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法家变革,与商鞅同时期的申不害为啥救不了韩国?流派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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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和商鞅同为法家大才,为什么韩昭侯选择了申不害?~

商鞅和申不害同样是法家的人物,他们也同时进行了一场有关于法的变法热潮。这两个人对于秦国和韩国的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商鞅对于秦国来说的意义就不需要多说了,而申不害对于韩国来说就像是商鞅对于秦国那样。虽然说申不害最后的变法并没有成功,整个变法在历经一代之后就中途夭折了,但是在申不害在世的那个时代韩国还是非常强劲的一个国家,至少当时的韩国还能与中原各个国家比肩。

只是在申不害去世之后韩国就一代比一代更加没落了。可是很有趣的是商鞅和申不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可是为什么当时的韩昭侯选择申不害而没有选择商鞅呢?
实际上,选择什么样的臣子与君王的性格,君主的眼界以及国内的国情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韩昭侯与秦孝公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秦孝公在认识商鞅之前并没有实行过变法,但是秦孝公却明白所谓的王道,仁政,礼制和无为而治,这些秦国都是行不通的甚至可以说这几条道路都是死路。

并且秦孝公深刻的明白单纯的吏治军事变法也是不能够让国家整体强大并且世世代代都强大起来的。他想要的是秦国世世代代一代比一代更强,而不是在他身后秦国就渐渐的没落,因此他招揽商鞅进入秦国之后的变法也是在全方面开展的。
可是韩昭侯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韩昭侯这个人的性格是锋芒毕露的,他选择申不害实际上是看中了申不害法治中的术。所谓的术也可以算得上是法的一部分,但是术治却可以更加符合君王的心性,符合君王的性格特点。
通俗的来说就是更加能够迎合君王,而申不害这个人同样也是锋芒毕露的,他的变法非常有成效并且这种成效可以迅速展露出来,但是这种成效却不是长久的,不能够将这种变法的结果带给后来世世代代的子孙。

但是当时的韩昭侯看到的并不是后世千秋万代的基业,而仅仅是他这一代韩国的崛起以及韩国的强势,因此他不希望缓缓图之而是希望立竿见影。
除去君主的原因,当时国内的国情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当时的秦国真的是十分贫弱的,田地无收国库空虚,国内能够组织起来的军队也都是老军。因此秦孝公需要一个全面的人才。

但是当时的韩国还没有像秦国一样那么贫弱,韩昭侯希望的也只是在吏治这一个方面进行整顿,他希望韩国的政治可以更加清明一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为自己留一个好名声的私心。毕竟国家的政治清明了对于君王也是十分有益处的。而且韩国与赵国和魏国同出于晋国难免有比较的心思。魏国已经强大起来,赵国本身就崇尚武力军事力量一直十分强大。

而韩国也有赶超这两个国家的心思,如此一来韩昭侯便更加希望整个韩国的国情能够迅速得到改变。因此韩昭侯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申不害。

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前375年),韩国灭掉了春秋时期的老牌强国——郑国,迁都新郑,韩国从此与楚国接壤,此时的韩国,周边除了周王室已经没有其他的小国,其余各国皆比韩国要强,从地理位置和国际环境上,韩国已经没有可以扩张的空间。
这个时候,天下列国纷纷开始变法,不变法强国就会有亡国之危,鉴于此前魏国李悝变法的成功,韩国君主韩昭侯找到了法家“术治派”代表人物申不害,在同一时期,秦国也任用法家“法治派”代表人物公孙鞅开始变法。那么,为什么是同一时期的变法,商鞅变法人死政存,而申不害变法则人死政废?

众所周知,申不害的“术治”一派和商鞅的“法治”一派,皆承认国法、力行变法,因而同属于法家,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法家的主流学派也就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治”一派,主张唯法是从,用律法约束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就连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秦惠文王受罚就是捍卫国法的表现,这具有鲜明的法治特征。反观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治”一派,主张的是实现君王的术治,强调并且保证了君王的权势,并没有相应的律法约束,与其说是“术治”,倒不如说是在“人治”的实质上披上了一层法家的外皮。
这也就是商鞅变法与申不害变法的根本不同。

