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酷吏

汉武帝朝十大酷吏？~

楼主你要的也太多了，很多人其实都是无名之辈的，但幸好我看过史记，记得里面有写酷吏的，但不能给你他们每个人的全的介绍了，我打字不算快，就给你打简介吧，呵呵，希望对你有用！

汉武帝十大酷吏（时间顺序）

1）郅都 ：西汉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汉景帝时期，是西汉最早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名臣。
2）宁成 ：西汉酷吏。南阳穰人。景帝时，先后任济南都尉、中尉。因贪暴残酷，宗室豪杰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后畏罪解脱归家，在家乡放高利贷，购陂田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致产数千金，从骑数十。再起为关都尉，出入关者云:“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惨绝人寰出自于此.
3）周阳由 ：他父亲赵兼以淮南王刘长舅父的身份被封为周阳侯，所以姓周阳。周阳由因为是外戚被任命为郎官，服事孝文帝和孝景帝。景帝时，周阳由当了郎官。汉武帝即位后，官员处理政事，崇尚遵循法度，谨慎行事，然而周阳由在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中，是最暴虐残酷、骄傲放纵的人。他所喜爱的，如果犯了死罪，就曲解法律使那人活下来；他所憎恶的，他就歪曲法令把他杀死。
4）赵禹 ：赵禹是台县人，以佐史的身份补任京城官府的官员，因为廉洁升为令史，服事周亚夫。周亚夫当丞相，赵禹当丞相史，丞相府中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但周亚夫不重用他，说：“我很知道赵禹有杰出无比的才干，但他执法深重严酷，不能在大的官府当官。”武帝时代，赵禹因为从事文书工作而积累功劳，逐渐升为御史。皇上认为他能干，又升到太史大夫。他和张汤共同制定各种法令，制作“见知法”，让官吏互相监视，相互检举。汉朝法律越发严厉，大概就从这时开始。 後赵禹中途被罢官，不久当了廷尉。最初，条侯周亚夫认为赵禹残酷阴谋，不肯重用。待赵禹当了少府，与九卿并列。赵禹做事严酷急躁，到晚年时，国家事情越来越多，官吏致力于施行严刑峻法，而赵禹却执法清援，被称为平和。无温舒等人是后起之官，执法比赵禹严酷。因为赵禹年老，改任燕国丞相。几年后，犯有昏乱背逆之罪，被免官，在张汤死后十余年，老死在家中。
5）张汤 ：张汤（？——前115），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
6）义纵 ：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名叫义纵的人。他姐姐义殉是个医生。她因医好了皇太后的病，皇太后很宠爱她，义纵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任用。他先在上党郡一个县中任县令，后又升为长安县令。他在任职期间，能够依法办事，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有权有势的人，当地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变。汉武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调任他为河内郡都尉，后又升为南阳太守。 当时，南阳城里居住着一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名叫宁成，这人很残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关、出关的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人们都说，让宁成做官，好比是把一群羊交给狼管。宁成听说义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义纵上任那天，带领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义纵。义纵知道宁成这样做的目的，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义纵就派人调查宁成的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就统统杀掉，最后，宁成也被判了罪。这一来，当地有名的富豪孔氏、暴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 后来，汉武帝又调义纵任定襄（在今内蒙古）太守，那时，这个地区的治安很混乱。义纵一到定襄，就将监狱中二百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重新判处死刑，同时将二百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 那天，一下子就杀了四百多人。尽管那天天气不冷，然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吓得不寒而栗。 义纵执法严峻，但也存在肆意残杀的问题，司马迁《史记》把义纵归入酷吏一类。
7）王温舒 ：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年轻时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了抢夺路人财物，他常常在月黑风高之夜以锤杀人而埋之。这种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径，养成了他后来好杀行威的暴虐性格。后来，地方上让他试作亭长，这是一个乡村基层的官，管理一亭（汉制，十里为一亭）的治安警卫，兼理民事。但试了好几次，他都干不好本职工作，因而罢去。此后，他又在县衙门里充当小吏，逐渐升为廷尉史。不久，王温舒投靠张汤。张汤也以严酷著称，用其为御史，负责督察盗贼。他到任后，杀伤甚多。其暴虐性格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时汉武帝主张全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厉打击危害专制统治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乐以刑杀为威的人往往提拔较快。故王温舒很快就升迁为广平郡（今河北曲周县北）都尉，辅佐郡守负责全郡的军事和治安
8）尹齐 ：西汉大臣。茌平人。尹齐初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时张汤为御史大夫，经常称赞尹齐为政廉洁，做事果断。武帝使尹齐负责捉拿盗贼，尹齐执法不避权贵，有功，迁关内都尉。其前任宁成即以严酷著称，出入潼关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对宁成畏惧如此。尹齐到任后，严酷之名“甚于宁成”。武帝以为能，拜为中尉。由于尹齐督察苛刻，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虽有所收敛，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担心触犯刑律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治事，故诸事多废，尹齐为此被免官。后来，死于淮南都尉任中。死后，家中的财产不过50金，可见做官廉洁。因其诛杀过多，仇家要联合焚烧尹齐的尸体，其妻只好载尸逃回原籍。
9）杨仆 ：杨仆，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举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敢击行。稍迁至主爵都尉，上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东越反，上欲复使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狭，非有斩将骞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于天下，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过也。欲请蜀刀，问君贾几何，对曰率数百，武库日出兵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宫，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与王温舒俱破东越。后复与左将军荀彘俱击朝鲜，为彘所缚，语在《朝鲜传》。还，免为庶人，病死。
10）杜周 ：杜周，南阳杜衍人也。义纵为南阳太守，以周为爪牙，荐之张汤，为廷尉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多

