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一位曾受过外国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并对其创作中的外来影响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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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元曲三首：

《喜春兰.春宴 》元好问
梅残玉靥香犹在,柳破金梢眼未开.东风和气满楼台,桃杏拆,宜唱喜春来.

[注解]
玉靥:似玉的脸颊,此处指梅花瓣.靥,面颊上的酒窝.
柳破金梢眼未开:破,指嫩芽刚出.金梢,嫩黄色的树梢.眼未开,指柳叶尚未长出,如睡眼没有睁开一样.
桃杏拆:拆,拆裂.指桃杏的花苞刚刚裂开.拆,原作折,误.
[译文]梅花虽残了,它那洁白的花瓣上香气.柳树抽芽了,梢头一片嫩黄色,柳叶儿还没长出来.春风和煦,吹满楼台.桃杏的花苞儿刚刚裂开.这种情景正该高唱《喜春来》.

《小桃红》王恽
采菱人语隔秋烟,波静如横练.入手风光莫流传.共留连,画船一笑春风面.江山信美,终非吾土,何日是归年

[作者简介]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辉汲(今河南汲县)人.大德年间,累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工诗善文,词曲以小令见长.著有《秋涧先生大全集》.现存小令四十一首.
[写作背景]"小桃红"又名"平湖乐",是一首感情浓郁的乡思曲,这是作者客居他乡秋日江游时写就的.
[注解]
横练:横铺着的白绢.用以形容湖水的平静澄清.
入手风光:映入眼帘的风景.入手,到手.
[译文]隔着秋日的烟雾传来采菱姑娘的喧闹声,秋江澄静有如横铺的白绢.眼前的风景不要流逝呀.且让我们一起尽情观赏留连,画船上美人笑意盈面.江山的确美好,可是它终归不是我的故乡,而哪一天又是我回去的日子呢

《人月圆》倪瓒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作者简介]倪瓒(1301-1374),字元稹,自号云林子,风月主人等,无锡(今属江苏)人.元至正初,弃家浪游五湖.著有《清閟阁全集》.散曲现存小令十二首.
[写作背景]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为元代遗民,他始终不能忘记元兵南下,宋朝灭亡那段悲惨的历史.因此,他一生都没有在元政权下做官,隐逸山林,在他晚年时常追忆旧事,缅怀故国,抒写愁思.此曲即是作者重登绍兴越王台时所作,包括江浙广大地区在内的"越地",既有越王勾践报仇雪趾的历史传统,又是南宋政治经济的中心,人到这里尤其容易激发起亡国的惨痛和恢复河山的愿望,今天作者重游前朝重地,登上当年勾践点兵复仇的越王台,感情不能抑制.
[注解]
前朝:此指宋朝.
越王台: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为驻兵处.
素曩:皎洁银白的月光.
[译文]不要再问前朝那些伤心的往事了,我重新登上越王台.鹧鸪鸟哀婉地啼叫,东风吹指初绿的衰草,残阳中山花开放.
我惆怅地独自仰天长啸,青崇山峻岭依旧,故国已不在,满目尽是乔木布满苍苔,一片悲凉.头上的明月,柔和皎洁,仍是照耀过前朝的那轮,可是它又是从哪里飞来的呢

宋词三首：
李清照——《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作者】
李清照（1084－？），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幼有才藻，十八岁适金石家赵明诚，夫妇感情甚笃。南渡后，赵明诚病故，她颠沛流离于江浙皖赣一带，在孤寂中度过晚年。她工诗能文，诗尤为宋代大家，前期词多写闺情相思，后期词融入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感，风格顿变。她兼擅令慢，每能创意出奇，以经过提炼的口语表达其独特真切的感受，形成辛弃疾所称道的“易安体”。有《漱玉词》

【注释】
①此词调首见于北宋毛滂词，词中有“人在翠阴中”、“劝君对客杯须覆”等句。因据其意，取作调名。双调，五十二字，仄韵。
②永昼：悠长的白天。
③瑞脑：即龙脑，香料名。金兽：兽形的铜香炉。
④玉枕：瓷枕的美称。纱厨：纱帐，一称碧纱帐。
⑤东篱：陶渊明《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后即以东篱指代赏菊之处。
⑥暗香：幽香。这里指菊花的香气。
⑦帘卷西风：“西风卷帘”的倒文。 ⑧黄花：指菊花。


