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诵的人物生平

王叔文的人物生平~

王叔文是越州山阴县人。因棋艺任翰林院待诏，略知诗书，喜欢谈论治国方略。唐德宗命他侍奉太子李诵。李诵曾和侍读们议论政事，谈到宫市的弊端，李诵说：“我见皇上时，将尽力陈述这看法。”众侍读称赞李诵的仁德，只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散去，太子对王叔文说：“刚才谈论宫市，为什么只有您不说话？”王叔文说：“皇太子侍奉皇上，除按礼节问候饮食身体外，不应擅自干预宫外事务。皇上在位年岁已久，如果有小人离间，说太子收买人心，那么自己怎能辩解？”李诵感谢他说：“如果没有先生，我怎能听到这话！”从此看重他，宫中的事情，倚仗他来决断。王叔文常在回答李诵问话时，就说：“某人可任宰相，某人可任将军，希望今后任用他们。”他秘密结交想寻机快速升迁的当时知名人士，和韦执谊、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几人，结为生死之交；凌准、程异又通过他的党羽结识了他；将帅王公，也有秘密送礼请求结交他的。 唐德宗驾崩，李诵依遗诏，是为唐顺宗。当时唐顺宗病倒很久了，不再干预众多政务，住在宫中挂着帘幕，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在左右侍候，百官呈上奏议，唐顺宗从帘幕中决定是否可行。王伾经常劝皇帝委政王叔文，宫中宦官逐渐都知道了这事。一天，皇帝把王叔文从右银台门召进宫中，进入翰林院，任学士。王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要好，就请求任命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依靠王伾，王伾依靠李忠言，李忠言依靠牛昭容，相互勾结。政务交给翰林院，王叔文决定取舍，在中书省宣读昭令后，让韦执谊在外承旨执行。又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相呼应，互称管仲、诸葛亮、伊尹、周公。凡是他们的党羽都洋洋得意，认为天下无人匹敌。 王叔文未掌权时，常说钱财和粮食是国家根本，掌握好可控制军费赋税，可操纵市场和士人。王叔文刚进入翰林院，从苏州司功参军升任起居郎，不久就兼任度支、盐铁副使，任命杜佑为使，实际上王叔文掌权。几个月后，又任尚书省户部侍郎，仍旧任副使、学士。宦官俱文珍讨厌他玩弄权势，就免去了他学士的职务。命令发出，王叔文大惊，对人说：“我必须不时到这里商量公务，如不挂这职务，没办法进入内廷。”王伾为他请求，才允许三五天进一次翰林院，终于免去了内廷职务。王叔文刚进内廷，私下筹划，机谋不露声色，靠以言辞褒贬升任罢免官员。人们没看出本质，相信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两使的权力，供职外廷，愚者智者都说：“城墙中的狐山中的鬼，必定夜晚号叫躲在洞里才能给人祸福，人们才认为它们神奇可畏，一旦白天出来在路上跑，无能是必然的。” 王叔文在官署里，不再履行公务，召集他的党羽私议，策划夺取宦官兵权。就任命原将军范希朝统领京城西北各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任他的副手。开始，宦官还没觉察，等到边境诸位将领各自打报告向神策护军中尉道别，并说将隶属范希朝，宦官才察觉兵权被王叔文夺去了，神策护军中尉就命诸将不要把兵马交出。范希朝、韩泰已抵达奉天，诸将不去参见，就回京了。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了。前一天，王叔文在翰林院摆下酒菜，宴请诸位学士和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人，饮酒间，王叔文对诸位说：“我母亲病重了，近来尽心竭力处理国家事务，不推辞得罪人和困难事的原因，是想报答皇上的重用。如一旦服丧离职，各种坏话都来了，谁是肯帮我说句话的，希望诸位不带偏见地评价我。”又说：“羊士谔诽谤我，我想用杖刑杀死他，但因韦执谊懦弱而没成。我生平不认识刘辟，他就转达韦皋的意愿请求掌管三川，刘辟闯门求官，想抓住我的手，难道不是行凶者吗？我已令人打扫木场，将要杀他，韦执谊坚持不让。每次想到放走了这两个家伙，就让人不高兴。”又自述掌管度支以后，兴利除弊，当作自己的功劳。俱文珍接着他的话驳斥他，王叔文无言以对。 王叔文不想立皇太子。唐顺宗既然久病不愈，百官、京城和各地请求立太子，不久诏书颁下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全国人都高兴；只有王叔文面有忧色，但也不敢说这事，只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哽咽流泪，人们都私下嘲笑他。皇太子代理国政，贬他任渝州司户参军。元和元年（802年），王叔文惨遭杀害。

唐德宗贞元末年，翰林待诏王叔文得到太子李诵的赏识，参与处理东宫事务。他暗中结交想寻机快速升迁的知名人士，并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结为生死之交。 贞元十九年（803年），左补阙张正一因上疏论事得到唐德宗的召见。王仲舒、韦成季、刘伯刍、裴茝、常仲孺、吕洞等人曾与张正一共事，交情甚好，都到他府中道贺。王叔文怀疑张正一等人在图谋自己，便让韦执谊上奏德宗，诬陷他们结党营私。唐德宗命金吾卫探察，得知他们经常往来宴饮，便将韦成季等人全部贬官。对于此事，当时无人知道真正原因。 永贞元年（805年），唐德宗去世。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但因病势沉重，不能理政。王叔文坐镇翰林院，掌握朝政，并引荐韦执谊为宰相，让他在外廷执行自己的决策。