汉武帝时期，
著名的酷吏不是桑弘羊！
桑弘羊是农官，经济学家，善于理财。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酷吏有：张汤、赵禹、义纵、宁成、王温舒、杜周、尹齐、杨仆、减宣等,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 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657188.html?si=4

张汤的出身与童年
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1〕文吏与儒生之争，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汉武帝时代尤为激烈。而张汤就是武帝时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地区）人，具体出生年份不祥，约为汉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人幼年的生活环境对其一生成长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潜意识中的刺激通常于悄无声息之中深刻地改变性格，而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着命运。中国民间谚语也有“三岁看小，五岁看老”。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有这样一件发生在张汤幼年时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诸多信息将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张汤及以其为代表的酷吏群体的心态。
“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2〕
以职业风格治家的张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发脾气，用竹板、荆条“笞”汤，体罚儿子。请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国常见的正规刑罚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强的小张汤掘地三尺捕获盗鼠后，并非出口恶气一杀了之，而是一本正经地自设公堂，传布文书，刑讯定罪，最后宣读判决，将老鼠处以极刑，磔（肢解暴尸）于堂下。再请注意，磔刑是远古残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语“五马分尸”。〔4〕担任公职多年的父亲见证情景，也得“大惊”，从此发现了张汤的天赋，让他助理代案，专写司法文书。（关于汉代诉讼审判制度，文献记载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传》及张汤审鼠这一段。）〔5〕通过对上述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家庭环境的影响、张汤自身的兴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对他的专业培训，都使他非常适合担任“刀笔吏”职务，从事司法工作，这与他后来能位列三公、成为御史大夫关系极大；其次，张汤小小年纪性格中残忍冷血的一面已初显端倪，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其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6〕但同时也为其一生最终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三 从小县吏到御史大夫
张父死后，张汤顶班当了多年长安吏。他的政治发迹，先是因为救助过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张汤仕途上的崭露头角始于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成语“金屋藏娇”的女主角）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7〕被牵连者达上千人。既而陈阿娇被废，卫子夫新立为后。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从此为武帝所赏识一路青云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张汤与私交甚好的酷吏赵禹（成语“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其主要作为有：恢复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作见知故纵之法，即官吏获知犯罪行为后必须举告，对应判刑的罪犯必须严格执行，对当地动乱必须严厉镇压，否则以重罪论处；编《越宫律》二十七篇（今佚）。关于宫廷警卫制度，是汉律六十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点是“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8〕即务必使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官吏尤为严格。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
此时，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刘安（古籍《淮南子》的编著者，成语“鸡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机铲除宿怨，穷追狠治大显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9〕张汤遂于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进爵，功成名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成功前谦卑待人、广交朋友、编织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史记•酷吏列传》上说“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已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虽然有意见，但是表面还要做足功夫，营造氛围，对富豪高官们仰慕推崇，毕恭毕敬，“与长安富贾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送请诸公，不避寒暑”。于是“虽用法深意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尽管问题不小，却被权贵褒奖，获得良好名声。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张汤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武帝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绝对效忠，绝无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理所当然的重用他，赋于他大权。而事实上却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也就是说，张汤断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扩张己欲。“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个人意志所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张汤的成功所依靠这两个因素也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自恃有皇帝宠信，多行分外之职，权势远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决之。他在朝堂上高谈阔论国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废食迟不退朝，众臣皆不得归；因病不能上朝时，武帝竟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隆贵到如此地步。汉匈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令张汤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10〕全国被搞的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而就在这个时候，经武帝默许，张汤又亲手制造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为严重的冤狱之一——腹诽案。以廉直闻名，任九卿之一的大农令颜异因对张汤以一张白鹿皮置换四十万钱的经济法案持有异议，得罪了汉武帝。主持变革大计、善察政治风向的张汤与颜异有旧怨，便借口颜异曾在下属批评朝政时 “不应，微反唇”（无语，只动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没说话但在心里诽谤，应该处以死刑）。〔11〕武帝批准，颜异即被处死。腹诽案可以说是千古奇冤，竟纯以猜度主观判定政治犯，这个恶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飞“莫许有”、明于谦“意欲罪”在时间上还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皇权专制势力滔天，官民人人处于恐怖之中，“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谄良取容矣”，腹诽被公然地搞成了能类推的罪名，众臣也得谄颜保身附和。至于改革大计，为政时不听众议不思后果，打击伤害面太广，必然造成对社会的严重损害。“自造白金、五铢钱后，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以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12〕到了这个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到尽头了。

