：传为春秋时齐国大盗。伯夷：商代贤人。意思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跖那样的人变成可信任；不会治理国家的人，能使伯夷那样的人变得可疑。
【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出自《商君书·修权》。意思是：奖赏丰厚但必须有信用，刑法规定严厉但一定要实行。
【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出自《商君书·更法》。意思是：拘泥于旧礼的人，是不能和他商讨大事的：受制于旧法的人，是不能和他议论变革的。
【事不中法，不为也】出自《商君书·君臣》。中：适合。意思是：事情不适合法度，就不要去干。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出自《商君书》。意思是：能够得到人心的人就会兴旺发达，而失掉人心的人就会垮台失败。
【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出自《商君书·垦令》。过举：错误的行为。匿：隐瞒。意思是：做官的人不隐瞒错误的行为，那么在其中间，就不会有奸邪之人了。
【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出自《商君书·更法》。意思是：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轻易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轻易改变器具。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出自《商君书·更法》。道：方法。便：便利。意思是：治理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效法过去。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一】出自《商君书·农战》。廪：粮仓。偷：马虎，疏忽。淫：过度。意思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即使粮仓已满，也不会疏忽农业生产；国家再强大，人口再多，也不会让空谈泛滥，这样老百姓就会朴实专一了。
【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出自《商君书·去强》。宿：隔夜。意思是：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使国家强大；要等到第二天才处理完的，国家就会削弱。
【不以私害法，则治】出自《商君书·修劝》。意思是：不因为自己的私利而损害法律，国家就能治理得好。
【地诚任，不患不财】出自《商君书·错法》。诚：真正。意思是：土地被真正利用起来，就不怕没有财源。
【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出自《商君书·算地》。手：技术，手艺。意思是：对于手工业者来说，他们的资本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技艺。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出自《商君书·画策》。意思是：用战争来制止战争，就算发动战争也是可以的。说明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可取的。
【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出自《商君书·战法》。意思是：打了胜仗不骄傲，打了败仗也不气馁。成语“胜不骄，败不馁”即由此而来。
【穷巷多怪，曲学多辩】出自《商君书·更法》。曲学：邪曲古怪、见识不广的学究。意思是：住在穷辟的小巷的人们总是爱少见多怪，而那些邪曲古怪，又见识不广的学究往往喜欢无谓的诡辩。

在分封世袭制度的崩坏下,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特权阶层中最底层的士.他们中有不少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根基,被迫到处"流浪"来寻找新的饭碗.其中虽然有人成为了商人学者,更多的则是以新的官僚参与国政.其中的不少人带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复奔走于各个君主之间,成为了后人所说的"策士"或"说客".然而,他们中能够得到君主亲自赏识的凤毛麟角,因此大多寄身于各国有权势的官僚府上,成为了"食客".商鞅,张仪,蔺相如,范雎,李斯等后来名闻天下的大人物都曾有过"食客"的经历.这成为战国时期政治的一道特别的风景.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去世,秦孝公即位.这时候各地的诸侯国仍然有不少,黄河以东强国有六个(就是战国其它六雄),淮河一带还有十几个小国.他们对秦国有相当的歧视,认为那只不过是个偏僻的"蛮夷",甚至禁止秦国参加诸侯的会盟.孝公以此为奇耻大辱,当即决定发奋图强.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发布政令求贤.商鞅听说后,于同一年入秦,并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然而刚见面的时候孝公对这个卫国人的说教并不感兴趣,长谈之下居然打起了瞌睡.出来后孝公连"伯乐"景监都骂了一通,说你怎么给我挑了这么一匹吹牛胡扯的马.不过,在商鞅的请求下孝公还是第二次接见了他.就这样翻来覆去,直到第三次时孝公才有所醒悟,私下告诉景监这个人不得了.双方第四次见面时已经是几天几夜长谈不厌了.得到了孝公的信任后,商鞅在公元前359年变法革新.

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都记载在《商君书》中,这是一部法家的经典著作(其作者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作或在后世被人增减).其中的主要方面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反驳：“这都是俗人的言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利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好邪”的说法，商鞅也针锋相对：“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等。”《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去强》说：“兴兵而代，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２０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其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巨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竞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受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这一点,它强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点.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个人对法家学说的看法,它和儒家道家等学说各有所长,适合于不同的社会,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要根据情况加以适当选取.每逢乱世时法家的学说总能得到重视.秦朝之所以能够从"蛮夷"一跃成为天下的霸主,以及后来弱小的曹操能够从东汉的乱世中脱颖而出,法令通行重视农战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战对乱世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了,而农即粮食,后来的长平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解.赵括被围后断炊,而白起绝对不会卖给他;同样,赵国缺粮齐国却不借.把自己的口粮寄托在他人的恩惠上,是无法在乱世立足的.

在经济上商鞅也进行了一些变革,他采取了重赋清税的政策.所谓赋和税,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税收的两种方式.税是指地租,按照一定的比例上缴收成;而赋则指人头税,按照人口来收纳.秦朝一统天下后沉重的人头税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此时却有积极的意义.当时秦国的现实,是土地广大而人民稀少,急需垦荒.因此商鞅废井田,把大家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又实行人头税制度,同时鼓励农垦.不管你开垦多少荒地,我只按照人口收税,这是让利于民的举措.同时针对三晋地少人多缺少粮食的状况,商鞅广招三晋的农民入秦,以"外国人"开垦农田而动员秦国本地人参军建设国防.这样的政策在当时当然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因此有相当的吸引力.然而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了东方各国"地少人多"的秦朝却并没有及时对这一政策作修改,相对微薄的土地使得人头税变得相对沉重,反而成了埋葬秦朝的一大因素.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商鞅负,毕竟"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

商鞅变法十年后秦国就强盛了起来,"道不拾遗，山无盗贼",这样的治安,电子赵括在那里恐怕要失业.(^_^)"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大家都敢打仗而不敢打架,达到了"乡邑大治"的地步.从此以后,秦国的霸主地位再也无法动摇,一步步踏上了称霸天下的轨道.

说得好， 商鞅重农重战功重刑罚的施政方针在当时，
相对儒， 道之术而言， 更为实用， 因而能够切实地富国强兵。

还有一个问题， 赵兄你感觉为何商鞅虽然身死但他所确立的制度在秦国依然能够实行， 终使秦的国力位列各国之首， 而山东六国， 类似李悝吴起邹忌申不害等辈也都进行过类似的改革， 但却没有使这些国家如秦般强盛， 有的制度也中途夭亡， 这其中， 除了秦的旧贵族根基不如六国深以外， 还有没有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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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13297644704： 商鞅写过什么书? - ？
丁胥誉捷： 好像没写过什么书吧 :《商君书》,又称《商子》,为战国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集.在《汉书》中录有二十九篇,但现在仅存二十四篇.《商君书》着重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司马迁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认为它的思想内容和商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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