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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论辩艺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一）孟子的论辩逻辑
　　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2]。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有：（1）逐层推论法，又称“台阶术” 。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从交友之道说起，获得齐宣王认同，登上第一级台阶；次及部门长官的政务，引齐宣王跻上第二级台阶；最后提出议论中心，使齐宣王不得不在内心赞同，虽然他口头上不愿表态，从而达到规谏国王的政治目的；
　　（2）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
　　（3）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
　　（4）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
　　儒家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们的言谈举止都要合乎礼节。但孟子认为不能只拘泥于礼节，而应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例如拿饮食、婚姻的重要方面与礼节的轻微细节作比较，那么饮食、婚姻重于礼节。“男女授受不亲”虽是一条儒训，但孟子认为“嫂溺不援，是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
　　有一个任国人对孟子的学生屋庐子说：“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会饿死；不按照礼节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礼节去行事吗？如果按照迎亲礼，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亲礼，便会得着妻子，那一定要行迎亲礼吗？”屋庐子茫然不知所对，转而求助于孟子。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舍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与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轸兄之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轸，则不得食，则将只能之乎？逾东家之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孟子·告子下》)
　　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国人的诘难，而是举出两个例子让任国人判断，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即应当根据礼节来待人处事，决不能违反礼节，任意胡作非为，干出伤天害理之事。

　　（二）孟子的论辩语言
　　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3]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孟子主张性善说，把“义”看作是性善论的主要内容之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是人所共见的，人们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它的存在和价值，能唱能跳，善行会跑。但是，“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无声无嗅，无形无状，普通人难于把握。为了使“义”的价值能够直观现实在人们眼前，孟子采用了譬喻说理技巧，用鱼比喻“生”，用熊掌比喻“义”，具体形象地区别出“生”和“义”价值高下不同。因此，“舍生取义”的结论就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实践。

　　（三）孟子的论辩方法
　　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孟子的论辩方法是他的论辩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能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情况，采取因势利导、比较异同、利实相参、执中有权等方法，特别是“执中有权”论，可以说是孟子分析情况、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孟子认为“执中无权，亦犹执也”。孟子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极端自私的，而“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用博爱代替自私，不利于宗法制度。所以孟子反对执着，“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赋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他运用“执中有权”法，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
　　其次，孟子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减少论辩的对抗，宣传、实现自己的主张。孟子一向主张“仁政”，他在劝告君王要实行仁政时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然后又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使君主听了心悦诚服。孟子还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力，或劳心；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此外，孟子主张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较；主张正义之战，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主张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比较才能分清是非、好坏、轻重、大小，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

　　（四）孟子的论辩风格
　　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旗帜鲜明、感　情强烈、文采斐然、说理痛切，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
　　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观点鲜明，而且感情色彩强烈。他反对不义之战，歌颂正义之战；反对暴政，赞扬仁政；反对杨墨，推崇孔子；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不急不迫、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确有说理痛切、发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
　　孟子常用排比、对偶等手法进行劝说。他在劝君主端正对大臣的态度时，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还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
　　上述观点皆本人的浅显之谈，对于亚圣孟子的散文，还待深入研究。
　　注释：
　　[1]《文心雕龙·论说》，意为：“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各诸侯国国君都野心勃勃，追求“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霸主地位。他们崇尚的是“霸道”。而孟子宣扬的是王道仁政学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这些崇尚霸道的君王讲王道，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孟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察言观色，抓住对方的心理，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这一点在《庄暴见孟子》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孟子一见到齐王就问：“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齐王变了脸色，并称自己喜好的不是先王的音乐，而是世俗之乐。可见谈话的开始有些“话不投机”。齐王变了脸色，当然是“惭其好之不正”（朱熹《孟子集注》），为自己不喜欢先王之乐而爱好世俗之乐而羞愧。大家知道，儒家是主张先王之乐而反对世俗之乐的。齐王无异于把自己与孟子的立场对立起来了。可见说话的气氛很紧张。然而孟子却提出了“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的观点。可以说是出其不意，观点新颖。“好乐”与国家的治理紧密相关，“今之乐”等同于“古之乐”，这让齐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重要的是迎合了齐王的心理，从而改善了谈话的气氛。所以齐王忍不住问：“可得闻与？”然而孟子接下来并没有谈“今之乐”与“古之乐”的异同在哪里。而是巧妙地转换话题，再以谈“快乐”，诱使齐王在思想上走上孟子的思想轨道，从而牢牢地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既然齐王同意了独乐不若与人同乐，与少数人同乐不若与多数人同乐，自然而然就把齐王引入到自己想谈的领域——仁政。
　　孟子就是这样牵着对方的鼻子，巧妙地转换话题，循循善诱，因势利导。
　　二、层层深入，逻辑严密。这一特点我们以《齐桓晋文之事》为例来谈。孟子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
　　第一步：引导齐宣王抛开“霸道”而谈“王道”。
　　第二步：引导齐宣王认识到自身有“不忍之心”。抓住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加以阐发。并且认为齐宣王已经有了保民的基本条件，具备了实施“王道”的基础。
　　第三步：剖析齐宣王的“仁心”未及于民，未成王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并且进一步说明实行王道并不难，最基本的就是“推恩”，“推恩足以保四海”。
　　第四步：孟子先以“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列举了霸道的危害。从而让齐宣王说出自己的“大欲”。并且指出：“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彻底打破齐宣王的幻想。然后以邹楚之战为喻说明“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以使齐宣王彻底放弃霸道。再以“天下归心”的美好前景来说明行王道必胜于天下。
　　第五步：阐明施行王道的具体措施。“制民之产”、“谨庠序之教”，只要做到了这两点，老百姓就会归附，犹水之归于大海。
　　以上五步分析，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水到渠成，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三、取譬设喻，形象生动。 孟子论辩善于运用比喻，。有人作了统计，《孟子》全书共261章，其中有93章用了159个比喻。
　　如《齐桓晋文之事》中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来说明“不为”和“不能”的区别。
　　用“缘木求鱼”来指出齐宣王企图以武力称霸天下是多么的可笑。
　　在《孟子见梁襄王》中同样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不嗜杀人，行仁政所能够产生的巨大效果。“禾苗雨露”一喻中，孟子以禾苗比喻老百姓，以雨露比喻君恩，生动地表明君恩对老百姓的重要性，以及实行仁政的好处。“水之就下”一喻更是表明实行仁政，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归附。
　　对此，汉代的赵歧《孟子题词》说：“孟子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可谓说到点子上了。
　　四、运用对比来揭示矛盾，阐发观点。例如：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公孙丑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子•告子下》）
　　此外，孟子在论辩过程中还经常运用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笔锋犀利，气势磅礴，雄辩有力，都体现了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的式微，诸子学勃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纵观百年《孟子》文学研究，有创获亦有缺憾。就散文艺术而言，百年中研究者主要从《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回顾与总结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分析其得失，探讨新的研究路向，对进一步深化《孟子》乃至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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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M].商务印书馆，1934.