【品评】
这首重九怀人词是李清照寄给她丈夫赵明诚的。元伊世珍《琅环（左应为女旁）记》卷中引《外传》：“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 德夫玩之再三， 曰：‘只有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正）是易安作也。”这则轶闻说明此词歇拍三句极为脍炙人口，李清照论词鄙薄柳永“词语尘下”，这三句采取自我反观的笔法，用西风吹卷帘幕，露现出比黄花更为憔悴的少妇面容，形象地抒写了相思之苦，其意实同于柳永词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表达时屏绝浮花浪蕊，而选择不求浓丽、自甘素淡的菊花加以自比，这既是就眼前取景，又反衬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标逸韵，确乎无“词语尘下”之嫌。全词以含蓄蕴藉见长，“莫道不消魂”三句固然最为工妙，但其余各句亦堪玩味：“薄雾浓云愁永昼”，“永昼”多用以形容夏日，而时下已是昼短夜长的深秋季节，可知“永昼”当是一种对时间的心理错觉，作者借此点出了她独守空闺时的度日如年之感。“瑞脑消金兽”，枯坐铜香炉旁，看那炉中的香料一点点地消融，岂不见出作者的寂寞无聊？“半夜凉初透”，分明暗示了她的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有暗香盈袖”，则既烘染了雅淡如菊的情怀，也隐含了“声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古诗·庭中有奇树》）的夫妇睽离之感。凡此，都有玩赏不尽的底蕴。

【赏析一】
这首词是作者婚后所作，抒发的是重阳佳节思念丈夫的心情。传说清照将此词寄给赵明诚后，惹得明诚比试之心大起，遂三夜未眼，作词数阕，然终未胜过清照的这首《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一天从早到晚，天空都是布满着“薄雾浓云”，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使人感到愁闷难捱。外面天气不佳，只好待在屋里。“瑞脑消金兽”一句，便是转写室内情景：她独自个儿看着香炉里瑞脑香的袅袅青烟出神，真是百无聊赖！又是重阳佳节了，天气骤凉，睡到半夜，凉意透入帐中枕上，对比夫妇团聚时闺房的温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上片寥寥数句，把一个闺中少妇心事重重的愁态描摹出来。她走出室外，天气不好；待在室内又闷得慌；白天不好过，黑夜更难挨；坐不住，睡不宁，真是难以将息。“佳节又重阳”一句有深意。古人对重阳节十分重视。这天亲友团聚，相携登高，佩茱萸，饮菊酒。李清照写出“瑞脑消金兽”的孤独感后，马上接以一句“佳节又重阳”，显然有弦外之音，暗示当此佳节良辰，丈夫不在身边。“遍插茱萸少一人”，怎叫她不“每逢佳节倍思亲”呢！“佳节又重阳”一个“又”字，是有很浓的感情色彩的，突出地表达了她的伤感情绪。紧接着两句：“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丈夫不在家，玉枕孤眠，纱帐内独寝，又会有什么感触！“半夜凉初透”，不只是时令转凉，而是别有一番凄凉滋味。

下片写重阳节这天赏菊饮酒的情景。把酒赏菊本是重阳佳节的一个主要节目，大概为了应景吧，李清照在屋里闷坐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强打精神“东篱把酒”来了。可是，这并未能宽解一下愁怀，反而在她的心中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重阳是菊花节，菊花开得极盛极美，她一边饮酒，一边赏菊，染得满身花香。然而，她又不禁触景伤情，菊花再美，再香，也无法送给远在异地的亲人。“有暗香盈袖”一句，化用了《古诗十九首》“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句意，暗写她无法排遣的对丈夫的思念。她实在情不自禁，再无饮酒赏菊的意绪，于是匆匆回到闺房。“莫道不消魂”句写的是晚来风急，瑟瑟西风把帘子掀起了，人感到一阵寒意。联想到刚才把酒相对的菊花，菊瓣纤长，菊枝瘦细，而斗风傲霜，人则悲秋伤别，消愁无计，此时顿生人不如菊之感。以“人比黄花瘦”作结，取譬多端，含蕴丰富。

从天气到瑞脑金兽、玉枕纱厨、帘外菊花，词人用她愁苦的心情来看这一切，无不涂上一层愁苦的感情色彩。

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不乏类似的句子，这是因为正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才共同创造出一个凄清寂寥的深秋怀人的境界。“莫道不消魂”，直承“东篱把酒”以“人拟黄花”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相结合。“帘卷西风”一句，更直接为“人比黄花瘦”句作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想象出一幅画面：重阳佳节佳人独对西风中的瘦菊。有了时令与环境气氛的烘托，“人比黄花瘦”才有了更深厚的寄托，此句也才能为千古传诵的佳句。


