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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职制度的特点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有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宋朝的政治体制演变，以元丰（宋神宗年号）改制为界限，改制前与后各为一阶段，南宋又为一大阶段。 （一）中枢机构的演变 宋朝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二府制的特点就是文武分权。 宋朝的“中书”，与唐朝的“中书门下”性质相同，是宰相办公的地方。中书之外，尚书、门下两省名号虽存，但已成外朝，不是宰相机构。 宋初，沿袭唐朝后期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为宰相，而以参知政事为副相。从尚书丞。郎到三师皆可加此等衔为宰相或副相。尚书令、侍中、中书令等三省长官，品高位重常“缺而不置”。 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事，为首相；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事，为次相。名义上恢复三省，实际上趋于一省，次相以兼中书侍郎因请旨而更接近皇帝。副相，包括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徽宗时，一度将首相改为太宰，次相为少宰。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宋朝还有一些特殊宰相官称。蔡京权势最盛时曾任“太师总领三省事”，文彦博、吕公著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他不用军国“重”事称号，因为加上“重”字测权力受限制，只能过问重事；用“同”则权力不专⑴。蔡、韩的称号都是权臣耍弄权术的一种伎俩，并非宋朝常制。 枢密院的由来，也不一般。唐朝有左、右内枢密使，向由宦官担任。唐朝后期的枢密院是在三省之外复有一省，内枢密使是在宰相之外复有宰相，是正常国家机构之外的多余机构，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宦官擅权的产物。唐末朱温在夺取政权之前，把掌握朝廷实权的宦官杀掉，改用文士为枢密使；同时使枢密使由全面掌权改变为专管军事。宋朝继承了五代的制度，也设立了专管武事的枢密院这一机构和枢密使这一职官。二府制下枢密使的设置，分了宰相的权，形成文武分权；同时又侵夺了原来专管军事的兵部的权力，宋朝枢密院长官自称“本兵”。 枢密院长官的官称，宋初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签书（署）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专用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等官称。改制时，曾讨论枢密院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神宗强调祖制，他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⑵因而元丰改制时唯独把枢密院这一机构保留了下来。宋朝的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职有时用武人，充分体现了重文轻武的政制特点。 宋朝有“宰执”这一提法，是宰相和执政的合称。宰指宰相，只限于同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及南宋的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左、右丞相等首相和次相。副相包括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与枢密院正副长官，合称“执政”。 宋初，中书和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权力不能合在一起，因此无宰相兼枢密使的情况。后来因用兵西夏，宰相与枢密院长官不相通气，对军事指挥不利，于是在庆历年间一度由宰相兼枢密使。西夏用兵结束，又恢复原状，兼职没有形成制度。到了南宋，一些权臣如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都曾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还不是定制。宁宗以后，宰相兼枢密使才成为定制。宰相不能兼枢密使，是防止大臣权重威胁皇权。后来权臣兼任两职，确实曾使皇权受到影响。 （二）中央行政机构的演变 唐朝后期，正常行政机构、职官之外另设机构、派官掌管的现象已很普遍。宋朝开国，太祖用赵普为相时以及太宗时期都没有做整齐划一、较大幅度的调整。因而宋初制度很乱，例如，兵部之外有枢密院侵夺了兵部的职权，并升为中枢机构；唐朝吏部、兵部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铨选，此时另设审官东院管文铨，审官西院管武选；户部尚书、侍郎职权，已由三司使（五代时并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取代，被称为“计相”，其权位仅次于二府，在六部之上；礼部之外有礼仪院；刑部之外有审刑院。元丰改制，一律恢复唐朝前期制度，以《大唐六典》为准，权归六部。除枢密院保留外，其他机构、职官一律废除。从此，结束了唐末到宋初官制上的混乱状态。 （三）台谏制度的演变 宋朝的御史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与唐相同。照例不除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台长。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御史大夫为加官，改制时取消此制。宋朝规定，宰相亲戚和由宰相推荐任用的官吏不得为台长，以避免宰相与台长勾结为祸。实际上宰执仍能控制御史台，并利用为工具以打击政敌（宋朝习惯，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宰相必须辞职，由副相升任宰相，御史中丞则得以进身为执政）。 宋朝的谏官制度，元丰改制前沿袭唐制，左、右省虽有谏官存在（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由补缺改，左、右正言——由拾遗改），但“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净”。另有“谏院”，命别官知谏院。元丰改制，废谏院，恢复谏官职权，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长，仍隶左、右省。 门下省的给事中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地位比较重要。给事中正四品，品位在左谏议大夫（从四品）之上。分管门下后省，执行门下省的封驳权。中书舍人级别也比右谏议大夫高，分管中书后省，对皇帝任命官吏所下的“词头”，若认为不当，可以封还。因此在宋朝，侍中、中书令不置，门下传郎、中书侍郎又为宰相或执政，给事中和中书舍人遂成为两省的实际负责人。 （四）军事制度的演变 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作法被称作“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 另外，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⑶。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神宗即位知其弊，才废除了这种办法⑷。 南宋初，允许将领募兵，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 “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不置）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禁军分布在各地驻防。统率军队的率臣，有都总管、总管、副总管（初名部署，后避英宗讳改称总管）等军事职官。宋朝制度，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厢军的长官亦称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但厢军均是老弱，无战斗力，兵士地位甚为低下，有如“给役”（只是一种“听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五）地方官制的特点 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两级制，即府、州、军、监为一级，县为一级。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知XX事”，高级官吏则称“判XX事”。以州为标准单位，多称“知X州军州事”。知州照例兼厢军正印职。除知州外，每州设“通判”一人，其地位类似隋朝通守。州一级发出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牵掣一下知州的权力。 县一级的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和县尉。知县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担任，也是一种差遣。 府州军监以上的大区称“路”。路一级的机构和职官，有监司和帅司。监司包括：“漕司（即转运司，长官称转运使），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宪司（即提点刑狱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仓司（即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负责一路的仓储。宪司和仓司也有监察责任，因而路一级可视为监察区。帅司，即安抚司（经略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因此，安抚使下设有管军的幕职官和管地方事务的曹掾官。安抚使兼禁军首领又兼地方长官，权限较宽。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因而安抚使要受路一级监司的监察，同时要受到下属的“走马承受”的监视，“走马承受”可直接向朝廷汇报安抚使的情况。由于路一级的军、政、财、监四权分散，无统辖各权的职官，因而宋朝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始终没有正式形成三级制。 宋朝的节度使、观察使，名存而实废，两使下的幕职官、曹掾官与唐代不同，仅是闲差。 宋朝很重视总结前朝政制利弊，并加以改革和调整，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去掉一些旧隐患，又生长出一些新弊端，影响着宋王朝国力的发展。 二、优待士大夫的特殊制度 “重文轻武”是宋朝职官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优待士大夫的某些特殊制度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取得入仕资格的途径 “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1．广泛吸收士人的“特奏名”制度。 宋朝制度，礼部贡举设进士及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乡贡，“诸州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不通经义，则别选官考核，而判官监之”。合格者“第其甲乙”，监官、试官署名其下，然后举送。礼部试后有廷试（殿试）。礼部举年份初无规定，英宗时“诏礼部三岁一贡举”。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宋太祖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公荐”是唐代陋习，影响科举的公正程度。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应举之人，要“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梯、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⑸。试卷有弥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上下其手。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朝科举等第最初只分甲乙，后来进士分三甲。考第之制分五等，上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中进士举者才能称“进士”。凡“及第即命以官”，不须经吏部试，此点与唐制不同。 宋朝有允许“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例如咸平三年（1000年），亲试陈尧咨等八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余人，共一千七百余人⑹。 宋朝科举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不受门第影响，较少请托，录取名额又较多，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因而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2．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制度。 “制举”又称制科，习称大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具体科目和举罢时间均不固定，屡有变动。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现任官员和一般士人均可应考，并准自荐。后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试场在秘阁，及格为“过阁”）。御试即殿试，内容要求更严（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当日完成），考试成绩分五等，上二等向来不授人，第三等与进士科第一名相当。有官人均升转或蒙拔擢。制科非常选，但它给士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仕机会。 3．