　　孟子的论辩艺术\<%R

　　论辩，或者辩论，是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各抒己见，所进行的证明与反驳。德国著名诗人兼政论家海涅说过：“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者都必须经过相似的辩驳。”他的话清楚地说明了论辩的基本特征。论辩的背后虽然隐藏着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论辩本身却是思想的直接交锋，智慧的反复比较，乃至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长期论争。<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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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辩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历代理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写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论辩，特别是历史性的大论辩，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号角。 C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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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名轲，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作为儒家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孟轲，是活跃在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雄辩家。他的民本主义思想，高超的论辩艺术，是我们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是研究孟子论辩艺术的主要依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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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儒家思想方处于信仰危机阶段。当时的形势正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滕文公下》）所以，孟子下决心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邪辞”，并把距杨墨作为神圣的使命，“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wY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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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一向以为仲尼之徒自豪，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他将孔子的“天命论”发展为“天人合一论”；将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思想发展为“人性本善论”将空子的“君子、小人”观发展为“劳辛劳力论”；将孔子的“人本说”发展为“民贵君轻论”；将孔子的中庸思想发展为“执中有权论”；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心仁政论”；等等这些理论以“仁心仁政论”为中心，以“人性本善论”为出发点，以民本主义为线索，形成了颇为协调、并无矛盾的理论系统，这是孟子施展辩才的理论基础。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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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熟练地运用了各种论辩手段，成功地达到了他的论辩目的，这就是孟子的论辩艺术。对孟子的论辩艺术，可从四个方面来研究：论辩的逻辑，论辩的语言，论辩的方法，论辩的风格。/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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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是雄辩的力量所在，雄辩必须具有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孟子非常重视逻辑推理的作用，他在论辩中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推理。类推和喻证用得最多、最好、最巧，其他如归谬、反证、排他法，也用得很熟练、很自然、很恰当。他的论辩有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 +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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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辩必须善于知类察类，不知类是严重的错误。孟子不但充分利用了孔子的正名学说，而且还运用了墨家“名”的分类知识。“名”可以分为“共名”、“别名”和“私名”。“共名”是外延较大的属概念，“别名”与“私名”是属于“共名”的种概念。“别名”与“别名”、“私名”与“私名”，“别名”与“共名”之间，既有不同的特性，又有相同的共性。孟子在论辩中成功地运用了“共名”、“别名”、“私名”之间的外延关系，尖锐地批评了对方“不知类”的逻辑错误。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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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运用“别名”有别的逻辑知识，指出了好小勇不好大勇的错误，独乐乐不与众乐乐的错误，医屈指不收放心的错误。又运用“别名”有共的逻辑知识，指出了以梃杀人、以刃杀人、以政杀人的“无异”，败走五十步与败走一百步的“无异”。孟子认为事情不分轻重、大小、先后，都属于“不知类”的逻辑错误。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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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论证（简称喻证）是孟子用得最多的论证方法，也是先秦诸子乐于使用的逻辑手段。它是根据两组类不同而理相通的类比论证，也不同于添加属性的附性推理。喻证因为类不同可以相比，理相通可以相推，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论证方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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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成家不合礼，则成钻逾之徒；君子出仕不以道，也是钻逾之辈。种庄稼不能拔苗助长，养浩然之气要直养而无害。水往下流是水的本性，人心向善是人的本性。这都是不同类的事物相比，因而相通而推出结论。孟子善于运用这种论证方法，战胜了与之辩论的对手。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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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论辩的物质手段，论辩是语言的直接交锋。孟子很重视论辩的语言，他的语言是论理式逻辑语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这既有利于加强论辩的说服力，又有利于增强论辩的感染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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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往用绘形绘色的文学语言，描述所举的具体事例，充当推理的前提和论证的论据，使论辩产生了理喻和情动的效果。他长于使用各种修辞技法，比喻、警策尤其是排比句法，使他的辩辞绚丽多姿，气势磅礴，说理精辟。《孟子》书中确有不少的名句警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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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是通达胜辩的桥梁。孟子很注重论辩的方法，异同比较法、因势利导法、执中有权法，都是他经常使用的方法。其中“执中有权”论，是孟子提出的方法论。他认为“执中无权，亦犹执也。”他运用“执中有权”法，摆脱了辩论中的两难的困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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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孟子主张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较；主张正义之战，就要和不义之战比较；主张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较。比较才能分清是非、好坏、轻重、大小，这是论辩最直接的任务。他还经常采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借以激发对方的善端，减少论辩的对抗，宣传、实现自己的主张。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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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如果孟子的论辩艺术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成其为孟子的论辩艺术了。旗帜鲜明、感情强烈、文采斐然、说理痛切，这都是孟子论辩艺术的总体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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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在论辩中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立场、观点鲜明，而且感情色彩强烈。他反对不义之战，歌颂正义之战；反对暴政，赞扬仁政；反对杨墨，推崇孔子；反对穷奢极欲的权贵，同情水深火热中的百姓。f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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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在论辩中长于说理，显示出他雄辩的才华。他往往能针对对方的言论，不急不迫、一步紧似一步地论说开来，最后用精辟的语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谬误，确有说理痛切、发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 fO9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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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的论辩艺术自然是为宣传他的思想服务的，研究孟子的论辩艺术势必涉及孟子思想的评价问题。^uR
　　总之，研究孟子的论辩艺术，必须研究他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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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的论辩艺术