【赏析二】

李清照的重阳《醉花阴》词相传有一个故事：“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易安作也”（见《元伊世珍?琅嬛记》）。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它说明这首词最好的是最后三句。

现在先看看它的全首。词的开头，描写一系列美好的景物，美好的环境。“薄雾浓云”是比喻香炉出来的香烟。可是香雾迷朦反而使人发愁，觉得白天的时间是那样长。这里已经点出她虽然处在舒适的环境中，但是心中仍有愁闷。“佳节又重阳”三句，点出时间是凉爽的秋夜。“纱厨”是室内的精致装置，在镂空的木隔断上糊以碧纱或彩绘。下片开头两句写重阳对酒赏菊。“东篱”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诗意。“人比黄花瘦”的“黄花”，指菊花。《礼记》月令：“鞠（菊）有黄花”。“有暗香盈袖”也是指菊花。从开头到此，都是写好环境、好光景：有金兽焚香，有“玉枕纱厨”，并且对酒赏花，这正是他们青年夫妻在重阳佳节共度的好环境。然而现在夫妻离别，因而这佳节美景反而勾引起人的离愁别恨。全首词只是写美好环境中的愁闷心情，突出这些美好的景物的描写，目的是加强刻画她的离愁。

在末了三句里，“人比黄花瘦”一句是警句。“瘦”字并且是词眼。词眼犹人之眼目，它是全词精神集中表现的地方。

在诗词中，作为警句，一般是不轻易拿出来的。这句“人比黄花瘦”之所以能给人深刻的印象，除了它本身运用比喻，描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之外，句子安排得妥当，也是其原因之一。她在这个结句的前面，先用一句“莫道不消魂”带动宕语气的句子作引，再加一句写动态的“帘卷西风”，这以后，才拿出“人比黄花瘦”警句来。人物到最后才出现。这警句不是孤立的，三句联成一气，前面两句环绕后面一句，起到绿叶红花的作用。经过作者的精心安排，好象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形象性很强。这首词末了一个“瘦”字，归结全首词的情意，上面种种景物描写，都是为了表达这点精神，因而它确实称得上是“词眼”。以炼字来说，李清照另有《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为人所传诵。这里她说的“人比黄花瘦”一句，也是前人未曾说过的，有它突出的创造性。

苏轼——《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
【内容】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呆女。

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

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

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赏析】：

这首词咏调名本意，是为送别友人陈令举而作。

全词立意上一反旧调，不写男女离恨，而咏朋友情意，别有一番新味。

此词上片，也紧切七夕下笔，但用的却是王子乔飘然仙去的故事。据刘向《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王子乔，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于山上见柏良，对他说：“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颠。”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苏轼此词上片，借这则神话故事，称颂一种超尘拔俗、不为柔情羁縻的飘逸旷放襟怀，以开解友人的离思别苦。发端三句，赞王子乔仙心超远，缥渺云天，不学牛郎织女身陷情网，作茧自缚。一扬一抑，独出机杼，顿成翻案之笔。缑山，河南偃师县。缑山仙子，指王子乔，因为他缑山仙去，故云。“凤箫”两句，承“不学”句而来，牛女渡河，两情缱绻，势难割舍；仙子吹箫月下，举手告别家人，飘然而去。前者由仙入凡，后者超凡归仙，趋向相反，故赞以“不学痴牛呆女”。

下片写自己与友人的聚合与分离，仿佛前缘已定，事有必然。据东坡《记游松江》（《东坡志林》卷一）说：“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苏轼于熙宁七年九月从杭州通判移任密州知州，与同时奉召还汴京的杭州知州杨元素同舟至湖州访李公择，陈令举、张子野同行，并与刘孝叔会于湖州府园之碧澜堂，称为“六客之会”，席上张子野作《定风波令》，即“六客词”，会后同泛舟游吴松江，至吴江垂虹亭畅饮高歌，“坐客欢甚，有醉倒者”。但作者不是径直叙写这段经历，仍借与天河牛女有关的故事来进行比况。张华《博物志》载一则故事说：天河与海相通，年年有浮槎定期往来，海滨一人怀探险奇志，便多带干粮，乘槎浮去。经十余日，至一城郭，遇织布女和牵牛人，便问牵牛人，此是何处。牵牛人告诉他回去后问蜀人严君平便知。