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 宋朝对官吏子弟的照顾，另有荫补制度，荫补的范围比前朝扩大。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遇国家大礼，臣僚亦可荫补。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宰相、执政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⑺。高级官吏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⑻，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大臣病故，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⑼，可多至五人。由于官吏荫补机会多，名额扩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致使孤寒之士十年不得一任。宋朝优待大臣的这些作法，对巩固统治阶级队伍固然有一定益处，但也是促成宋代官吏冗滥的原因之一。 （二）“职”，宋朝官僚士大夫的特殊职称 元丰改制以前，一般官吏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和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⑽唐前期的职事官，到唐后期已变成官吏品阶的标志，宋初沿袭了这种情况。官吏的实际职务，要看所分派的差遣。《宋史·职官志》讲，“故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迅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⑾。例如真宗朝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才是实际职责。元丰改制，定阶官以寄禄（文散官有二十四阶；武散官有五十二阶。五品以上为大夫，六品以下为郎。凡进士、诸科及武举等科举出身者为有出身，此外为无出身），将知、判等差遣变为职事。 宋朝的职名甚多，分若干等级。就以“学士”名号来说，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士为翰林学士、知制浩与翰林侍读学士。 学士院，即翰林学士院。其职务为“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其职官为翰林学士、知制诰。长官为“翰林学士承旨”。“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凡他官人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缺，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自国初至元丰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实，多所厘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不改”⑿宋朝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讲读官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元丰改制，废除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以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⒀。程颐（北宋）、朱熹（南宋），均曾任崇政殿说书。 知制法，原为差遣，即起草诏令文书、是中书舍人的本职。唐代开元以后，设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负责起草“内命”诏令文书，称“内制”；中书舍人只负责起草“外命”诏令文书，称“外制”，于是有内外两制，简称“两制”。宋代翰林学士人院前须经考试合格始得任命，入院例加“知制法”衔。中书合人不带“知制诰”衔，入学士院者免试。元丰改制前，宋朝政府中许多职务必须由两制或两制以上官员充任。因此，是否具有“两制”资格遂成为文职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知制诰”也演变成一种职名。 第二类学士为馆。殿学士。 宋初沿袭唐制，设三馆。三馆长官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史馆长官）与集贤院（殿）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元丰改制，昭文馆、集贤院不置，史馆并入秘书省，于是取消了宰相三馆兼职的职名。秘阁，是三馆藏书的皇家图书馆。馆、院专任职官直馆、直院称“馆职”，以他官兼任则称“贴职”。内外职事官带贴职，称“带职”，免去所带职名则称“落职”。元丰改制“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而且不须考试。 宋朝最高级职名为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殷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惟出入待从备顾问而已”。⒁观文殿大学士须曾任宰相，观文殿学士亦“非曾任执政者弗除”。⒂资政殿大学士、学士也是宰相、执政的荣誉职名。端明殿（后改延康殿）学士五代已有，元丰以后“以现执政为之”。⒃ 第三类学士为阁学士。 宋朝有一种特殊的阁学士职名，简称“阁职”。有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阁四级。宋朝制度，每一位皇帝去世后，必敕建一阁，以奉藏先帝遗留的文物。例如龙图阁，就奉藏着“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书籍、世谱”。⒄其后，又建有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及南宋的焕章、华文、宝谟、宝章、显文等阁。 诸阁学士之外，尚有一枢密直学士（后改述古殿直学士），亦是贴职，其班位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上。 宋朝官员对职名很重视。入馆阁者,必须是进士出身，“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凡有职名的官员，可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实际上，授予馆阁职称是宋王朝笼络士大夫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请郡及宫观祠禄官制度 宋朝对宰执等高级官吏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就是“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如以节度使带宰相原衔出任，为“使相”。 宫观祠禄官，为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朝皇帝崇尚道教，于京城内外建立许多宫观。在京者为京词，在外者为外祠。宋真宗命首相王旦充玉清昭应宫使，为宰相兼宫观使的开始。随后，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多任宫观官。