　　《寡人之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的第三章，梁惠王即魏惠王。

　　梁惠王尚利，实行霸道，孟子讲仁政，提倡王道，二人观点尖锐对立，最后梁惠王居然欣然接受了孟子的观点，从而表现孟子高超的论辩技巧。
　　第一、把握心理，张弛有度。梁惠王希望更多的百姓归附自己，孟子抓住他的这种心理，进行仁政思想的宣传，引导梁惠王实行王道政治。虑及惠王那尊贵的地位、心高气傲的性格，孟子先避其锋芒，再投其所好的讲一个寓言故事，一步步争取了主动。王道政治的理想与魏国的社会现实相对比，孰是孰非，黑白分明，而"斯天下之民至焉"又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魏王接受孟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因势利导，精心设彀。"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精妙绝伦，看似漫不经心，却暗藏机轴，"循循善诱"，陷惠王于被动。《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先复述齐宣王的故事（来源于胡齕），肯定"是心足以王矣"，也是巧设圈套，请君入瓮，可以参证。
　　第三、充分蓄势，一泻千里。起篇没有直接驳斥，也不回答惠王的问题，通过故事"迫使"惠王自我否定，在惠王无力还击的心态下，在为自己正面提出主张铺平了道路之后，孟子才一发而不可收，充分透彻的阐述自己的观点。
　　第四、设喻排比，气势浩荡。文章设喻说理，既从容不迫，又犀利无前。文章大量使用排比句势，如连弩排炮，江河决堤，力有千钧。这篇文章以气势胜，对后来的贾谊、韩愈、苏洵等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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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县15193083545： 子曰:“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出自论语几则? - ？
国江依那：[答案] 出自:《论语 述而》 共三十八章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7.2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7.3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马尔康县15193083545：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材料    韩愈是唐中后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当时皇帝崇信佛教,耗费大量财富.韩愈力加谏阻:“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 - ？
国江依那：[答案] 题目材料以唐中后期韩愈反佛兴儒的相关内容为情境,要求学生从中提取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文运动的背景及对儒家发展的作用.在材料中主要提供了以下信息:当时存在的崇信外来的佛教之风、浮华文风盛行等问题,根据必修三的相关内容可...

马尔康县15193083545： ...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②子曰:“当仁不让于师①.”(《论语•卫灵公》)③淳于髡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 - ？
国江依那：[答案]小题1:“仁”是“礼”的基础;(1分)为了“仁”,可以对“礼”进行变通.(2分) 小题2:救助溺水的嫂子体现了对亲情... 伸手救助嫂子虽然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但这只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变通,并不是反对“礼”.因此孟子赞同对...

马尔康县15193083545： ...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①也?”孟子曰:... - ？
国江依那：[答案] (1)C(2)“中道而立”就是做事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1分)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根据从学者才智水平的高低传授相应的知识,这种恰到好处的教育,正是中道的体现.(1分)孟子要求教育既要启发到位又不要包办代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