四 四面楚歌无路可走
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成语“覆水难收”的主角）、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於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13〕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14〕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与成语 “请君入瓮”有神似之处）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他。张汤自杀了，面对下葬事宜，张母之所以正气懔然地说了些我们不能理解的怪话，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她眼中儿子一贯是清廉正气尽心为公的吧。
实际上，张汤之死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结果，是作法自弊罪有应得的下场，是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再印证，谈不上什么恶言诬陷。首先，张汤大权在握后，翻脸无情、广结仇怨，致使众臣群起围攻，再无人为其说话，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场基础。丞相府的三长史朱买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张汤之上，“而汤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等到他们获罪降职后，风水轮流转，“（朱买臣）见汤，汤坐床上……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吏素贵，常凌折之”，冤家对头间已是易结不易解了。其次，怀着“何世患无才？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5〕的人才工具论的汉武帝，为人喜怒无常，随心所欲，做事治国常不计后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极端。在对待张汤案时，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释，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终于如愿了，突然听闻张汤家贫薄葬，就立刻掉转方向，一口气又杀了三长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赞许了张母，再提升张汤之子张安世的官职，就算是拨乱反正给张汤正式平反了。孰不知这很可能是一场政治案件还没弄清，紧接着又制造了另一场也说不清的冤假错案。以武帝一贯的政治言行和后来的历史观之，他对张汤有保留的“信任”与所谓的“惋惜”，在关键时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争，必要时还会弃之为牺牲品。
《史记•平淮书》载“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张汤本来也就没为民众做过多少有益之事，留给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严刑峻法带来的肉体与心灵上永远的伤痛。他所做过的违法乱纪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订的汉律也是要严惩不怠祸及全族的。整个事件里最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张汤虽然全公费开支，但从政数十年，一度掌控全国财政大权，却能不贪污索贿，以至家中清贫如许，真是难能可贵，在这一点上足为廉洁表率，或许这就是张母内心深处儿子正直形象的来源。
纵观这场高层大内斗，真可说几乎无对错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倾轧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张汤一心陷害别人时，别人也在相机报复，一有机会，双方就借机发挥大肆发难，一场新的政治大风暴又凭空从天而降。其结果却不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还连累无辜他人，殃及下层百姓。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无情，也是皇权制度下的丑恶与无奈。

