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至于宋性情全文

北宋诗人黄庭坚怎么重视诗人的“性情”修养和诗歌写作的“法度”？~

论黄庭坚的诗论主张
摘要：宋代文学在苏轼主持文坛下发展达到了高潮，其中宋诗的成就更是达到了顶峰，但由
于苏轼直率的性格和作风使得众多青年文人远而却步，此时讲究作诗法度、平淡温润的黄庭坚便成了青年诗人学习的典范。他提倡对前人知识积累并模仿，特别是以杜甫为祖体现着宋代的时代精神。到了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江西诗歌派，其提出的“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两大命题为青年诗人学诗提供了一条捷径，但后人不善学习而使得这两命题逐渐僵化。不过总体来看，黄庭坚的诗论主张对之后南宋诗坛仍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字：点铁成金 夺胎换骨 杜甫
“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百体、昆体、晚唐体”（ 方回《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 ）北宋初期的诗歌基本沿袭了晚唐五代浮靡的文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流行一时，几乎同时，一批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努力把诗文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到苏轼，此时宋文、宋诗和宋文都在苏轼手中达到了高峰，特别是宋诗，毫无疑问，苏轼是当时成就最大的诗人，但是因为苏轼写诗的方式多变而凭才情随意挥洒，难以追仿，特别在因为文字狱和新旧党争中对苏轼的直率而敢怒敢骂的性格和作风更加敬而远之，而此时与苏轼并称“苏黄”的黄庭坚因为其作诗讲究法度，题材又偏重书斋生活成为了青年诗人成了学习的典范。

宋代诗论的主流在于探索是个的内在审美特征，但在北宋后期政治黑暗，使人们难以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因此，诗人追求技巧，讲究句律便成为当时的风尚。黄庭坚诗论中关于诗法技巧、句律的论述，初学者有迹可循，比较容易掌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而产生重要影响。


一、黄庭坚的诗论的发展
在初期，黄庭坚的诗还是较为关注社会现实的，如《流民叹》、《和谢公定征南谣》等，尖锐地抨击时弊。但在遭受新旧党之争，特别由于写《神宗实录》而引起文字狱屡遭贬产生政治上的挫折后产生额保身远祸的人生态度，之后作诗开始减少，并且内容转向抒写人生感慨为主。由于思想上受儒释的影响，书法上的极大成就，都使他的诗充满了文人气和书卷气，体现着高雅的文化底蕴和
高洁的志趣。更令人瞩目的是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求新求变，“随人作计终随人后，自成一家使逼真。”（ 《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 ）。黄庭坚在诗在惯用修辞手段，善于出奇制胜，在声律上具有奇峭劲挺的特点，并且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致圆熟的声调，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 《题落星寺》 ），但是如果以唐诗为参照，可以发现黄诗过于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在中晚年后，诗歌有逃避现实的倾向，诗风逐步克服了上述缺点，重在抒发个人情怀，因而把生命视角转向了对于诗歌审美特征及其创作规律的探索，重在练字、造句、格律、布置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他的诗论，包含了消极和积极的矛盾方面。


二、诗歌的宗旨、功用
早期黄庭坚喜在理论上制定青年诗人，赞成“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 《胡宗元诗集序》，《豫章黄先生文集》 ）即主张诗歌要有所寄托，要批判现实，重视诗歌思想内容和社会功用，如说杜甫“《北征》不可无”，杜诗“书一代之事”，可“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范温《潜溪诗眼》称引），还认为，“文章功用不经世，何义丝窠缀露珠”（《戏呈孔毅父》）。他也认同“文以载道”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诗歌应该抒写性情，以道德修养为根本：“孝友忠信是此物根本，极当加意，养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后枝叶茂尔。”（ 《与洪甥驹父》，《山谷老人刀笔》卷一 ）。

