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杂篇·天下的史料及评论

庄子·杂篇·天下的原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囗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魭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有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袄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天下》以篇首二字名篇。“天下”指中国的社会。《天下》的主旨既是《庄子》一书的导言，又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史学史。在“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段中，提出学术问题有道术和方术之分。道术是普遍的学问，只有天人、圣人、神人、至人才能掌握它。学术则是具体的各家各派的学问，这种学问都是各执一偏的片面的学问。在“其明而有数度者”段中，阐述了庄子对儒家学派的看法，认为儒家主要是明传《诗》、《书》、《礼》、《易》、《春秋》的。在“不侈于后世”段中，说明了墨子、禽滑厘的墨家学派的学说。对墨家的非乐、节用、兼爱、节葬以及后期墨者的墨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同。因为墨家的这些思想与庄子的轻物思想有一致之处。在“不受世俗牵累”段中，介绍了宋钘、尹文的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的白心的观点。在“公而不党”段中，着重介绍了彭蒙、田骈、慎到的思想。在“以本为精”段中，介绍了关尹、老聃的思想。充分地肯定了他们的道的观点和谦下的处世态度，称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在“惠施多方”段中，叙述了“历物十事”和名家的二十一事的命题，反对了名家的诡辩。庄子在书中虽然也吸收了一些诸如方生方死的对立转化观点，但总体上他是与惠施的观点相反的。

晋朝的陶渊明，
《圣贤群辅录》就明确记载过
八儒
二〔夫〕子没后，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成百氏之源，为纲纪之儒。居环堵之室，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论语尊颜回，史记尊颜回，曾子愧疚没有颜子那样的苦口良言告诫儿子，可知颜氏之儒为尊颜回之儒，亦为汉代独尊之一儒，明矣）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不怕穷，不怕丑自称想得通的儒生）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非指荀况，《史记》却屡次称有一人为公孙卿，荀子三十三篇反对迷信五行易学知非此人），称为为洁净精微之儒。
对比
原文：”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三墨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铏、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称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此苦获、巳齿、邓陵子之墨。
以上文字，与韩非子之八儒之说一一对应，对的着号。由于《庄子》被晋朝郭象篡编过，所以导致《天下》篇只见一半，只可以看见批评墨家，宋子之名家，慎到之法家，老子之道家，惠子之名家。嘎然一断，不复见儒家之评说，发展之脉络。可是郭象万万没想到，遇见一个读书不求甚解的陶渊明。偷懒把《庄子，天下》，直接照抄，三墨之文字如出一辙。 《汉收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汉唐儒者郑玄只是认为《小戴礼记》中之《中庸》即为子思所作，郑玄注说： 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孔颖达又承袭郑说。可郑说又从何而来？
宋儒基本都肯定这一说法，为什么呢？
可以从从孔庙的配享从祀看儒学的传承与流变。
如果我们把孔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可以说，孔庙的配享从祀就是这一文化现象中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内容之一。说到孔庙，人们似乎更习惯于也更热衷于谈论它的建筑、它的展陈、它的祭祀礼乐等等，总之是些具体可见的有形的东西。
唐宋开始，传达有“道统”论兴起。
事实上，在唐朝以前，周公往往与孔子是并提的，甚至周公的影响大于孔子，孔子只是周公的配副，即使在教育界。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冬十月，皇帝率群臣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周公和孔子，牲用犬。这是关于国学与郡县祀孔子的最早记载，孔子是作为周公配享的角色出现的。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诏令奉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岁时致祭。《贞观政要·崇儒学》：“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从这段记载中，不难看出，在公元628年之前，在中央政府的最高学堂中，周公是作为先圣受到顶礼膜拜的，孔子只是作为周公的配角以先师受礼拜，正如此后的颜子之相对于孔子一般。
上则记载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就是在国学中建孔子庙堂的起始年代，历史上之所以能遗留下这么众多的孔庙，唐太宗功不可没。除了贞观二年的这个诏令首创国学建孔子庙堂之外，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还有一道诏令，指示全国各州县学设孔子庙，由此孔子庙才从曲阜祖庭走向全国，并在此后出现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历史上深受中国影响的周边国家，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自成体系的孔庙文化现象。而从唐太宗的两道诏令看，从国家最高学府国学到府学县学等，庙学合一是其内在的统一，所以，孔庙最通用的名称是“文庙”，是官方的名副其实的传播文明的庙堂，这也是孔庙最重要的历史角色。
由此可见，孔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是道统的承载者，是正统文化的象征。
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孔子之孙孔伋（子思）、子思再传孟子，而宋儒朱熹等直追孟子，所以，朱熹也是孔子的衣钵传人。这一儒家的正宗传承谱系，实际上是宋儒自己说的，而这一谱系则影响至今，并决定了历史上孔庙配享从祀的人物选择和等级。
所以程朱一派对之尤为尊崇，以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朱熹《四书集注》）。 偶也有怀疑者，如南宋的叶适在其《习学纪言序目》中就表示怀疑却只能成为潜流。
北宋徽宗年间，子思伋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1330）,又追封子思为“述圣公”，以后就称作“述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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