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未受过教育的老百姓是讲文言文，还是讲白话文？那时候的白话文与当今的白话文差异

白话文运动产生的背景~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⑵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⑶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⑷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⑸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⑹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水浒
浒传》、《金瓶梅》等等。
“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力主“诗界革命”；南社主将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⑺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的副刊。“根据现今能找到的资料，清末最后约十年间，出现过140份白话报和杂志。”⑻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启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但其性质是不同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它仍属古代白话文的范畴。“晚清的白话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字，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文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⑼“现在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八股翻白话……”⑽
“白话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语体范畴，是不同于用“白话”写文章的文学现象，其最终取代文言文成为主要的书面表达方式，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随后，胡适又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提出“作诗如作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主张。这期间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纷纷撰文阐明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观点。 胡适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⑾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⑿较之胡适的激进、偏执、决绝的姿态，周作人略为冷静，他在强调文字改革的同时，更重视思想的改革与转换，否则虽用了白话“思想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古文与白话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⒀刘半农也认为文言、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之处”。“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⒁这标志“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是“白话文”内部也面临着严重问题：美学意蕴的缺乏；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的脱离。对此胡适早就有所意识，“若今后之文人不能为五四造一可传世之白话文学……决无以服古文家之心也”。⒂就此而言，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诗集《尝试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体”小说无不具有开创或奠基的意义。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白话书面语创作在各种体裁一一展开，并在实践中接受了检验。其中争论最大的是白话诗歌（新诗）。胡适的创作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却带来了“非诗化”的倾向；郭沫若《女神》则能较重视诗歌本身的规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创作是前二者的反拨，使诗歌走向“规范化”，并在“新”、“旧”的联系中，确立了白话诗的现代美学原则。
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白话文”与大众口语有紧密关系，“大众语不是白话之外的一种特别语言文字，‘大众化’，即是能够把白话做到最大多数懂得的本领。”⒃鲁迅认为“提倡大众语，就是要做‘更浅显的白话文’”⒄一些论者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大众化运动的前奏；其实这二者的概念内涵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更妥当、更贴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馀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页，韦启昌译，上海人民2001年9月）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老百姓一直都是讲的口语也就是白话，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口语和书面语分离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方言差异极大书籍却能全国通用的原因，后来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基本就统一了，白话差异不大，就如同现在的人说话和民国时期一样，能听懂但是说话用语不尽相同

　　先澄清一个概念：讲的是话，写的才是文。那么，文言文、白话文都是指“写”的文章语言，而不是讲话的语言。白话小说之所以也叫“话本”，说明它是“讲”的本子，仍然属于“文”。
　　自古以来，老百姓讲话都是“话”，绝不是“文”。由于时代不同，讲话总在变化。比如，当今老百姓讲话，年轻人说“打折”，老年人说“减价”；年轻人说“宅男”，老年人就不懂了。这说明，老百姓讲话总是在逐渐变化的。用不同时期老百姓的“白话”写的文章就叫“白话文”。“白话文运动”之前，中国老百姓讲话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从“白话文”中了解一个大概，比方民国时期的白话小说。但是，白话小说仍然是“文”，带有不少文言词汇，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老百姓如何说话。
　　即便是当今，文和话仍然有区别。例如：公司领导说，“自今日起，凡无视质量者，将以违纪论处”，这还是“文”；老百姓的“话”可能是，“打今儿开始，哪个丫的干活儿没质量，咱就用纪律整你”。所以说，文和话永远不能完全一致。相对而言，“文言”比较稳定，多少年还是那个意思，“白话”就不好说，总在变化。至于讲话方式，无论是否受过教育，白话还是白话。比方，你在公共场合，光从讲话方式是无法判断他的学历的。“白话文运动”，是关于“写文章”的运动，与老百姓讲话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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