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一处古代外国城市遗址的基本格局和功能，萌芽发展演变及与周边城市文化的关系

中西方古代城市有很大不同，从城市规模、功能、布局、设计、景观等方面对中西方古代城市作比较~

中国城市规划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


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造之城。


西方城市规划


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


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尺度也会使原有的周边建筑显得“娇小”。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结语


正如开头所言，这是一篇随感而书的“杂”文。中西方城市规划比较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但当我们横纵的比较他们时，我们又似乎能嗅到一些这个命题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地理条件和政治状况的不同，中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而后的演变只能说是其的补充和改良，这好像和中国的哲学发展史是一致的。而在西方，规划思想随着时空的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更新。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越发的明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宗教思想对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前言

一个民族在创造自己的神话与宗教时,常把与自身的生存发展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力——环境,当作首要征服与支配的对象。原始人类通过辨析、利用环境,最终形成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景观的原型。正是在环境适应过程所形成的各民族文化深处的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神话与宗教中关于“神境”“仙域”“乐园”之类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解释体系。

中国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莱三山为代表。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据《山海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丹水,饮之不死。《列子·汤问》对于三山(五山)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由此可知，无论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还是三山(五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定型时期。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时期主要在以岐山——长安以西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为活动地域。这一地域,南有秦岭山脉,西北是黄土高原,是一个庇护性和可捍性很强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强,热辐射多,利于农作物生长。由这一时期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西方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欧洲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欧洲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为失去实际意义。因而欧洲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因而,欧洲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神话传说模式对城市选址和布局结构上的影响

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更偏好隐藏于屏蔽式结构,选址多在远离尘世的幽静之所。所谓“深山藏古寺”,将人文隐迹于自然,风格相对平和、含蓄。一般会刻意对周围自然环境有所维护，中国古典园林建造中的山围水绕、“一池三山”的布局结构,表现就最为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皇家宫苑的建造上：秦始皇建造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神仙意境”的园林。汉武帝时,“上林苑”建筑出现“一地三山”为主体的神仙意境。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欧洲城市的选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现其宏大,注重装饰,体现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身的炫耀。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就是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顶台地上，山势险要,从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总结

作为一种对于居住环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种文化都对理想景观有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思想,它们同所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经验紧密联系。神话传说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类早期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现实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表现：城市规模大，人口多；经济功能增强，商业贸易繁荣；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市界限，放松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出现了比较完备的饮食、娱乐服务设施；货币经济发展，出现纸币。趋势：由传统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城市发展；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人口逐渐增多城市规模逐渐扩大；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生活和观念逐渐发生变化。 中国古代发展城市的特点
①传统的政治性城市逐渐向商业化城市发展，表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
②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城市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
③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某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④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


古代城市职能的变化：
我国古代城市在战国时为政治中心、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合一型城市，有临淄、邯郸、大梁、郢等；
唐朝开始，分为手工行业中心城市地区，如丝织业的定州、益州、扬州，陶瓷业的邢州、越州，造纸业的宣州、益州，还有都市商业区如长安城中的东市、西市和外贸个心城市广州；
两宋时期出现手工技术中心地区，如定窑、汝窑、景德镇，城市中商业区界限消失，外贸城市增多，有泉州、广州、明州；
明朝时期手工业、商业、外贸各有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松江、景德镇为手工业中心，成都、武昌、扬州为商业中心，广州、宁波、泉州、福州为对外贸易港口，但是在清朝前期受很大影响。

雅典和雅典卫城：
公元前2000 年左右，希腊半岛上出现了希腊人。他们以后逐渐发展到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沿海地带。这才是狭义的古希腊文化的起点。

古代希腊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的过渡在公元前12 至9 世纪。此后希腊境内形成200 多个城邦。这些城邦也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小国，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达和雅典。

雅典城邦位于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半岛。那里有良好的港湾，丰富的矿产，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及航海业的发展。平民阶层力量的强大，与统治者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城市中逐渐出现了民主化倾向。

历史上的雅典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该城背山面海，城市按地形变化而布置，并不规则。最早的居民点形成于卫城山脚下，从居住区开始，它逐步向西北部平坦地发展，在卫城西北角形成城市广场，最后形成了整个城市。与同时期的很多希腊城市一样，广场无定型，建筑物排列无定制。城市街道曲折狭窄，结合地形自然形成，因此街道无系统无方向性。

雅典的广场从形成之初就是当时的市政机构向公民宣读政令、公告的场合，是公民集聚议论政事的场所，是人们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构成广场围合界面的公共建筑则包括会堂、市政厅、大大小小的神庙，以及叫作“Stoa”的具有多种功能的敞廊。后者常被用来容纳店铺和各种市政机构，如法庭、市场管理等。虽然广场中点缀有各种雕像，但始终被保留为一片完整的空间，以便公民们从事各种活动，如节庆、游行等。