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但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先时，任宫观使者员额绝少。熙宁时，王安石执政，为安排反对变法者，规定宫观官不限名额，知州资序以上官即可派遣，并规定了任宫观祠禄官按不同级别应得的俸给和任期⒅。 此制施行以来，员额不断扩大。政和年间，祠禄官近百员。钦宗靖康元年曾下诏罢去一批宫观官，渡江以后，宫观不复置，只保留醴泉观使、万寿宫使及佑神观使三种宫观使。绍兴时，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又有选入（幕职、州等低级文职官员的合称）众多，无官缺可补，也破格给予岳庙祠禄⒆。宋朝还有一种传统，凡年六十以上（南宋为年及七十），不能理事的知州资序官员应自己陈请罢现任，为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于黜降；但吏部仍可按“自陈宫观”处理，以示优礼。 对官僚士大夫的种种优待，其实质是什么？北宋名臣文彦博揭示得最清楚。他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⒇应当说，宋王朝的这些举措，确实激励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⑴⑽⑾《宋史》职官志一。 ⑵⑿⒀⒁⒂⒃⒄《宋史》职官志二。 ⑶⑷《宋史》兵志二。 ⑸⑹《宋史》选举志一。 ⑺⑻⑼《宋史》职官志十。 ⒅⒆《宋史》职官志十。 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http://www.zonghengdao.net/read.php?tid=7412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韶州(今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玄宗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除了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过一次科考外，一直在家乡鹿门隐居读书、写诗自娱。诗多以山水田园为题材，是盛唐主要的山水田园诗人，与王维齐名，合称“王孟”。 王昌龄(约690-756?)，字少伯，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南京人或山西太原人。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中下级官吏，安史之乱时，于还江宁途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诗以写宫怨、边塞、送别为佳，尤长于七绝，有“七绝圣手”之称，时人推为“诗家天子”。 丘为(694-789?)，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天宝年间进士，历官太子右庶子，与王维、刘长卿等友善，活到95岁，相传是唐代享寿最高的一位诗人。 綦毋潜(692-749?)，字孝通，今湖北江陵人，一说江西南康人。开元十四年进士，由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迁左拾遗，终著作郎，后归隐江东。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和方外之情，清秀俊丽。 常建(708-765?)，籍贯不详，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只做过盱眙尉的小官。诗以写山水田园为主，选语精妙，境界超远。 岑参(715-770)，南阳人，一说湖北江陵人，少时隐居河南嵩阳。天宝三年进士，初为小官，后做过嘉州刺史等官，世称“岑嘉州”。诗以写边塞生活著称，与高适齐名，合称“高岑”。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曾避难入猗于洞，因号猗于子，河南人。天宝十二年进士，因招募义军抗击史思明有功，广德二年授道州刺史，后迁容管经略史。诗多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 韦应物(737-791?)，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天宝末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发奋读书考中进士。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年轻时使年任侠，睿宗文明元年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任时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小官。他对自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诗风深感不满，力求改革，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少年时曾寓居河南登封。开元十三年进士，做过新乡县尉的小官，诗以写边塞题材为主，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言歌行尤具特色。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交趾探望父亲，不幸溺溺水死，年仅二十七岁。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骆宾王(640-?)，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落魄无行，但诗文早有名，平生只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官，参加过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义兵，为徐起草了《讨武氏檄》，后来兵败亡命，不知所终。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杜审言(约646-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河南巩县，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 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进士，武则天时官尚方监丞，中宗时入选为修文馆学士，因诌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士林所不齿，玄宗先天年间赐死。所作多粉饰现实，歌颂升平，价值不大，但律诗在初唐时有一定地位。 王湾(?-750)，今河南洛阳人，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开元五年任荥阳主簿，终洛阳尉。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这首《次北固山下》为最著名。 刘长卿(709-790?)，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移睦州司马，官司随州刺史。诗多写政治失意之感受，也有反映离乱之作，善于描绘自然景物。五言诗成就较高，被称为“五言长城”。 