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的倭患，与海禁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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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明代的倭患是由明朝禁海政策引起的。其实明代倭患是元代倭寇侵扰的继续和发展,不过从洪武至永乐朝,倭患变尚未造成大患。宣德之后,随着社会危机的蕴酿,倭患方日趋剧烈,到嘉靖年间达到高峰。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为衰落中的明朝注入几毫升强心剂,大规模的倭寇才逐渐平息下去。倭患的这种消长趋势,反映了明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过程。

海禁政策始于明初。

《倭绩》记载：

“自元以来,倭颇易视中国”。

归有光曾言:

“(倭)前世犯边,自前元与四明通互市,遂因之抄掠居人,而国初为寇始甚”。

《洪武实录》也有

“独东南倭夷,负其鸟兽之性,时出剽窃,以扰濒海之民”

的记载。与明初倭患并行的,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煸诱倭奴,相与为乱”,《明经世文编》刑部尚书郑晓说：

“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无虚岁,盖方氏据温台处,张氏据宁绍杭嘉苏松,二氏灭,而其余党入海,勾引诸倭。”

另外当时又发生左丞相胡惟庸勾结倭寇和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阴谋篡夺政权的事件。为此,洪武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然要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可见,就明初社会情况而言,“海禁”是特殊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朱元璋一方面屡申主要对日本的通番禁令,一方面又允许真腊、暹罗等国进贡。不能否定洪武朝的海禁政策,起着维护新政权,安定社会环境,使凋弊的生产迅速恢复的作用。

是海禁引起倭患,还是倭患引起海禁?

嘉靖年间,倭寇肆无忌惮,将有明以来的倭患推上了顶峰,这更被认为是海禁造成的恶果。但是,研究历史上每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应从当时的经济因素中去寻找,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去寻找。

明代弘治、正德以后,特别是嘉靖时期,倭寇猖獗一时,是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某些具体特点息息相关的。

嘉靖朝的历史特点之一,是封建统治危机的加剧。

正统以前,海防比较巩固,倭寇尚未酿成大患。但从宣德朝始,明帝国盛极而衰,至嘉靖时期,统治集团奢侈化,政治更加黑暗,武备废弛,边防日衰。庞大的帝国有风雨飘摇之势,在以往的朝贡式贸易中,已难保宗主地位,海外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也不肯再以朝贡者自居。这样,在经济力量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继嘉靖二年日本贡使宗设、宋素卿争贡之役,残害浙江沿海之后,寇掠不断加剧。

嘉靖朝的另一特点是,土地兼并加剧和商品经济发展。

不少官僚把兼并土地获得的大量地租,投放在商业特别是有巨额利润的海外贸易上。这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商业活动,集中表现出贪婪、掠夺的特性。为了高额利润,他们可以置民族庄严于不顾。诚如唐枢所说:洪武、永乐、正统、景泰,

“剧于犯顺,只皆倭人独举。今则内外通连,公私扰甚”。

然而,在古代欺诈性贸易支配下,这些倭人、奸商、官僚的“内外通连”,也充满着欺诈和掠夺。倭贩

“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竞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

嘉靖时期,倭人与奸商、官僚阆的欺诈性贸易中,已经潜伏着军事争端的危机。这一点,明朝人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那时有不少士大夫疾呼要厉行海禁。

十六、十七世纪,正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原始积累本身力量的驱使下,一些西欧国家开始了世界性的征服和掠夺。东方以及中国,是它们掠夺和征服的一部分。中国封建王朝碰到资本主义这个素不相识的新对手,以往传统的朝贡贸易遭破坏。御史何鳌曾言:

佛郎机最号凶诈,兵器比诸夷独精。每年驾大舶,突进广东省下,铳铇之声,震动城郭。……今听其私舶往来交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

正德年间,葡萄牙的武装商人在广州“剽劫行旅”,“拐掠城市男妇人口……每岁不知其数”,可见,近代意义的中西通商,一开始就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猖獗一时的西方殖民者海盗式的对华贸易,不能不引起明朝的警觉,从而采取消极防御政策――海禁。

西方侵略势力侵入东方,还使中国在西洋的贸易受阻,从而转向东洋。对东洋的贸易又着重于日本。日本为一岛国,资源贫乏,对国外物资的依赖性极大。加上此时日本正处封建割据的战国时期(1477-1583年,相当于明成化至万历年间),林立的小诸侯国,都是弹丸之地,从衣、器、书画之类,至针头线脑、食醋等等,无一不仰赖中国。同时,日本的商业资本也正在高速发展。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在日本造就了失业流民、武士、浪人、奸商诸阶层,他们在封建领主的鼓励下,适应其商业资本的贪婪欲望,开始不断加强对中国沿海的骚扰。明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

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诡形异服,弥满山海。剑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而怒则兽,其素性然也。