雅典最杰出的是它的卫城。从迈西尼文明以来，卫城一直是军事、政治及宗教的中心。
波希战争中，原来的城市被洗劫一空。战后重建时，军事意义消失了，主要把它作为宗教中心与公共活动场所，作为雅典帝国强盛的纪念碑。

雅典卫城遗址位于今雅典城西南，建造在海拔150米（此数据据自中文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04年8月号，另一资料为156米）的石灰岩山冈上，是祭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圣地，建筑群建设的总负责人是雕刻家菲迪亚斯。卫城，原意是奴隶主统治者的圣地，古代在此建有神庙，同时又是城市防卫要塞。公元前5世纪，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时期，雅典卫城遂成为国家的宗教活动中心，自希腊联合各城邦战胜波斯入侵后，更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每逢宗教节日或国家庆典，公民列队上山进行祭神活动。

雅典卫城的建设背景：
公元前5世纪，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邦里，从平民中产生了工商奴隶主。他们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他们联合了以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平民群众，进一步战胜了经营农业的贵族奴隶主，建立了城邦范围内的自由民民主制度。这时候奴隶制并没有普及到生产的多数领域，小自耕农经济与独立手工业是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在这些城邦里获得更加多的政治权利。

自由民民主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与平民文化中健康、积极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希腊人以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在一场生死攸关的艰险战争中（公元前500～前449年）打败了实行专制制度的波斯的侵略，进入了古典主义时期。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光辉的高峰。希腊建筑也在这时结出了最完美的果实。作为全希腊的盟主，雅典城邦在古典盛期领土面积约1600k㎡，有25万人口。同时的科林斯有9万人口，阿各斯（argos）约45000人，有些城邦只有5000人或更少，雅典在战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城市类型丰富了许多，造起了元老院、议事厅、剧场、俱乐部、画廊、旅馆、商场、作坊、船埠、体育场等公共建筑物。建设的重点是卫城。

建设目的：
第一，赞美雅典，纪念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炫耀它的霸主地位；
第二，把卫城建设成为全希腊的最重要的圣地，宗教和文化中心，吸引各地的人前来，以繁荣雅典；
第三，给各行各业的自由民工匠以就业的机会，建设中限定使用奴隶的数量不得超过工人总数的25%；
第四，感谢守护神雅典娜保佑雅典在坚苦卓绝的反波斯入侵战争中赢得的辉煌的胜利。

卫城布局：
卫城坐落在雅典城中央一个不大的孤立的山冈上，山冈面积约为4平方千米，山顶石灰石裸露，大致平坦，高于四周平地70～80m。东西长约280m，南北最宽处130m。

古代希腊城市具有战时市民避难之处的功能，是由坚固的防护墙壁拱卫着的山冈城市。坚固的城墙筑在四周。自然的山体使人们只能从西侧登上卫城。高地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悬崖绝壁，地形十分险峻。 公元前1500年，这里是王宫所在地，从公元前800年开始，人们在这里兴建神庙等祭祀用的建筑物，使之成为雅典宗教活动的中心，并且逐渐于高地下形成城市。

雅典作为最民主的城邦国家，卫城发展了民间自然神圣地自由活泼的布局方式。建筑物的安排顺应地势。为了同时照顾山上山下的观赏，主要建筑物贴近西、北、南三个边沿。供奉雅典娜的大庙帕提农（parthenon）从前在山顶中央，重建时移到南边，人工垫高它的地坪。

波斯人曾在希波战争中破坏了雅典卫城。人们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波战争结束之后，修筑了一条“长墙”，长65千米，连结雅典与比雷埃夫斯港。此外，卫城内的神庙也进行了重建。公元前4世纪以后，雅典人在山下建起了一整套建筑物，体现了雅典人民的智慧和才干，如竞技场、会堂、扩建的狄奥尼索斯露天剧场、大柱廊等。17世纪阿克罗波利斯遭受破坏，变成一片废墟。1833年希腊建立王国后，逐渐进行修复。

主要建筑：
雅典卫城是希腊最杰出的古建筑群，是综合性的公共建筑，为宗教政治的中心地。现存的主要建筑有卫城山门、雅典娜女神庙、帕提农神庙（雅典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伊瑞克先神庙）、胜利神庙等。

PS：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的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这种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以充分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城邦精神。他的理论在波希战争之后在重建希腊城市时成为一种主要典范。希波丹姆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和数的和谐，以取得秩序和美。城市典型平面为两条垂直大街从城市中心通过。中心大街的一侧布置中心广场，中心广场占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街坊，街坊面积一般较小。希波丹姆根据古希腊社会体制，宗教与城市公共生活要求，分为3个主要部分：圣地、主要公共建筑区、私宅地段。私宅地段又划分3种住区：工匠住区、农民住区、城邦卫士与公职人员住区。
公元前446年希波丹姆规划建设了拱卫雅典的城郊滨海口岸庇拉伊斯。波希战争后希腊人在庇拉伊斯和雅典之间修筑了一条城墙，完成了两地的完整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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