韦执谊时任朝议郎、吏部郎中、骑都尉，被擢升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赐获紫衣、金鱼袋。 三月，韦执谊又改任中书侍郎。 韦执谊拜相后，坐镇中书省，负责落实王叔文的决策。当时，唐顺宗卧病内宫，如有旨意，需通过服侍左右的宠妃牛昭容与宦官李忠言传递给王伾，再由王伾传递给王叔文，最后交由韦执谊执行。而百官若有奏议，也需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转达给唐顺宗。 韦执谊虽因王叔文的提拔得以拜相，但迫于舆论的压力，时常持有异议，并在处理宣歙巡官羊士谔以及剑南支度副使刘辟的问题上与王叔文产生分歧。他想借此掩饰自己依附王叔文的行迹，但事后总会派人向王叔文道歉：“我并不敢违背约定，只是想帮你达到目的！”王叔文不肯相信，因此怀恨在心，二人逐渐结怨。 同年八月，唐宪宗继位，尊唐顺宗为太上皇，王伾、王叔文都被贬出京师。韦执谊因曾与王叔文有分歧，且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因此起初并未被贬，但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势。他自知大祸将临，虽仍居相位，却经常心不自安，以致气息奄奄，甚至听到行人的脚步声，都会惊惶失色。十一月，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 韦执谊最终在崖州贬所病逝，具体时间不详。

唐顺宗在父亲唐德宗李适即位的当年，即大历十四年（779）十二月诏立为皇太子，到了第二年即建中元年（780）正月备礼册立。到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遗诏传位，二十四日宣遗诏，他于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即位。这样算来，唐顺宗做皇太子整整25年，按照当时习惯，就是26年。
唐顺宗被立为太子以前的生活状况，我们只是知道他被册封为宣王，历史上对他的其他记载就不很多了。顺宗被选立为皇太子时，已经19岁。此时的他已经初为人父，在上一年即大历十三年（778）二月，他的长子李淳降生。
在做太子的26年中，他亲身经历了藩镇叛乱的混乱和烽火，也耳闻目睹了朝廷大臣的倾轧与攻讦，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他对各种技艺学术很是上心，对于佛教经典也有涉猎，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每逢德宗做诗赐予大臣和方镇节度使时，一定是命太子书写。尤为令人称道的是，在建中四年（783）的“泾师之变”随皇帝出逃避乱时，顺宗执剑殿后，在40多天的奉天保卫战中，面对朱泚叛军的进逼，他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敌。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无不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确保了出逃的德宗的安全。
顺宗的太子生涯虽然不像唐朝前期的皇太子那样波折不断，动辄被废，但贞元三年（787）八月的郜国大长公主之狱，也险些把他推向灭顶的深渊。事情是这样的：郜国公主是肃宗之女，她与驸马萧升所生一女是顺宗为皇太子时的妃子。郜国公主仗恃自己地位特殊，自由出入东宫。她在萧升死后，个人生活放荡，不仅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和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暗中往来。如果仅仅是私生活有失检点，这在唐朝的皇室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但是，有人在告发郜国公主“淫乱”的同时，还揭发她行厌胜巫蛊之术，这样就冒犯了皇帝。德宗闻之大怒，因为事情牵涉到皇太子，德宗就立即将他找来，狠狠地批了一通。顺宗被父皇切责，惶恐不知所措，就仿效肃宗在天宝年间做太子时的故伎，请求与萧妃离婚。此事发生以后，德宗萌动了废皇太子改立舒王李谊的念头，并且把时为宰相的前朝老臣李泌召入宫中商议。
舒王是德宗的弟弟李邈（昭靖太子）的儿子，因李邈早死，德宗将其收养，视为己出，十分宠爱。李泌认为皇帝舍亲生儿子而改立侄子不妥，德宗大怒。李泌便为他详细列举了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和肃宗因性急冤杀建宁王的悔恨，劝他以前事为戒，万万不可操之过急。李泌的话打动了德宗，终使顺宗的太子之位得以保全。
不久，郜国公主被德宗幽禁，后在贞元六年（790）死去。李万因为和同宗淫乱，以不知“避宗”的罪名被杖杀。郜国公主的亲属受牵连者很多，她的5个儿子裴液、萧位、萧佩、萧儒、萧偲以及李昪、萧鼎等流放岭表和边远之地。郜国公主的女儿、皇太子妃萧氏也被杀死。变故，本来就小心翼翼的顺宗就更加谨慎了。有一次，他曾侍宴鱼藻宫。宴会当中，张水为嬉，彩船装饰一新，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喜异常。顺宗在父皇询问他的感受时，就只是引用了诗中“好乐无荒”一句作答，他没有直言以对，更没有正面回答。 王伾，杭州人。因善于书法为太子侍书，成为顺宗做太子时的书法老师，很受信任。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善于围棋得以入侍东宫。王伾和王叔文均为翰林待诏，各以琴棋书画见长，二人的使命自然是奉德宗之命陪皇太子娱乐。顺宗对自己的师傅很是尊敬，每次见面唐代围棋子，都先施礼。王伾和王叔文见他并不是以玩乐为满足，就在对弈和研墨的间隙和他讲谈有关治国安邦的道理。