原来日本对中国的朝贡式贸易,本身就是在合法外衣下的一种掠夺。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利润,主要来自各地区之间或各市场之间的价格差额,日本封建主和奸商从对中国贸易中获得的高额利润,更是靠对中国的政治讹诈来摄取。日人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说:

这种对外贸易采取附属国向宗主国进贡的形式,所以明朝不仅减免关税,而且连日本国王的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实是商人)的食宿费用及朝贡品的运费,都由明朝负担。对于“朝贡”的物品,还需要赐给价格更高的回赠品。贸易是作为朝贡的附带的形式进行的;每次交易,包括上述回赠品在内,可获得原本的五至六倍的利益

这在封建的明王朝,是把贸易看作“天朝”对外人的“怀柔”。“回赐”之厚适足以表现其盲目自大和愚昧。在日本,则把这种打着进贡旗号,施以政治讹诈的掠夺,变成武力劫掠,只是形式的更换而已。这必然使明朝加强对日防备。而且,由于葡萄牙东来侵扰中国,虽未表现为激烈的全面斗争,却也使明统治集团感到这是一股蕴含着强力的潜流,他们对日本戒心备增。因此,海禁的实施,也就随之步步加码了。

综上所述,明代倭患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应当说,海禁是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就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来说,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就明代沿海海盗和日倭而言,他们所从事的贩运贸易,具有海盗式的掠夺特质。这些就决定了掠夺的必然性,即使没有“海禁”,掠夺迟早要发生。掠夺是倭患的实质性问题,它是经济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结果。海禁与否,只是使掠夺合法化还是非法化的问题。

可见,海禁与倭患的因果关系,前者正是后者引起的。

海外贸易上的矛盾性导致了倭患期间明廷海禁政策的两重性。

应当承认,明代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一方面使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中国商业资本,大量投放到海外贩运贸易上,集中表现为海盗式的掠夺,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的还渐萌芽,使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要求增强,商舶贸易的兴起也成为必然。两者都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一对特殊的矛盾,从而造成倭患、海禁、商舶贸易三者错综交插,致使商盗难分,相互转化,飘忽不定,一面是海盗,一面是商人。这种海外贸易上的矛盾性,又导致了倭患期间明廷海禁政策的两重性:

一方面,明初海禁起了维护新政权,安定社会环境,迅速恢复生产的作用,其后各朝海禁,则从客观上发挥了抵抗葡萄牙等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自明及清的闭关政策,又是进行正常对外贸易的一个严重障碍,阻碍了国内商业资本乃至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此矛盾的情况,反映到明统治阶级内部,就是主张严海禁与开海禁的两派之争。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提供了实施海禁政策的经济基础传统的重农抑商理论,又为之提供了思想基础多再加上倭寇掠夺,西方殖民势力侵扰的直接原因,使得明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海禁还是开禁的矛盾,而不得不仍采取了海禁政策。如此矛盾的现象,是明代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明王朝无法避免和克服的。

怎样评价“倭患”的影响?

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主要看其繁荣还是破坏了社会经济,推动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明一代的倭患,已经给商品经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首先,倭寇对城市特别是新兴城镇商品经济的破坏很大。

明代前期,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许多城市中,商业和手工业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十五世纪初,出现了苏州、松江、镇江常州、扬州、杭州、嘉兴、湖州、福州等几十个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与此同时,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还出现了许多进步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城市。它们比旧有城市的商品经济,有着更大的发展前途,是成长的一个新的天地。但是,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倭寇,连年肆掠五府等地区,所谓“无日不焚劫,无日不杀掳”。《倭志》记载，

倭寇苏郡西关镇,“大肆焚劫。大家小户尽遭残破,烟火七昼夜不绝,西关居民仅存四五”

史载侵上海,

“积尸高者丘陵,卑者溪涧为之不流”,“尔若周浦、闸港、拨赐庄、新场、龙华、下沙、南桥、闵行、马泥泾诸镇,焚劫杀掠尤极残酷”。

总之,“两浙三吴之地”及闻闽粤等省,一度繁荣的城镇凋敝至此。倭患的破坏作用,可谓彰明较著,这怎么能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呢？

其次,倭寇对农村商品的经济破坏也很大。

第一,倭寇在乡间,或

“剽掠淫污,放火杀人”,“或尽毁农具”,

抢走耕畜,劳动力和生产工具遭极大破坏,致使农人没工具耕种,“贫者流亡,富者迁徙,田野荒芜”,“一望民居田亩,顿成沙漠”。

第二,倭寇登岸,焚烧粮仓和粮船,抢掠粮食的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加上对商民的杀掳,对商品粮集散地的残破,粮食贸易,农产品市场也尽在被毁之中。如此民不聊生,怎么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呢?