后来乘槎人还，问严君平。君平告以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算年月，正是乘槎人到天河之时。词人借用这则优美的神话故事，比况几位友人曾冲破澄澈的银浪泛舟而行。“槎”，即竹筏：“客槎”，一语双关：明指天河的“浮槎”，暗喻他们所乘的客船。“尚带天风海雨”，切合“浮槎”通海之说。煞拍两句笔墨落到赠别。“相逢一醉是前缘”，写六客之会：“风雨散、飘然何处”，“风雨”承上“天风海雨”，写朋友分袂，各自西东。“一醉是前缘”，含慰藉之意：“飘然何处”，蕴感慨无限。

这首词不但摆脱了儿女艳情的旧套，借以抒写送别的友情，而且用事上紧扣七夕，格调上以飘逸超旷取代缠绵悱恻之风，读来深感词人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



辛弃疾——《青玉案》
【内容】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赏析】：

古代词人写上元灯节的词，不计其数，辛弃疾的这一首，却没有人认为可有可无，因此也可以称作是豪杰了。然而究其实际，上阕除了渲染一片热闹的盛况外，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作者把火树写成与固定的灯彩，把“星雨”写成流动的烟火。若说好，就好在想象：东风还未催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而且还从天上吹落了如雨的彩星——燃放的烟火，先冲上云霄，而后自空中而落，好似陨星雨。然后写车马、鼓乐、灯月交辉的人间仙境——“玉壶”，写那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漫衍的“社火”百戏，极为繁华热闹，令人目不暇接。其间的“宝”也，“雕”也“凤”也，“玉”也，种种丽字，只是为了给那灯宵的气氛来传神来写境，大概那境界本非笔墨所能传写，幸亏还有这些美好的字眼，聊为助意而已。

上阕，专门写人。作者先从头上写起：这些游女们，一个个雾鬓云鬟，戴满了元宵特有的闹蛾儿、雪柳，这些盛装的游女们，行走过程中不停地说笑，在她们走后，只有衣香还在暗中飘散。这些丽者，都非作者意中关切之人，在百千群中只寻找一个——却总是踪影难觅，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忽然，眼睛一亮，在那一角残灯旁边，分明看见了，是她！是她！没有错，她原来在这冷落的地方，还未归去，似有所待！发现那人的一瞬间，是人生精神的凝结和升华，是悲喜莫名的感激铭篆，词人竟有如此本领，竟把它变成了笔痕墨影，永志弗灭！—读到末幅煞拍，才恍然大悟：那上阕的灯、月、烟火、笙笛、社舞、交织成的元夕欢腾，那下阕的惹人眼花缭乱的一队队的丽人群女，原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意中之人而设，而且，倘若无此人，那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与趣味呢！

此词原不可讲，一讲便成画蛇，破坏了那万金无价的人生幸福而又辛酸一瞬的美好境界。然而画蛇既成，还须添足：学文者莫忘留意，上阕临末，已出“一夜”二字，这是何故？盖早已为寻他千百度说明了多少时光的苦心痴意，所以到了下阕而出“灯火阑珊”，方才前后呼应，笔墨之细，文心之苦，至矣尽矣。可叹世之评者动辄谓稼轩“豪放”，“豪放”，好象将他看作一个粗人壮士之流，岂不是贻误学人吗？

王静安《人间词话》曾举此词，以为人之成大事业者，必皆经历三个境界，而稼轩此词的境界为第三即终最高境界。此特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并无交涉，王先生早已先自表明，吾人在此无劳纠葛。

从词调来讲，《青玉案》十分别致，它原是双调，上下阕相同，只是上阕第二句变成三字一断的叠句，跌宕生姿。下阕则无此断叠，一片三个七字排句，可排比，可变幻，随词人的心意，但排句之势是一气呵成的，单单等到排比完了，才逼出煞拍的警策句。

外国诗三首：
《致克恩》俄 普希金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你就在我的眼前降临，
如同昙花一现的梦幻，
如同纯真之美的化身。