而后遭到文字狱迫害，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说道：“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遭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歌，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他虽然认为诗歌是表现“人之惰性”的，但是政治失败的教训使他收缩情性的范围，从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慷慨缩小为个人情怀的闲适，他认为“怒邻骂坐”、“讪谤侵凌”的诗歌，只能招来“承戈”之祸，是“失诗之旨”，因而不主张诗歌表现政治色彩和浓厚的斗争性强的内容。他要求诗人“抱道而居”，对现实“不察”“不闻”，即便是“与时乖逢”，“情之所不能堪”，也只能“发呻吟调笑之声”，而不可以诗表现怨愤和抗争。这充分反映了北宋后期文人士大夫趋于内敛和畏祸心理，具有明显的消极倾向。不过，以讪谤怒骂和直截了当的政治说教为诗，必然缺乏含蓄深长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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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为人宽仁，懦弱然而又多猜忌。
1、身居帝位，对于兄弟、臣属之仁慈
李煜虽身为南唐之主，实无治国之实。他在位的十五年之间，把一个三千里地山河的南方大国丢失殆尽，作为君主显然是不称职的。然而其对兄弟，臣子，甚至宫人都是宽厚仁慈的，在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以至于李煜死后，南唐人“皆巷哭为斋”。
有史学家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血腥史，每一代君王继承王位莫不是踩着鲜血登上帝位的。胡亥与赵高密谋杀扶苏，汉武帝刘彻嗜杀太子，隋炀帝弑父，唐太宗宣武门之变，宋太宗烛影斧声，等等。
当然南唐作为江南大国也曾发生李弘冀毒杀即将继李璟登基为帝的李景遂，不久李弘冀又暴卒。身为第六子，本身李煜是没有机会当皇帝的，其实李煜本身也无意于帝位，
自名为“钟隐”、“莲峰居士”，徜徉于秀山丽水之中。然而其五个哥哥相继死去，帝位自然也就排在了李煜身上，可以说李煜的帝位也是很偶然的。
继承帝位的李煜对兄弟是宽仁的，首先表现在对其七弟李从善。在李煜继位前，李从善曾与大臣钟谟密谋欲夺太子之位，钟谟甚至在元宗李璟面前直言“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
然而同样作为文人很称职的李璟最终还是封李煜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令其住东宫，基本上确定了李煜的帝王之路。李煜继位后，并未对李从善进行追究，反而进封其为郑王，又迁为太尉、中书令。
即便是掌管遗诏的大臣徐游将李从善在李璟死后试图篡改遗诏的事汇报给了李煜，李煜也没有表现任何异常，反而给了李从善更大的权利。后来李从善出使宋朝，被太宗扣留在汴京，李煜多次上表希望宋太祖放从善归国却不得，
李煜因思念从善废掉四时宴会，并作《清平乐》、《却登高文》、《谢新恩》等表达了对从善的思念，文章凄惨动人。其中宋太宗读《却登高文》后亦言不忍卒观。
李煜对待其他弟弟亦宽仁多情，在八弟李从镒出镇宣州时，李煜不仅设宴饯别，还作《送邓王二十弟从益牧宣城》、《送邓王二十六弟牧宣城序》一诗一文以叙兄弟之情。
李煜对于大臣、宫人的态度也是相当宽仁的。李煜虽为帝王，然其常沉湎于音律诗词，常废朝政，监察御史张宪针对此直言劝谏，语气尖刻，李煜却以帛三十匹奖励了张宪。
大周后娥皇去世后，李煜立其妹女英为后，大臣韩熙载作诗讽刺，李煜不加斥责，反而称赞其能直言，且欲用韩熙载为相。大臣汪焕上书以饿死宫中的梁武帝指责李煜好佛事，李煜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升了汪焕的官。
当然，李煜也曾在宠臣张洎的挑唆下杀了潘佑和李平。但不久即后悔，并抚慰潘佑、李平家属，因此事多次自责，甚至在李煜临死前亦然言道：“悔不该杀潘佑、李平。”整体来说，李煜对待臣子相比较于历代君王来说还是相当宽仁的。
或许因为李煜“生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之手”，李煜对宫女也是很仁慈、怜悯的。在《柳枝》一词中李煜写道：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
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柳穗拂人头。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江南李后主尝于黄罗扇上书赐宫人庆奴：‘……风情渐老见春羞，…...强垂烟穗佛人头。’想见其风流也。扇至今传在贵人家。可见《柳枝》词为宫人庆奴所作。分析此词不难看出，李煜对色老颜衰的庆奴表现出了怀恋与安慰。
2、政治文人，兼备猜忌和懦弱
李煜在表现宽仁的同时也表现出来帝王惯有的猜忌和常人所有的懦弱。李煜的猜忌首先表现在对待潘佑和林仁肇上。
潘佑在李煜继位后累官虞部员外郎、知制诰、内史舍人，借鉴《周礼》实行变法，然而百姓反对声较大，不久失败，后多次上书讨论时政，在张洎和徐铉的挑唆下，李煜认为潘佑所言意欲扰乱朝政，最终羁押了潘佑。
朝中大臣见囚禁了潘佑，便趁机诋毁与潘佑交好的大臣李平，不就李平亦被收押，不久自缢牢中。李平之死使得潘佑心灰意懒，不久也自杀而亡。作为南唐少有的天才将领林仁肇之死也与后主李煜的猜忌分不开的。
史载林仁肇骁勇善战，无论是后周军队还是赵匡胤称帝后的宋军遇到林仁肇可谓是屡战屡败，因此林仁肇可谓是南唐的万里长城。林仁肇是宋太祖赵匡胤入主江南的最大障碍，因此宋太祖千方百计的想要除掉林仁肇。
机会在李从善朝宋之时发生了，首先宋太祖遣人盗得林仁肇画像一幅悬挂于某一府邸，当太祖接见李从善时，特地引其入该府邸，指着墙壁上的画像说：“林仁肇将要来降，特以自己的画像作为信物，我就把这座府邸来当做他来投降的奖励。”