结束语

既然倭患的性质是掠夺,王直等走私团队是封建武装劫掠集团,倭患对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破坏或阻碍作用,那么,抗倭战争就必然是正义性质的。它是一场以日倭和中国海盗为一方,明廷和中国人民为另一方的掠夺与反掠夺、侵扰与反侵扰的斗争,而绝不是什么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戚继光等名将的抗倭事迹长期在民间流传,其蕴含的华夏英风正气,世世激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

由于明代倭寇入侵沿海，使得我国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倭寇的治理方面也相当吃力，无奈明朝政府选择了海禁。

因为海禁才会出现海盗和倭寇，如果开放海上贸易，就不会有人冒险走私，自然也不会有海盗和倭寇。

我认为，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明朝的海禁，使得明朝的制海权完全消失，才给倭寇登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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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是什么 - ？
路农戈那： 明朝真正实行海禁的只是在前期和中期,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实施海禁政策;嘉靖年间倭患严重,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实行了更严厉的海禁政策.可以看出海禁的直接原因是防范倭寇.根本原因是受到了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吧,朱元璋本来就出身赤贫,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明朝后期倭寇平定后,有一个“隆庆开关”,重新恢复了对外贸易

武冈市17046418785： 倭寇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 - ？
路农戈那： 倭寇对于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在元末即已出现.不过在明代中期严重泛滥,确实和明朝的海禁政策有极大关系.虽然中国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也闹过倭寇,但是其规模和广度都远远不能和嘉靖倭乱相比,之所以嘉靖年间的倭乱闹得如此厉害...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海禁政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明朝要采取海禁政策?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后来倭寇骚扰我国沿海有关吗?？
路农戈那： 明朝海禁有其原因:1、明初人口剧减大量土地荒芜需要人口来种,2、朱元璋布衣出身有浓重的小农思想“重农轻商” 3、直接葬送南宋朝廷的蒲寿庚是海商出身导致这位皇帝厌恶海上贸易 4、海盗袭扰 禁海之后后来的皇帝萧规曹随.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为什么实施海禁啊! - ？
路农戈那： 跟修长城一个道理,上国思想,以为自己是天朝,其他都是蕞尔小邦,求之无益,能抚就不会战.如果对方不愿意抚怎么办?那么就修长城,禁海令,让你无功而返,自然就不会再来了,自然天下就稳定...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为什么实行“海禁”? - ？
路农戈那： 海禁是明朝中后期开始实行的,当时朝政日趋混乱,民不聊生,很多百姓揭竿而起,导致大规模混乱.当时的日本叫东瀛,也是这样,很多武士为了养家糊口,所以被迫参与海盗活动,很多日本商人也...

武冈市17046418785： 为什么明朝会进行海禁的政策?为什么明朝会进行海禁的政策? ？
路农戈那： 2.日本国大明建国初年,倭寇肆意侵犯东南沿海一带,朱元璋派遣汤和等人进行征讨,并派人进行谴责,日本幕府将军来书语出不逊,朱元璋十分恼怒,但鉴于元朝的前车之鉴没有兴兵,但下令厉行海禁,,不予通商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的倭患对我国现在的海防建设有哪些启示 - ？
路农戈那： 中国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如春秋战国时期, 三国时期,一些依江傍海的诸侯国,虽建有水师,并进行水战和海上攻防作战,但还没有明确的海防设施和固定的编制.明朝初年,日本海盗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历史上称为“倭寇”. 他们在...9153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后期为什么解除了海禁和海外贸易? - ？
路农戈那： 明朝海禁是为了防止倭寇海盗,后来打退了倭寇,又想通过贸易解决财政危机的问题,于是乎再次在隆庆年间开放了海禁.而且这个海禁也执行的不太彻底.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朝的海军足以剿灭倭寇吗? - ？
路农戈那： 说实在的可以,其实倭寇中七八成都是沿海的破产渔民,由于明政府下令海禁,使得地方百姓失去生活依靠,不得已铤而走险,又与外来的东洋人相互聚合形成对抗朝廷的势力,而明代不少将领为了能向朝廷多邀功多升职,所以在剿倭寇上面不是一鼓作气,而是玩起了猫鼠游戏,为的也是向朝廷多求军饷,而又将相当部分用来打点朝中重臣,此间关系错跟复杂,真是时代不幸啊

武冈市17046418785： 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在内容上的相同点及意图上的不同点 - ？
路农戈那： 明朝前期的海禁主要是朱元璋的“小农思想”作怪,妄想把农民全部束缚在土地上,以建立“老死不相来往”的社会;但到朱棣时就基本解开海禁了,直到明中后期时,由于倭患严重,朝廷重新禁海,等到倭患解决之后,海禁又重开,此后基本处于时开时禁的状态.而满清由于是蛮夷政权,在夺取天下后,为防止沿海居民与海外反清势力联合,于是强迁沿海居民到内地,开展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只保留了广州市舶司,中国万里海疆于是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