五 张汤与武帝的历史教训
张汤死后，武帝继续重用酷吏治国，《史记•酷吏列传》所载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时的，义纵、王温舒、减宣、杜周等人相继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搞得冤狱遍天下，民变起八方，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家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中。《汉书•刑法志》记“（张汤死）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司马迁也评论说，张汤虽“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还能“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风，酷吏盈满天下，而张汤的继任者们只会一无是处祸国殃民，“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16〕张汤一生以悲剧告终，这是武帝统治下他的必然命运。汉武帝刘彻是一个雄才伟略却也好大喜功、黩武嗜杀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间，开疆拓土建立不朽功业、确建中国三千年“秦皇汉武政治架构”的同时，随意发动战争，任意制造大规模冤案，严刑酷法维护统治，挥霍了其祖父与父亲“文景之治”四十年多来的社会财富，导致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饱受苦难，“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7〕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总结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18〕武帝时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终者九位。至到最后“巫蛊”案刚愎自用听信谗言，逼死皇后（卫子夫）、太子、皇孙，才痛然恍悟，察觉自己于国于民为祸甚大，晚年“轮台思子悔过”下罪已诏，决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任用贤良，以赎己罪。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暴君必然制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为依靠。酷吏在争宠内斗的同时，又提携互助共同营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异化为官场公敌难以作为。仅以张汤为例，他师出酷吏宁成，与酷吏赵禹交好，最终也被酷吏减宣围攻。而酷吏尹齐、杜周、王温舒都曾先后为张汤属下。张汤对他们甚为欣赏，多次称赞尹齐“廉武”，数次进言杜周“无害”，〔19〕大力提拔王温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张汤死后倍受重用，“青出于蓝而甚于蓝”，施政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说是惹得人神共愤，当然也都如张汤般咎由自取，难逃政治牺牲品的悲惨下场。
在酷吏大量培养酷吏的同时，循吏与酷吏间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过。匈奴曾来请求和亲，儒生博士狄山反战主和，斥责张汤等酷吏“诈忠”，结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杀掉，“自是以后，群臣震摄，无敢忤汤者”。〔20〕唯一敢当面反对张汤批评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语“后来居上”的主角）。汲黯为人刚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誉为“古之社稷之臣”。张汤初任廷尉时，汲黯就认定其必为祸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张汤，经常与张汤在朝堂上争论国家大事。张汤辩论注重咬文嚼字，于细微处反复纠缠；汲黯尽管义正言辞，坚守原则，但也无法驳倒对方。张汤为此“深心疾黯，欲诛之以事”，武帝也厌烦汲黯逼迫其外调异地。汲黯临走前，对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实证明，汲黯这段话政治预见性极强，对张汤及酷吏群体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汤，终不敢言。后张汤果败”。事后逐渐认清张汤真面目的武帝听闻此言，认为张汤之所以横行，正是李息这类人懦弱纵容，“抵息罪”，将李息严惩，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职，作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赵禹在张汤死后，一改以往“酷急”作风，晚年“治加缓，而名为平”，在一片酷吏的杀罚声中反而有了“据法守正”的好名誉，也得享天年终老于故土。〔22〕而张汤之子张安世为官也与其父迥异，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却明哲谨慎，施政宽厚，多与人善，生活方面是家传的廉洁简朴，封侯加爵家资万贯，依旧是身着夫人亲自为其纺织的衣衫（也有史家评论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终“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23〕，发展为显赫非凡的名门世家。我想这其实都是前车之鉴，血与历史的教训吧。而张氏一家数代从事法吏工作，则是中国古代律学家族世袭化的开始。
《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引孔子语“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史记•循吏列传》前言也说“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我们知道，反暴政颂仁义是《史记》的核心指导思想，《循吏列传》正是作为《酷吏列传》的对比面而出现的。西汉酷吏集现代公安、检察、法院三大国家机构职能于一身，权力直出最高统治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酷吏在治乱的过程中打击豪强盗贼，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本质决定作为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对国家社会终究是弊大于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学说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须知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治国之道应当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阶层人人平等，才能顺利创建出和谐社会，而这也就是现代法治远胜于人治的地方。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张汤时代的历史值得我们后人沉思之处太多了。

附录：新闻《西安南郊发现西汉名臣张汤墓》〔24〕
出处：西安晚报 时间：2004-1-6
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长安区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铜信印确切地证明了墓主就是西汉名臣张汤。这是我市对《汉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名人墓的首次发现和发掘。该墓是在长安区郭杜一带西北政法学院新校区的基建工地被发现的。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式，坐东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墓道后连接甬道、墓室。此墓虽已经盗扰，但出土了特点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星云纹铜镜和武帝五铢钱等文物。最为珍罕的是，出土物中有2枚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 “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印面径为1.8厘米，即古之所说“方寸之印”。此两印的出土表明墓主应为张汤，结合出土器物和墓葬