本不精明的李从善哪里晓得太祖的奸计，便派遣密使潜入南唐报告了李煜，李煜信以为真，又经不住另一将领皇甫继勋的挑唆竟然鸩杀了林仁肇。林仁肇之死也加速了南唐的灭亡，后来李煜又恐怕前线将领不轨，撤换了掉了卢绛，造成了前线军心涣散。 　　
李煜作为一代帝王也具有普通人的懦弱，而这种懦弱始终贯穿在李煜一生之中，在其作为君王的十五年间更是显露。
在哥哥李弘冀死前，李煜因惧怕之从不敢关心政治，一味的纵情山水，以诗词为娱，纵使继位为帝后，李煜也只是像其父亲李璟一样对北宋称臣，在即位之后立即给北宋皇帝写了《即位上宋太祖表》。
当北宋的使臣来到南唐时，李煜竟然龙袍都不敢穿，华丽的宫殿也不敢住，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弟的封号也是一级一级的削减。李煜为了保存南唐对于北宋的谄媚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在唐宋之战中，李煜的懦弱也表现的一露无遗。
开宝四年（971年）林仁肇就曾劝谏李煜：“北宋连年征战，师旅惫，淮南防务空虚，愿得精兵数万，渡江北上，立足淮南重镇寿春，以便收复淮河失地。若担心势不能敌，于国不利，可在我起兵之日，将我眷属拘捕下狱，然后再向宋朝廷上表，指控我窃兵叛乱。
事成，国家或可受益；事败，我甘愿受杀身灭族之祸。”但是李煜因为害怕北宋而没有接纳。此事被宋太祖知道后才下定要除去林仁肇的决心。
此外，北宋进攻南汉之时怕南唐出兵截断宋军两道与南汉夹击宋军便派人询问李煜态度，李煜却写信劝南汉主向北宋称臣，可惜南汉一亡，南唐也唇亡齿寒，最终导致国灭。在李煜当政十五年间，宋太祖多次邀请李煜北上，李煜也不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借口推脱，不敢北上一步。
至于北宋将领曹彬率兵攻占南唐都城之前，李煜在宫中堆满柴薪欲自焚殉国，最终房子点着了，自己却犹犹豫豫，最终又跑了出来。在南唐都城城破之时，李煜又自书降表，时光政院辅政大臣陈乔劝谏：“自古无不亡之国，降亦无由得全，徒取辱耳，请背城一战。”
李煜不从，陈乔自缢而亡。李煜被俘后，曹彬劝慰其说：“国主人朝，俸禄有限，费用日广，倘不加搏节，必将入不敷出。国主可于此时人宫，厚自贾装，以备不时之需。一入有司之籍，便要归送朝廷，国主就一物也不可多得了。”李煜连声称谢，并好曹彬约好归来之日。
李煜走后，北宋其他将领都怕李煜逃走或自尽而责怪曹彬，曹彬却笑着说：“李煜素来懦弱，如肯以身殉国，还会身穿缩素，肉袒迎降吗？适才上船时、只因风波稍大，还战战兢兢，怎会自己白白送掉性命！”由此可见，李煜之懦弱就连北宋人都熟知。
当然也不否定，在国灭之前，李煜也组织过一些抵抗，涌现出了一批忠臣良将，如钟情、廖澄、李雄、朱令贇、呙彦、马诚信、马承俊等，然而南唐已经是将倾之厦，最终还是难以抵挡北宋的大举进攻。
普通人的懦弱或许可以安度一生，然而身为帝王且在战火纷飞、时局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李煜的懦弱带给自己和国家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其懦弱性格也是李煜国破家亡、身死北朝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3、身囚北朝，纵是不甘又奈何
李煜称帝十五年间，其不失为一性情中人，既有对兄弟、臣子、宫人等的宽仁，又有作为君主的惯有猜忌，也有作为平常人的懦弱。然而或许是出于本性和受到亡国之痛的刺激，李煜在被俘汴京的生活之中却又透露出了点点内心的反抗。
宋开宝八年（976年）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在汴京做俘虏的日子相比于在金陵何止是天上人间之差异。
从《宋史-南唐世家》可知，李煜在汴京的日子很是不好过，整日以泪洗面，不仅行动受人监视，精神上受尽折磨，而且生活拮据，甚至曾向宋太宗诉说贫困，太宗增加了其俸禄。“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是李煜亡国为俘的最真实写照。
此外，李煜的皇后小周后常被宋太宗诏例随命妇入宫，每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李煜却多宛转避之。
由此可见，李煜即使知道小周后在宫中受辱也只是默而不语，强行忍受罢了，实际上曾经身为帝王的李煜对待宋帝已是懦弱至极，如今身为俘虏的李煜除了逃避和忍耐又能如何呢？然而李煜心中又有不敢受辱的心思，只能把这种心思付诸自己的作品之中。
《相见欢》“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道尽无言之哀。《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些充满亡国之恨和无可奈何的词赋传至江南故地，被当地百姓广为传唱，引起了宋太宗的猜忌。
特别是当李煜对南唐故臣徐铉说道“悔不该杀潘佑、李平”之时，宋太宗顿生杀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之夜，也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日之时，李煜写下了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或许懦弱的李煜写《虞美人》依旧是像往常一样不过是排解忧愁，也或许是李煜在受尽屈辱之后内心的爆发，强烈的思念国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
然而这首词要给李煜带来了致命的结果，宋太祖以祝寿为名派遣儿子赵元佐赐李煜含有牵机药的毒酒，当夜李煜暴病身亡。
南唐作为一个朝代在中国数千年大小朝廷中并不显著，然而因为李煜，南唐却在史籍中是一颗耀眼的明珠。生于帝王家，长于妇人手，经历国破身亡的李煜却因其非凡的艺术才华而显名后世。归其一生，其悲剧不仅仅是不善治国而是其具有的致命性格特点而导致的。
富有才华的李煜的宽仁、懦弱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好的士大夫，甚至是一介书生、词人，然而其懦弱、多疑的性格造成身在帝王位上的他走向失败直至死亡。