有一次，王伾、王叔文和其他一些侍读畅谈天下政事时，涉及到当时一些比较敏感的弊政，顺宗对他身边的人说：“我准备把这些弊政向父皇直言，以便能够改正。”刘禹锡像众人都对此举表示称赞，惟独王叔文一言不发。等众人都退下时，顺宗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刚刚为何就你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深意？”王叔文道：“我王叔文得太子殿下的信任，有一些意见和见解，哪能不向殿下奉闻呢！我以为，太子的职责乃在于侍膳问安，向皇上尽忠尽孝，不适宜对其他的事品头论足。皇上在位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是在收买人心，那殿下将如何为自己辩解？”顺宗闻言，恍然大悟，既紧张又感激地对王叔文说：“如果没有先生的这番点拨，我怎么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啊！”从此，他对王叔文格外喜欢，东宫事无大小，都委托他和王伾来谋划。
顺宗做太子期间，不仅暗中非常关注朝政，而且在他身边还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组成了一个以“二王”为中心的东宫政治小集团。王伾和王叔文成为集团的核心，在其周围，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拥有共同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成员。这些成员当时都是知名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另外，还有王叔文的旧交凌准、善于筹划的韩泰、英俊多才的韩晔（宰相韩滉同族子弟）、精于吏治的程异以及陈谏、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基本上属于朝廷御史台和六部衙门的中下层官员，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逐渐地也都成为这一集团的重要成员。
对上述人员，历史上习惯以所谓“二王刘柳”相称，也就是把王伾和王叔文以及刘禹锡和柳宗元作为了东宫集团的代表人物。其实，在这一集团当中，还有一个不能不说到的人，他就是翰林学士、后来做了宰相的韦执谊。韦执谊出身京兆名门望族。自幼聪俊有才，中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德宗拜为右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年仅二十余岁的他深得德宗的恩宠，得与皇帝相与歌诗唱和，并与裴延龄、韦渠牟等皇帝的亲信一起出入禁中，略备顾问，很得当时朝野的瞩目。他与王叔文的交往很有一些机缘巧合。鎏金铜佛像
那是在一次德宗的生日华诞上，略通一些佛教知识的皇太子敬献佛像作为贺礼，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了赞语。德宗对太子的这一礼物很满意，就让他赐给韦执谊缣帛作为酬劳。韦执谊得到太子的酬谢，按照礼节到东宫表示谢意。就在韦执谊这次来东宫拜谢皇太子的时候，身为太子的顺宗郑重地向时为翰林学士的韦执谊推荐了王叔文：“学士熟悉王叔文这个人吗？他是位伟才啊！”从此，韦执谊与王叔文相交，且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二王”集团中地位特殊的核心人物之一。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唐顺宗去世。这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八个月，为宦官俱文珍所迫退位，传位给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死时仅46岁。死的前一天，宪宗对外宣布顺宗病重，一天后就驾崩了，这使人觉得顺宗的死像演戏一样。有人提出透过一些笔记和诗文看本质，顺宗是被宪宗和宦官们害死的。也有人不同意，认为顺宗是正常病死的，顺宗和宪宗关系融洽，根本没有被宪宗杀害的可能。
唐顺宗的死因，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是病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怀疑。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经过对正史和笔记小说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顺宗是被杀而死的。
卞孝萱先生在其《刘禹锡年谱》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顺宗被杀的观点。他认为顺宗死得太突然，是一个历史上的疑案。此后他在《刘禹锡年谱》、《刘禹锡评传》等书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卞先生认为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的长子，在被立为太子后，德宗还曾想要废掉他，其原因是德宗身边的宦官们想立舒王李谊。贞元元年（785年），德宗病，想与李诵见一面而不可能。这时的德宗还没有病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却受到了宦官和在身旁侍医药的舒王的阻挠。德宗升天后，宦官们认为“东宫疾恙方甚”，“内中商量，所立未定”。大臣卫次公马上发表自己看法：“皇太子虽有病，但他是嫡长子，内外系心。