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数下,民不知所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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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自《史记·循吏列传》，意思是：多次颁发政令，百姓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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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於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捆。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叔孙、郑产，自昔称贤。拔葵一利，赦父非?李离伏剑，为法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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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职务。孙叔敖为官三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窃事件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回复了原貌。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有位客人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他不肯收纳。客人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下。"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wěi，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太史公说:"孙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场秩序得以恢复。子产病逝，郑国百姓失声痛哭。公仪休看到妻子织出的布好就把她赶出家门。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顶罪，使楚昭王树立了美名。李离错判杀人罪而伏剑身亡，帮助晋文公整肃了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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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居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当公私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而这，也正道出了作者倾心向往的理想的吏治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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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司马迁之所以"忍辱求生"，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来创作《史记》是深受:源远流长的"世典周史"的光荣世系;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大汉强盛帝国的历史背景;李陵之祸的株连而遭受宫刑;聪明好学的先天条件;博览群书、漫游交往的自身行为等诸多外、内因条件影响的缘故。也正因此，《史记》创作自然而然成了司马迁的历史使命，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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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文字简净，是《循吏列传》极为显著的特色。其篇幅之短，在全书与《佞幸列传》同居首位，仅一千二百字左右。其写人多止三事，少则一例，取材于表述皆至为简要，却是精当有力，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无怪乎古人赞之曰:"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吴氏《林下偶谈》卷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译史记》)这种写法，与类传的特性有关。类传和专传不同，它是专题性的，主要表现一类人的共性和作者对本专题的思想见解，至于人物生平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并不重要。为此，类传皆有序言，开宗明义先阐述作者的观点，然后环绕这一主旨选取恰当的人物事迹予以说明，序言和传文之间，实为纲举目张的关系。故类传写人叙事很灵活，选择性强，不求全而求典型，有时甚至不避重出。如子产生平已写入《郑世家》，本传为表现专题思想的需要再作载述，但略去一切具体行事，只列举非凡政绩，极写百姓的爱戴感激之情。和其它类传相比，本篇在取材上剪裁的幅度是很大的，除孙叔敖事略为完整外，叙其余四人皆一鳞半爪，精简之至。作者采用很少的文字把一件典型事例细致写出，使之妥贴传神，对专题思想依然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这种写法，使本篇在表现类传的特性方面成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虽汉代官吏也有仁厚廉正守法之人，但本篇只表彰历史人物，全不言及当朝，有深意在焉。古今学者都曾指出，本传与排稍后的《酷吏列传》乃是有意为之的姊妹篇:写酷吏，全是当朝人物，这是直接讥刺汉武帝宠用酷吏、任其肆虐为害的时弊;写循吏，全无时人，则是以古讽今，暗藏批评当朝吏治的锋芒。两传鲜明对映，相反而相成，作者的政见与好恶之情都可以从中品味出来。这或许可称之为别一种意义的"互见法"吧!互见之后，读者再回头看本文开篇序言结束末那一句"何必威严哉"的话，就会深悟"威严"者，乃酷吏弄权峻法逞威之谓也，作者写本传的深心及其思想锋芒其实在这里就已经闪现出来了。

令数下,民不知所从
让几下，人们不知道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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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尝克林： 市场很混乱,百姓不能安居,行动和居住都不安定. 楚王认为低矮的车子不便于用马拉,想要下令把车子加高. 楚庄王认为钱币太轻,用大的钱把小的换掉,百姓都认为不方便,纷纷不做生意.大意是说:孙叔敖做宰相,政绩很好.楚王嫌当时的钱币太轻,换用大钱,扰乱经济秩序,百姓认为不方便,引起了市场的混乱.孙叔敖劝楚王恢复以前的钱币,仅仅几天市场就恢复如初了.楚王嫌车子太低不便驾马,于是下令把车子加高,孙叔敖建议把民间的门槛加高,乘车的人都是君子,坐着低低的车子过高门槛很不方便,又不能总是下车.于是过了半年,百姓都自己把车子换成了高大的车.这个故事说明,施发政令的人不能用强硬的命令来迫使百姓屈服,要学会因势利导.

万柏林区19664211007： 史记·循吏列传 译文 - ？
廖尝克林： 呵,我又找到了: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

万柏林区19664211007： 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翻译 - ？
廖尝克林： 发号的命令没有诚信,那么百姓不知道该不该听从,天下何时才能得到治理呢

万柏林区19664211007： 译文循吏列传循吏列传<br/br/>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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