形制考古者推断此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武帝之时。张汤为西汉武帝时期名臣，《汉书》记载其起于书吏，曾为长安吏、茂陵尉、侍御史，后迁升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他为长安杜陵人，少儿时即以司法程序审讯偷食的老鼠而出名，长成后升任重臣，办案治狱干练，上疏进谏得力，曾得汉皇宠信，最终受诬陷自杀而死。西汉杜陵所辖范围包括今长安区，即今张汤墓葬在西汉杜陵范围内，此墓的发现与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的古籍地望相符。同时此墓中棺木痕迹表现为一棺葬，与《汉书•张汤传》中“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的记载相吻。墓中随葬物品多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也与《汉书》中“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何厚葬之”的记载相同。市文物局孙福喜等人综合上述分析，断定此墓就是西汉张汤墓。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汉书》记载的正确性。史载张汤死于汉武帝元鼎二年，故其墓葬时代也应为元鼎二年左右。准确的墓葬年代的确定，为以往靠器物组合断定相对年代的汉墓分期断代，也为关中地区汉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标尺。

（责任编辑：李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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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政法学院法学一系二OO三级十三班本科生。
〔1〕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02、224页。笔者于此处综合概论之。
〔2〕《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
〔3〕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4〕同上，第38页。
〔5〕同上，第110页。
〔6〕《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7〕《资治通鉴•汉纪•世宗孝武皇帝》。
〔8〕同注〔3〕，第101页。
〔9〕同注〔2〕。
〔10〕同注〔1〕，第25、198页。
〔11〕同注〔7〕。
〔12〕同注〔2〕。
〔13〕同注〔11〕。
〔14〕同注〔2〕，“两人交欢，而兄事禹”。
〔15〕同注〔2〕，“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汉代男色之风盛行，此处或暗示同性恋。
〔16〕同注〔2〕。
〔17〕 《汉书•卷七•昭帝纪》。
〔18〕同注〔10〕。
〔19〕同注〔2〕。
〔20〕同注〔13〕。
〔21〕同注〔6〕。
〔22〕同注〔2〕。
〔23〕 《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张汤（？——前115），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前115），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张汤是杜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者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推荐给武帝，补任为御史，令他处理诉讼。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皇上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皇上区别断案的原委，皇上肯定的，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主上的英明。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皇上拜谢，他还揣摸皇上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皇上奏事，受到称赞，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皇上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皇上口头报告。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皇上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张汤与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正巧匈奴浑邪王等人降汉，汉朝廷调动大军讨伐匈奴，崤山以东干旱，贫苦百姓流浪迁徙，都依靠官府供给食物，官府库存空虚。张汤从而禀承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舞弄文辞，巧言诋毁以辅助法令的施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常至日暮，武帝甚至忘记吃饭。丞相形同虚设，国家大事都听张汤的意见。全国被搞得民不聊生，都骚动起来，官府所兴起的各项生产，也无法获利。官吏们从中侵夺渔利，从而又被严厉地依法治罪。因此，使得公卿以下的官员，直至平民百姓，都指斥张汤。张汤患病时，武帝曾亲自前去看望。皇上就是这样尊宠他。
匈奴人前来请求和亲，群臣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博士狄山说：“和亲对我们有利。”武帝询问有什么好处，狄山说：“武器是凶器，不应多次动用。高皇帝欲图征伐匈奴，在平城陷入困境，于是与匈奴结和亲。孝惠帝、高皇后时，天下因此而得以安乐。及至孝文帝，要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北部边境萧然而苦于战事。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孝景帝往返于两宫之间，胆战心寒了几个月。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一朝始终不谈军事，国家富裕充实。如今从陛下开始发兵攻击匈奴，使得我们国家空虚，边境地区的百姓极度贫穷困乏。由此看来，不如和亲。”武帝问张汤，张汤说：“他是个愚蠢的儒生，没有知识。”狄山说：“臣下的确是愚忠，但象御史大夫张汤那样，却是诈忠。如张汤审理淮南、江都王谋反的案子，以恶毒的文辞肆意诋毁诸侯王，离间宗室的骨肉之亲，使蕃臣内心不安。臣因此知道张汤为诈忠。”于是武帝面带不快对狄山说：“我让你担任一个郡的长官，能不能不使匈奴人入境抢掠？”回答说：“不能”。再问“负责一个县呢？”回答说：“不能。”又问：“负责一个烽障呢？”狄山知道再说不能，便会被治罪，只好说“能”。于是武帝派狄山到边境负责一个烽障。一个多月之后，匈奴人砍了狄山的头以后离去。从此以后，群臣震慑，不敢再谈和亲。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个商人，但有很好的品德。当初张汤任小吏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互相往来，及至张汤当了大官，田甲又曾责备张汤行事中的过失，也表现出忠正刚烈之士的风范。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终于被免官治罪。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张汤有个心爱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鲁谒居患病住在里巷的一户人家，张汤亲自去探望，并为鲁谒居按摩双足。赵国靠冶炼铸造营利，赵王刘彭祖多次指控铁官，张汤却每每排斥赵王。赵王寻查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鲁谒居曾审理赵王的讼案，赵王对他心怀怨恨，上书告发说：“张汤是朝廷大臣，掾史鲁谒居有病，张汤却亲自到他那里为其按摩双足，我怀疑他们可能有什么大阴谋。”此事下到延尉审理。鲁谒居因病而死，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被拘押在导官那里。张汤也到导官的官衙审理其他囚犯，见到了谒居的弟弟，欲暗中帮助他，表面却装作不认识。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他的用意，因此怨恨张汤，指使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谒居的阴谋，共同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发李文之事。武帝将此案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与张汤不和，接手此事后，穷追狠治，并且不向武帝进奏。正巧有人盗走了孝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至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国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欲图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
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研读《春秋》。庄助派人游说朱买臣，朱买臣因为深通《楚辞》，与庄助一起受到皇帝的宠幸，授任为侍中、太中大夫，深受信用；张汤当时任小吏，要跪拜者请朱买臣等上前。不久，张汤任延尉，审理淮南王谋反的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对此心怀不满。及至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朱买臣以会稽太守升任主爵都尉，处于九卿之位，数年之后，因为触犯法令被免官，降职为守长史。他曾去拜见张汤，张汤高傲地坐在床上，他的府丞和掾史对朱买臣也没有礼貌。朱买臣是楚地的士人；对此深为怨恨，常欲罩张汤于死地。王朝，是齐地人，因为懂得方术，官至右内史。边通，学战国纵横家的说人之术，是个性情刚烈强悍的人，两次任官至济南王国相。他们的地位都曾比张汤高，不久失去官位，任守丞相长史，只好在张汤面前委曲求全、张汤多次代行丞相职权，知道这三位长史一向尊贵，所以常故意凌辱他们。因此三个长史合伙谋划说：“当初张汤与丞相相约向武帝谢罪，不久却出卖了丞相一；如今又欲以宗庙之事弹劾丞相，这是欲留取代丞相的地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减宣又上奏了鲁谒居之事。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不懂分寸，您审讯处死了多少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讨论：张汤案，司马好像很同情，但张汤好像真的有错，大家以为如何。
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长安区发现一处汉代墓葬，其中出土青铜信印确切地证明了墓主就是西汉名臣张汤。这是我市对《汉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名人墓的首次发现和发掘。

