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中,怎样看待晋人清谈的历史风貌?

作者&投稿:枝闹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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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千多年前山阳县的竹林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相聚在一起吟诗作赋,喝酒纵歌,各抒己见,畅谈国事,他们在竹林之中的故事被载入史册,代代相传。或许有人会问他们到底是谁,他们便是东晋历史上以嵇康为代表的,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

那段时间山阳县的竹林可谓是热闹非凡的,七位颇负盛名之人汇聚一堂,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朝堂的纷扰,他们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谈论。至于这七人那段日子在竹林之内具体谈论了什么,后世已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是段逍遥的日子。

之所以在此处提及竹林七贤,是因为他们这次竹林聚会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次清谈聚会。那么什么是清谈呢?所谓清谈,简而言之是清雅的谈论,是魏晋时期的文人骚客,承袭东汉的清议之风,大谈特谈玄学问题,并对这些玄学问题进行反复辩论的一种文化现象。

关于晋人清谈的历史风貌,在南朝刘义庆所编撰的《世说新语》里有着详细的介绍,本文将从《世说新语》出发,对晋人清谈的历史风貌进行剖析。

一、 清谈有哪些类型?其最基本的模式又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说清谈所发生的的处所。一般而言,清谈分为公座之谈、私座之谈以及自然之谈,上文我们所谈到的以嵇康为代表的的竹林七贤在竹林之中的清谈即是属于自然之谈。而公座之谈主要发生在寺庙内,一般较为少见。私座在晋人之中较为盛行,士人们常常喜欢在夜间汇聚于某个名人家中进行谈玄。



关于魏晋时期的私座之谈,在《世说新语》中有记载,如第33则,“殷中军尝往刘尹所清言,”第31则“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等等都是关于晋代文人私座之谈的记载。在元嘉十五年,宋文帝设立玄学馆之后,公座之谈愈来愈盛行,并且逐渐开始不再局限于寺庙之内。

清谈最基本的模式即为问难与辩答,在一客一主,一难一答之间构成了清谈。清谈是以番数来进行计算的,一难一答之间便是一番,清谈时的番数,便相当于武人交手的回合,在此便不再赘述。晋时的何宴、王弼便是这种清谈模式的始祖,他们创立了主、客辩难的清谈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客难主,主答客,往返不休,一群人在一起大谈特谈。

在《世说新语》第六条有所记载,“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於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从一定角度来讲魏晋时期的清谈有些类似于当今社会的辩论,但是辩论与清谈相比其程序更为复杂,其场所、参与的人也与清谈有所区别。

前面我们说到在一主一客,一难一答之间构成了清谈,其中所说的主、客,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更改、交替的。并且清谈时的题目也并不是提前想好的,而是随性而出,临时而出,因此清谈更加考验文人士子的知识储备以及随机应变能力。

二、 为何清谈之风会在魏晋时期盛行?

清谈之风之所以会在魏晋时期兴起原因有三,分别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来进行论述。首先,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任用制度到司马氏时遭到了严厉的控制。再加上晋朝八王之乱之后朝政局势不稳,政坛险恶,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日趋险恶,士人所言稍有不慎,便可招来杀身之祸,譬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是东晋时期政治的牺牲品,那曲广陵散也成为而来天下的绝唱。



正是因为当时政治的黑暗,导致而来许多有识之士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于是有一部分选择了归隐田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与居庙堂之上,政治抱负终究不可实现,并且还天天提心吊胆的日子相比,“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日子不知道要舒服多少,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云波诡谲,没有明争暗斗。

而另一部分士人做不到陶渊明这样处江湖之远,但是又不能谈政治,否则可能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但是他们总想说点什么来抒发心中的郁闷,于是他们开始谈玄,清谈之风也因此开始盛行。

其二,由于魏晋时期等级森严,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再加上“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于是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局面。而当时一些饱读诗书的寒门子弟自觉进入仕途无望,又因为朝代的更迭,这些寒门子弟意识到儒家学说已经救不了这个时代而来。

因此,崇尚自然,大谈玄学,追寻个性,便成为而来他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清谈之风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成长的空间。

其三,由于儒学在朝代更迭之中日趋式微,人们为了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安慰,于是讲求虚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开始兴起,道家思想的兴起,为玄学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助力。所谓民为国之根本,因此一个国家想要长久就必须要有人民的支持和理解,也就必须要有一种哲学思想,来就是统治者的行为,来引导安抚民众。



在魏晋之前,一直都是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可是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儒家“仁义”理念,因此他们需要一种新的哲学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来稳定动荡的社会,因此玄学便自然而然的开始兴起。而玄学的兴起恰好给那些空有一身才华和抱负却不能实现之人一个发泄的口子,也因此清谈之风在魏晋开始盛行。

三、 清谈的特点有哪些?为何晋人清谈以辞理并茂为最高追求理想?

我们知道,文人骚客在吟诗作赋时不仅仅在意辞藻的华美,还特别在意其所作诗歌的韵调如何,清谈亦然,晋时的士人们也常常以清谈时语调柔和舒缓为美。语言学家余嘉锡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晋、宋人清谈,不惟善言名理,其音响轻重疾徐,皆自有一种风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晋人清谈其特点之一就是在意音调,并且音调在清谈之时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在《世说新语》中也有所记载,晋人王濛曾经提到过一个词,“韶音令辞”,所谓“韶音令辞”就是动听的“音韵”和华美的“辞藻”在清谈时同样重要。因此关于为何晋人在清谈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辞理并茂,就不难理解了。

清谈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融合了佛家的“讲经之制。”在东晋时,佛理与玄理逐渐开始融合,有些僧人开始接触玄学,而有些名人亦开始诵读佛经,名僧名士之间开始频繁交往。因此自然而然的,玄理开始吸取佛理中的一些精华。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

殷中军即殷浩,认为玄理和佛理两者是相通的。我们知道,东晋时期是玄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凡事都有利有弊,虽然此时是玄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就更容易导致谈玄自视甚高、固步自封。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以殷浩为代表的一部分名士,打破了玄学的禁锢与束缚,并开始吸收佛学的精髓,使玄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此之外,东晋时期的一些僧人也认识到了玄理与佛理之间有一些相通之处,并将他们进行了融合发扬。因此,佛家的“讲经之制”渗透进入清谈之中也就在意料情理之中了。

最后一点也是清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清谈所注重并非是最后的结果,而是清谈的过程。晋人大部分的清谈或许谈至最后都没有一个定论,他们也并不关心最后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他们不过是为了谈而谈,他们并不会对没有结果的清谈感到遗憾,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辞喻不相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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