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立皇太孙广陵王。”其他大臣跟着呼应，宦官们的阴谋就只能作罢。顺宗即位后，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使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遂决定废顺宗、另立皇帝。由于前两次废立未成，舒王李谊不是德宗的亲生儿子，名分不正，遭到反对，这次宦官们选定了李淳。他们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立李淳为太子，改名纯，七月让他主理军国政事，八月四日李纯即位为皇帝，顺宗为太上皇，改元元和。表面上看，立李纯是顺宗的旨意，实际上是宦官逼迫顺宗这样做的。当时起了最大作用的几个宦官是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西门大夫等。
顺宗让位不久，就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旧唐书·刘澭传》记载：永贞元年（805年）十月有个叫罗令则的山人秘密奔赴秦州，“妄构异说，凡数百言，皆废立之事”，自称得了太上皇顺宗的密旨，要求陇西经略使刘澭在德宗下葬日起兵废黜非正常即位的唐宪宗。刘澭把事情捅给长安，罗令则被有关官员鞫得奸状后，宪宗将罗令则一伙全部杖死。罗令则等人想拥立的皇帝从史书记载来看，是舒王李谊。宪宗上台后，李谊实际上成了宪宗和宦官们政治上的赘疣。现今有人拿李谊作号召，兴风作浪，正好被宪宗借机拔掉。这时的太上皇也同样是政治上的赘疣，舒王不明不白死后，太上皇就不能平安无事了。元和元年（806年）春正月癸未，“诏以太上皇旧恙愆和，亲侍药膳”。但至甲申，太上皇就崩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宪宗向全国公布太上皇的病情，这在唐朝历史上罕见的。癸未才公布太上皇病情，甲申就宣告太上皇死了，简直是在演戏一般。有人据此推测太上皇不是死于甲申，而是可能死于癸未。宪宗与宦官们秘丧一日，故意先公布太上皇病情，以此来掩盖太上皇被害的真相。而且太上皇顺宗死于兴庆宫，此宫在长安城东门春明门内侧，但发丧仪式却是在太极宫太极殿举行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易地发丧的。太上皇顺宗被易地发丧，有可能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他不是正月十九死的，而是在前一年十月罗令则事件发生后就已被杀。安排易地发丧，只是为了不叫人们看到其尸体。抢先公布太上皇病情的做法是欲盖弥彰，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们做贼心虚，证明太上皇之死十分可疑。
唐代有部小说集叫《续玄怪录》（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先祖玄朗讳改名《续幽怪录》），作者托名李复言，内中有一篇为《辛公平上仙》，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中博收《续玄怪录》中诸篇，而唯独将此篇排斥在外——怕皇帝怀疑诸臣收此篇入《太平广记》是映射宋太祖之崩也。卞孝萱先生考证其作者实为李谅（王汝涛先生反对），此人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顺宗时为度支巡官、左拾遗，宪宗时被贬为澄城县令，后为彭城令。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撰《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认为篇中所说的“上仙”即被杀的皇帝乃是唐宪宗 ；然而黄永年先生却认为在这部小说中，李复言用“传奇”表达的是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见其所撰《<辛公平上仙>是讲宪宗抑顺宗》一文 ）。他得知了顺宗被宦官杀害的真相，作为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他义不容辞地记载了顺宗被害的隐事。 《辛公平上仙》的全文如下：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偕赴调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遂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复就寝。深夜，二人饮酒食肉，私曰：“我钦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恶也。”公平高声曰：“有少酒肉，能否相从？”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辩不可及。两人益狎之。酒阑，公平曰：“人皆曰天生万物，唯我最灵。儒书亦谓人为生灵。来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为灵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无非前定，来日必食于礠涧王氏，致饭蔬而多品；宿于新安赵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昼随，而夜可会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