该墓是在长安区郭杜一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的基建工地被发现的。墓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式，坐东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墓道后连接甬道、墓室。此墓虽已经盗扰，但出土了特点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星云纹铜镜和武帝五铢钱等文物。最为珍罕的是，出土物中有2枚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印面径为1.8厘米，即古之所说“方寸之印”。此两印的出土表明墓主应为张汤，结合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考古者推断此墓葬时代为西汉中期武帝之时。

张汤为西汉武帝时期名臣，《汉书》记载其起于书吏，曾为长安吏、茂陵尉、侍御史，后迁升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他为长安杜陵人，少儿时即以司法程序审讯偷食的老鼠而出名，长成后升任重臣，办案治狱干练，上疏进谏得力，曾得汉皇宠信，最终受诬陷自杀而死。西汉杜陵所辖范围包括今长安区，即今张汤墓葬在西汉杜陵范围内，此墓的发现与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的故籍地望相符。同时此墓中棺木痕迹表现为一棺葬，与《汉书·张汤传》中“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的记载相吻。墓中随葬物品多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见汉墓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也与《汉书》中“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何厚葬之”的记载相同。

市文物局孙福喜等人综合上述分析，断定此墓就是西汉张汤墓。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汉书》记载的正确性。史载张汤死于汉武帝元鼎二年，故其墓葬时代也应为元鼎二年左右。准确的墓葬年代的确定，为以往靠器物组合断定相对年代的汉墓分期断代，也为关中地区汉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精确的标尺。

张汤、外号“苍鹰”的郅都、赵禹、周阳由、王温舒、杜周等等。

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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