李益(748-827)，字君虞，陕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宪宗时官秘书少监，终礼部尚书。诗风豪放明快，尤以边塞诗为有名。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又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故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是韩愈的学生，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今山西祁县人。文思敏捷，精通音律。每入试，押官韵，八*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诗辞藻华丽，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亦作词，是“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但示授官。后任五代梁太祖朱温的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属陕西长安县)人，昭宗乾宁元年进士，年轻时生活放荡，后入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为前蜀皇帝，任命他为宰相，诗词都很有名，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拟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 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官司勋员外郎。早期有过一段风流不羁的生活，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后历边塞，诗风变得雄浑豪放。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及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与白居易同为早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亦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其实，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诗歌艺术，元稹都远不能与白居易相比。 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韩愈劝之还俗。屡考进士不中，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以追求清奇、冷峭的意境著称，又重炼字。与孟郊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州(今浙江萧山)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自号四明狂客，与李白、张旭等人在长安称“饮中八仙”。工书法，尤善草隶，诗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偶有小诗清新可喜。 张旭(675-750?)，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崔护 字殷功，博陵人。贞元十二年登第。终岭南节度使。其诗诗风精练婉丽，语极清新。诗六首，皆是佳作，尤以《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脍炙人口，有目共赏。该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共同生活体验，为诗人赢得了不朽的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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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洵次子，宋 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纱縠行（今三苏祠内），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终年66岁。唐宋八大家之首，千古第一文人。他自幼聪慧，七岁知书，十岁能文。苏轼幼时，其父游学在外，由母程夫人教授诗书，即“奋厉有当世志”。宋仁宗嘉佑三年（1057），与弟辙同试礼。国子监直讲梅尧臣读了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顿觉“有孟轲之风”，遂将试卷交主考官欧阳修。修见轼卷，“惊喜以为异人”，拟取为第一，又疑其为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取为第二；接着，礼部复试，又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欧阳修兴奋地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着我”。苏轼兄弟遂同科进士及第。其后又同辙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入三等（最高等，宋王朝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仅二人），从此，苏轼、苏辙文章名扬天下，学者多从讲问，皇帝还自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他官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曾任兵部和礼部尚书，先后出任凤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颍州、登州、扬州、定州等地方官，他救灾治水、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军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以及他天赋的创造性，使他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高高处于北宋文艺的颠峰。其诗境界开阔，题材广泛，内容深刻，风格自然奔放，圆美流动。既有现实主义力作，如《五禽言》、《李氏园》、《荔枝叹》；又有浪漫主义佳篇，如《游径山》、《百步洪》，充溢着有磅礴的气概，又如《崇惠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写得清新明净，华美自然，尤其是后者更成了咏唱杭州西湖的千古绝唱，正如宋人武衍《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所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苏诗艺术风格的浪漫豪放评价道：“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之风，启豪放词派之先河，高远清新之意境，形成了豪迈奔放的风格。他拓宽了词的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世概》），表现了全新的风貌。