扩展资料：
李煜的政治举措：
1、尊奉宋廷
李煜继位后，寄希望于向宋纳贡以保全基业，在位期间，殷勤侍奉宋朝，除了岁贡外，每逢宋廷用兵或有重大活动，也进礼以示支持和祝贺，并多次派遣使者陈说臣服之意。
礼仪方面，李煜登基后，沿用北宋年号，每次会见北宋使者都换龙袍为紫袍（官服），变更李璟臣服后周时，只除帝号，其他礼仪不变的旧制 ；
开宝四年（971年），李煜下令去除唐号，改称江南国主；次年，又下令贬损仪制，撤去金陵台殿鸱吻，并先后多次上表宋廷，请求直呼其名，以示尊奉宋朝。
2、官吏任免
李煜即位之初，由于淮南战败和中主的去世，南唐朝野充斥着一种悲观颓丧的气氛，为重振人心、确立威信，李煜重用旧臣，稳定高层重心。何敬洙军功累累，被授予“右卫上将军”之衔，封芮国公，及其去世，李煜下令废朝三日，以示哀悼。
对于在淮南战事中弃扬州化装逃跑的冯延鲁，李煜也重新给予礼遇。同时，启用在杨吴时代就投奔江南的韩熙载、闽将林仁肇、皇甫赟之子皇甫继勋等人。
科举方面，李煜重视选拔人才的公正和公平。乾德二年（964年），李煜命吏部侍郎韩熙载主持贡举，录取进士王崇古等九人；又命徐铉复试，并亲自命题考核。
开宝五年二月，内史舍人张佖主持礼部贡举，录取进士杨遂等三人；清耀殿学士张洎称张佖遗漏了很多人才，李煜便命张洎对落第之人进行复考，又录取了王伦等五人。直至南唐亡国的开宝八年二月，李煜还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张确等三十人。

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又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 “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镱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迭。正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绚丽多彩的，但其最引人瞩目的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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