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

~ 朱子《白鹿洞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人才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和大学生守则。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内容、为学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等一系列纲领。

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纵观全文，精髓有五，分别详解如下：

一、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解：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天下之达道五，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五教”就是进行五个方面的伦理关系的教育。“五伦”即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礼记·昏义》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论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意思是：父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尊卑次序，朋友有诚信。也就是说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从、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相互讲诚信。

二、为学之序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解：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请教，勤勉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忠实地行事。

三、修身之要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解：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O）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言忠信，行笃敬”的意思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原文】“君子乾乾，不息於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乾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乾损益动第三十一》。指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气，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向善。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意思是：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怒气，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向善。

四、处事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则云：“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所制白鹿洞学规即引后一条，但“不计其功”与“不急其功”实际上颇有相差。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意思是：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是为了明辨真理而不是为了一己的功名。

五、接物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解：接物之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孔子经典妙句之一，亦是儒家文化精华之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所主张的处世原则。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请教说，有没有这样一个原则，它是我们终身都应该遵守执行的。孔子说，有的，这就是宽恕。宽恕的意思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与这个原则相伴随，孔子主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达到；不愿意别人以某种方式对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他的所有主张中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学生们都不理解这个原则是什么，只有曾参理解，曾参说，就是忠诚和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宽恕原则的表现之一。

孔子认为，这个原则，是实行仁义的重要途径。如果每个人都从这里入手，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仁义道德的人。这个原则发展到近代，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的意思。一个人要办什么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处在这样的地位，将会怎么做？这样思考问题，就可能使问题得到比较正确的处理。

因而，这个儒学提倡的原则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孔子所强调的是，人应该宽恕待人，应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现。“恕”道是“仁”的消极表现，而其积极表现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阐释的仁以“爱人”为中心，而爱人这种行为当然就包括着宽恕待人这一方面。《论语》中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原文】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译文】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不够；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有问题；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诗经》说：‘长久地与天命相配合，自己寻求更多的幸福。”’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意思是：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

《白鹿洞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便于记诵。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见之于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

朱熹在学规文本之后，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左，而揭之相间，诸君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朱文公文集·白鹿洞书院揭示》）

从这段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他规定了封建社会“大学”教育内容的核心，是讲明道德的所以然，这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目的，把世界观、政治要求、教育目的与学习修养的途径融而为一。这种教育理论，以及由它引申出来的一些实际教学措施，对巩固封建秩序能起很大的作用。它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明代大教育家王阳明亦对这个学规给予了高度评价：“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阳明全书·紫阳书院集序》）。

《白鹿洞书院揭示》自问世以来，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共同准则。朱熹的高足弟子刘偏，任国子司业时，上奏朝廷，“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刘愉》卷69）。到宋淳佑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这样《白鹿洞书院揭示》便成为全国性的学校和书院的“教规”了。在此同时，一些朱熹的弟子及当时的学者也仿效《白鹿洞规》，制订了一些“学规”，有的全文照搬，按照《白鹿洞书院揭示》进行办学和管理书院。

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振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教条》颁于该书院，以贯彻他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思想，成为岳麓书院最早的正式的学规，对岳麓书院的教学，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的高足弟子陈毖，主持福建延平书院时，又把《白鹿洞书院学规》照搬过去，另一弟子叶武调郴州教授时，“亦以白鹿洞规为诸生准绳”。（《增补宋元学案·沦州诸儒学案·叶武子》卷69)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及其他书院和学校的“学规”的制订，对后世书院和学校的学风建设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有利于书院和学校的管理，有利于学员的读书上进，同时也有利于教书育人。即使是今天看来，只要轻轻地抹去蒙在它上面的历史的灰尘，它就会闪烁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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