二人及礠涧逆旅，问其姓，曰：“王。”中堂方馔僧，得僧之馀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数，意皆不往，试入一家，问其姓，曰：“赵。”将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顾方笑，而臻适入，执其手曰：“圣人矣！”礼钦甚笃，宵会晨分，期将来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阌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识臻何为者？”曰：“博文多艺，隐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今臻何所以奉白者，来日金天置宴，谋少酒肉奉遣，请华阴相待。”黄昏，臻果乘马引仆，携羊豕各半、酒数斗来，曰：“此人间之物，幸无疑也。”言讫而去。其酒肉，肥浓之极。过于华阴，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神祇尚悔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灞西，见旋风卷尘，逦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扑林，转所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焉，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余，貌甚伟，揖公平曰：“闻君有广钦之心，诚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谓臻曰：“君既召来，宜尽主人之分。”遂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有紫吏若供顿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请逐近配分。”将军许之，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既入坊，颜氏之先簪裾而来，若迎者，遂入舍。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肴馔馨香，味穷海陆，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阳司授官，皆禀阴命，臻感二君也，检选事，据籍诚当驳放，君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见许矣。”居数日，将军曰：“时限向尽，在于道场万神护跸，无许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请夜宴，宴时腥膻，众神自许，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戍时齐进，入光范门及诸门，门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独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袴，以红为褾，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罽，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颦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五更，上（注意，从此之后出现的皇帝，已只是他的亡灵）御碧玉舆，青衣士六，衣上皆画龙凤，肩舁下殿。将军揖：“介胄之士无拜。”因慰问以人间纷挐，万机劳苦，淫声荡耳，妖色感心，清真之怀得复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见之能无少乱？今已舍离，固亦释然。”将军笑之，逐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抆血捧舆，不忍去者（即擦着血迹，拉着玉辇，不忍其离去。这是一个关键的描写，血迹斑斑，可见皇帝并非正常死亡）。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
出望仙门，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驭已远，不能从容，为臻多谢成君。”牵辔扬鞭，忽不复见。公平叩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来年，公平受扬州江都县簿、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以上为《辛公平上仙》一文的故事梗概，可见这是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一位皇帝的死亡情况，里面的人名皆系假托，如辛公平为心公平，皆有寓意。按《续玄怪录》作者李复言的说法，这个故事是唐宪宗元和初年，他在徐州听辛公平之子说的。之所以记下来，为的是警告像洛西榆林店店主那样目光短浅的势利之辈。这显然是托辞。因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强迫皇帝“上仙”即死亡才是故事的中心。”正常的“上仙”程序，应该是：皇帝病危，无药可治，阴间迎驾使前来迎接。但上面故事中讲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烛火幽暗的深宫夜宴中我们看到：当那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拉着宦官一样的长音喊“时到矣”时，一切都无可挽回：皇帝已被宣判死刑。