我为绝望的悲痛所折磨，
我因纷乱的忙碌而不安，
一个温柔的声音总响在耳边，
妩媚的身影总在我梦中盘旋。

岁月流逝。一阵阵迷离的冲动
象风暴把往日的幻想吹散，
我忘却了你那温柔的声音，
也忘却了你天仙般的容颜。

在荒凉的乡间，在囚禁的黑暗中，
我的时光在静静地延伸，
没有崇敬的神明，没有灵感，
没有泪水，没有生命，没有爱情。

我的心终于重又觉醒，
你又在我眼前降临，
如同昙花一现的梦幻，
如同纯真之美的化身

心儿在狂喜中萌动，
一切又为它萌生：
有崇敬的神明，有灵感，
有泪水，有生命、也有爱情。


《我的爱情并不是一只夜莺》裴多菲【匈牙利】


我的爱情并不是一只夜莺，
在黎明的招呼中苏醒，
在因太阳的吻而繁华的地上，
它唱出了美妙的歌声。

我的爱情并不是可爱的园地，
有白鸽在安静的湖上浮游，
向着那映在水中的月光，
它的雪白的颈子尽在点头。

我的爱情并不是安乐的家，
象是一个花园，弥漫着和平，
里面是幸福，母亲似地住着，
生下了仙女：美丽的欢欣。

我的爱情却是荒凉的森林；
其中是嫉妒，象强盗一样，
它的手里拿着剑：是绝望，
每一刺又都是残酷的死亡。

《哀歌》雪莱【英国】


哦，世界！哦，时间！哦，生命！
我登上你们的最后一层，
不禁为我曾立足的地方颤抖；
你们几时能再光华鼎盛？
噢，永不再有，——永不再有！

从白天和黑夜的胸怀
一种喜悦已飞往天外；
初春、盛夏和严冬给我的心头
堆满了悲哀，但是那欢快，
噢，永不再有，——永不再有！

1821年

查良铮 译

一位外国名人的简介：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的皇帝（1804 -1814，1815）、法兰西共和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曾经占领过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领土，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广阔的传播，在位前期是法国人民的骄傲，直至今日一直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出生： 科西嘉岛
身高： 5 ft 7 = 170 cm
国籍： 法兰西

冰心冰心的诗歌受之于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者们的老生常谈。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而冰心自己则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单向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我们既可以在两位诗人的作品的语言结构里享受到阅读的诗美的愉悦，更能够在他们诗歌中感受到两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诗人在努力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寻找一块灵魂息憩的宗教绿洲。

鲁迅 鲁迅的文字受日本语法的影响很大，我们平常读到的一些作品有些句子就很拗口，比如“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孩子时候的情形”。这是李敖同志说的，详见《李敖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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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县13773981114： 试举一位曾受过外国文学影响的中国作家,并对其创作中的外来影响加以分析. - ？
池冠盐酸： 冰心的诗歌受之于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也是研究者们的老生常谈.闻一多称冰心是“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徐志摩认为,冰心是“最有名的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而冰心自己则说:“我写《繁星》和...

顺昌县13773981114： 20世纪中国那些作家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 - ？
池冠盐酸：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

顺昌县13773981114： 中国文学作家的作品哪些受到外国作品的影响 - ？
池冠盐酸： 《繁星》《春水》是冰心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写成的,用她的话来说,是将一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其兼采中国传统文学和外国哲理小诗之长,善于捕捉刹那间的灵感,以三言两语抒发内心的感受,形式短小而意韵悠长,语言晶莹明丽而又明白晓畅.七年级上册的语文书后面的名著阅读就有说到啊

顺昌县13773981114： 求一位受泰戈尔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 - ？
池冠盐酸： 冰心

顺昌县13773981114： 哪些伟人是受文学的影响后成功的? - ？
池冠盐酸： 郁达夫——所受影响的,外国文学,名人名著:1.德国 尼采 他的自传的第一章显然是受了尼采的影响,起名为《悲剧的诞生》,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没有完成的悲剧. 歌德的诗 美莱迭斯2.法国: 罗底?写景影响 卢梭: “卢骚的那半狂式...

顺昌县13773981114： 《飞鸟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 ？
池冠盐酸：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印度伟大作家泰戈尔的散文诗,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一代文学先驱.我们知道,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他访问之后,他的作品大量地译成汉文.当时翻译的绝大多数是散文诗,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

顺昌县13773981114： 鲁迅的哪部作品中加入了外国的故事? - ？
池冠盐酸： 《拿来主义》鲁迅在谈到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时,说它“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并说他搞小说创作:“大约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而他“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1934年,鲁迅又在他的著名杂文《拿来主义》的结论中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充分肯定了“拿来”的重要性.这是鲁迅对文艺创作中的借鉴与提高关系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他从创作开始时就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正是遵循了这条基本原则,鲁迅在借鉴和吸收了西方作家创作营养的同时,写出了有极大影响的前期小说.

顺昌县13773981114： 请罗列一些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 - ？
池冠盐酸： 一)现当代重要作家作品(国统区)01、鲁 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狂人日记》(现代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 1918 始用“鲁迅”笔名) 《呐 喊》(小说集,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14篇小说. 《彷 徨》(小说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