苏轼的婉约词同样写得真挚细腻，深沉淳厚，回肠荡气，一往情深。苏轼的散文更是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使他成了继欧阳修之后北宋古文运动的当然领袖。苏轼的书法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在宋代书苑中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苏轼是一位画家，是中国文人画运动的发端和中坚人物。其写意和传神、常形和常理、诗画本一律等理论，广泛地为文人画派所传诵，并奉为金科玉律，影响至今。苏轼的家庭是音乐世家，三苏都是弹古琴的高手。《历代琴人传》引张右衮的《琴经?大雅嗣音》记载说：古琴世家中最著名的是眉山三苏。 苏轼的博学多识还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对中医药学很有研究。流传至今的重要医书《苏沈良方》就是将苏轼收集的医药良方与宋代另一位大科学家沉括收集的良方汇编在一起而成的。他在农业、水利、烹饪、养生等领域有极高的建树。 像苏轼这样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真可谓“千古第一文人”，他发出的夺目光辉使整个北宋文坛为之灿然。宋神宗皇帝精辟地说：“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宋孝宗皇帝称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四位诗人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而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的影响能超越苏轼之上”。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诗人陈毅元帅吟道：“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苏轼忠诚报国，爱国爱民，政绩卓著，是一个深爱人民爱戴的良友。苏轼曾两度杭州为官，向朝廷力争不能废除西湖，并带领杭州人民治理西湖，使西湖得以留存至今。他还疏浚六井与运河，平抑粮价，赈灾济困，创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医院——安乐坊。“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段出自《宋史?苏轼传》的话，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对苏轼的无限感激之情。他主张轻徭薄赋，富民兴国，主张严于选材，善于任用。他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受到新旧两党夹击，一生坎坷不平。元丰三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晚年遭贬惠州，又从惠州再贬到儋州。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还，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行至常州病逝，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追谥“文忠公”。 苏轼的逝世引起朝野的巨大震动。“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杭州人民纷纷走上苏堤悼念苏轼；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志哀。士大夫们写了很多祭文吊唁他。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方叔的祭文写道：“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曲洧旧闻》）。祭文一出，传遍大江南，世间“人无贤愚皆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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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市19597726358： 为什么说苏轼是宋代文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 - ？
达奚仪五福：[答案] 这主要看的是综合文学艺术才华. 宋朝诗人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是苏轼和陆游成就最高,宋诗比唐诗差距不小,能和唐朝诗人比肩的也就他们二人而已. 宋朝的词是古今第一,当时的词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婉约派代表人物是苏轼 周邦彦 柳永 李清...

东兴市19597726358： 李清照是宋代()词派中成就最高者,陆游号(),他是中国古代最()的诗人.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的()词风 - ？
达奚仪五福： 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派中成就最高者,陆游号(放翁),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豪放)词风

东兴市19597726358： 宋词第一人,是谁呢? - ？
达奚仪五福： 这个问题争议古来已久,并不是我们.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排出谁第一.文无第一!婉约中,李煜被称为千古词帝.李清照也是大家.晏殊,晏几道,父子才高.然,婉约之中,当推李清照与秦观.豪放派,苏轼,辛弃疾,以及声名不显赫但却是词水平非常高的贺铸.被王国维称为集大成者的清真,周邦彦.你要按词作数量?这想来不行,还是要按某教授所谓的精品数?那按他的说法是苏轼.这想来也不甚公平.还是按照王国维推崇的集大成者,周邦彦.这显然也是一家之辞.不同风格,不同时期,不同的代表人物,应该分个高低.那都是一家之辞.

东兴市19597726358： 宋代著名词人有哪些? - ？
达奚仪五福： 欧阳修 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江西)人.天圣进士.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

东兴市19597726358： 宋代婉约派词派成就最高者是谁？
达奚仪五福： 宋代婉约派词的集大成者为周邦彦,论艺术成就,我个人觉得婉约最高成就者为李清照和柳永,另外,南唐后主李煜那年月虽没有婉约之名,但李煜实为开启一代风气之先,也不遑多让.

东兴市19597726358： 大家说说词在宋朝谁的成就最高？
达奚仪五福： 喜欢的挺多,苏轼,欧阳修,柳永、辛弃疾

东兴市19597726358： 南宋和北宋的词,有什么区别,以及代表人物,代表作. - ？
达奚仪五福： 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东兴市19597726358： 成就最高的五位北宋词家是谁呢? - ？
达奚仪五福： 是不是题目有点不严密?楼上各位注意:辛弃疾是南宋词人.北宋比较著名的词人有:苏轼、秦观、柳永、晏殊、周邦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