同一时期两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为何商鞅虽死,秦法尚存,而韩昭侯、申不害死后,韩国变法便就此完结?
变法的结果截然不同,我们常常归结于是两国变法的不彻底,其实细细分析,与其说是变法而不彻底,倒不如说是两国变法的立足点不尽相同:
秦国立足于法治,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秦孝公为了保证秦法的尊严,不惜处罚太子驷,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此后,秦国爵位无功则不能世袭,奴隶因功可封爵。
韩国虽说是施行法治,但是立足点却是执行法治的君王,并不侧重于法律条文,律法如何施行,皆由君王一人决断。

从两国的君臣关系来说,秦国变法之后,朝堂之上的风气为之一振,司马错、张仪、甘茂等人皆能因军功、政绩封爵封官,在朝堂之上,皆可大胆谏言。就拿秦惠文王时期征伐巴蜀之前的朝议来说,当时的司马错仅仅身为客卿,便敢当庭顶撞相国张仪、上将军樗里疾,提出要南下攻伐巴蜀,秦惠文王并未因司马错人微言轻,而忽视了这个建议,反而几次朝议之后,对此极为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秦国稳固的大后方。
而韩国呢,虽说也是按照军功、政绩任用官吏,但是,一旦有什么大事,文武百官都要看韩国国君的脸色,就连申不害也不例外。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韩国申不害变法是打着法家的旗号,实则加强君王权势,这就直接使得韩国的兴衰皆系君王一身,君王圣明则国家兴盛,君王昏聩则国家衰败,而韩国君王也都很争气,在韩昭侯之后,就没出什么英明的君王,所以韩国也就很快衰败下去了,一直处于七雄的末流。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应对日渐严峻的竞争局面,纷纷以改革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务实、见效快的法家,成为了各国君主的首选。首先吃螃蟹的李悝、吴起,曾让魏、楚强盛一时;而公孙鞅踩在李、吴二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他于公元前359年推行的变法,把秦国从被视为翟夷的西陲弱邦,塑造成气吞六合的虎狼之国。

也许少为人知的是,就在八年后,身处中原的三晋之一——韩国也紧跟脚步,开始了变法。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韩相申不害,因此被称为“申不害变法”。

对于这一变法的最终成果,《史记·韩世家》中仅仅这样一笔带过:“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资治通鉴》中则称:“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看似韩国通过变法实现了自保,然而就在变法的过程中,它仍被当时正走下坡路的魏国胖揍:公元前340年,庞涓伐韩,韩国五战不胜,不得不依附于齐国;而过了三年申不害去世,韩国更是逐步陷入了被秦国不断蚕食的泥淖。

下面笔者尝试从变法本身出发,分析申不害与商鞅之道的不同内核,总结出其结果差异的必然性。


同为法家,流派有别

各类史料中,对于商鞅及申不害变法的相关记录篇幅相差悬殊。由于其对战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影响,前者被记载得极为周全,《商君书》甚至能历经两千余年流传至今。

而申不害变法可没有这种待遇,对于其具体如何操作,史书中惜字如金。《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对其进行概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可以理解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诸侯国四面逢源;而《史记·韩世家》中更是仅有四字真言:“脩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实行法家治国之道。

然而这一个“术”字,却点出了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术”是法家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和“势”。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即申不害是“术”派的代言人,公孙鞅则是“法”系的代表。至于“势”流派的宗师,则是赵国人慎到。

本文重点比较“术”、“法”之差异。顾名思义,前者可以理解为国君操纵、掌控臣子的权谋之术,以虚实结合的方法,在不动声色中明辨忠奸、察觉是非,并采取让部下难以猜测却切中要害的举措;而后者的核心是以法令为依据,以赏罚为工具,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鞭策各阶层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而行动。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驱动臣下为政权服务,但“术”的主体偏向君主个人,“法”则侧重于法律条文。史书对这二起变法代表案例的记录,就体现了这一差异:

《资治通鉴》一书对申不害变法的记录篇幅极为有限,除了上文的精炼八字外,还列举了两个事例,但这两个事例的主角都是当时的国君韩昭侯。其一,申不害替自己的兄长求官,被韩昭侯以任官必须“修功劳、视次第”为依据拒绝;其二,当自己的一件皮衣破旧后,韩昭侯命人将其妥善保存,却不赏赐给臣子,理由是即使再微不足道的奖赏,也只能赐给有功之人。

而商鞅变法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自秦孝公决定推进变法后,他的名字好像就从史书中消失了,无论是“移木赏金”,还是对太子的师傅动刑,主角首先是法令,其次是执行人公孙鞅,国君本人则更近乎隐形。

主体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流派内核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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