不管愿不愿意，最后都得“上仙”！在此之前，大将军对皇帝周围的“诸神”表示担心，因为他们保护着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王臻建议在宫中进行一次夜宴，麻痹皇帝周围的“诸神”。保护皇帝的“诸神”，可以被认为是大内侍卫的化身。随后大将军带人手持兵器包围了皇帝进行夜宴的宫殿。当那个怪人捧着金匕首一步步走向皇帝时，最紧张的部分开始了。皇帝在金匕首寒光的照耀下，晕眩地被扶进西阁，门关上了，一片漆黑。西阁内发生了什么？所有最残酷的场面，读者都可以去想象了。故事叙述得不动声色，但那种内在的紧张气氛和压抑感令人毛骨悚然。 从小说中描写的情节看，这位皇帝显然是非正常死亡，从而引发了后世研究者的兴趣。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认为此篇小说是“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从篇首“元和末”三字来看，陈先生的观点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指出，在小说末尾有“元和初”的字样，又说明其所叙的皇帝决不会是唐宪宗，而只能是唐顺宗。另外，从“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一句看，也不似指唐宪宗，而应是指唐顺宗。“攀髯”是一典故，是说有龙下迎黄帝，余小臣不得上，乃攀龙髯随去，实指皇帝之死。何以既兵解上仙，却要“更数月”，即过了数个月后“方有攀髯之泣”呢？从顺宗晚年的情况看，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退位为太上皇，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驾崩，正好相隔数月。这期间除了元和元年正月一日，百官赴兴庆宫朝贺，并向太上皇加尊号外，再未见到顺宗活动的任何记载。很可能因此而产生顺宗早在退位后不久即被杀害的传说，而在元和元年正月一日赴兴庆宫朝贺并上尊号只不过是制造出来的烟幕而已，李复言根据此传说遂写下了这篇《辛公平上仙》。因为早在退位为太上皇时、或前一年十月罗令则事件发生后就已被杀害，所以“更数月”，即到元和元年正月十九日才公布死讯。
而宪宗临死时的情况与此情节完全不符，他死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八日，而在这月二十五日，宪宗还在麟德殿召见义成节度使刘悟，与“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的写法不符。
至于《辛公平上仙》篇首所云的“元和末”，黄先生认为只是“贞元末”之误。此书流传至宋代，其“贞元”之“贞”乃宋仁宗赵祯的名讳，照例可改为“正”，“无如书棚本只是不甚严谨的坊刻，何况刻的又是无关紧要的前朝小说，于是转而采取了把‘贞元末’改成‘元和末’的办法，不曾想到会和篇末的‘元和初’发生冲突。这种改‘贞元’为‘元和’的例子在书棚本《续玄（幽）怪录》里并不止一处”。
这个新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大为赞赏，说：“顺宗绝对出于幽崩。宪宗当时受制于群阉，己欲不为商臣，亦不可得。此事公文书内，绝无遗迹可查。李复言之《续幽怪录》成为绝可信赖之孤证。” 他认为不管杀顺宗的是谁，其主谋其实就是宪宗，因此他认为顺宗被杀是“永贞逆案”。 王汝涛所撰的《宦官杀皇帝的秘录探微——读<辛公平上仙>》的文章中也持此种观点，并且进而认为是宦官杀害了唐顺宗。
吴汝煜不但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认为宪宗和顺宗早就不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之间本来就不融洽的关系，决定了宪宗杀顺宗是有可能的。此外，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的小序中，引用了《义陵记》的“项籍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等。不过是借端托寓，影射顺宗被杀。刘禹锡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在诗的结尾透露了消息：“南合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的《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用《汉书·苏武传》的一个典故：“苏武听说汉武帝死了，南向号哭，呕血，一连数月都是如此。”这里暗指刘禹锡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哭临汉武帝相同。可以这样说，《武陵书怀》是一篇比《续幽怪录》中《辛公平上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顺宗被杀事件的重要史料。刘禹锡是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
上述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张铁夫认为《辛公平上仙》不是王叔文集团的李谅（复言）所撰。他认为《续幽怪录》一书中，编者一会儿自称李生，一会儿又自称是复言。按照古人名卑字尊的传统，称人用字，以示尊崇；称己用名，以示谦卑。自称李生、复言，都是表示谦卑的意思。可见复言是李生的名，而不是他的字。《续幽怪录》的编者李复言，与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是名、字不同的两个人。从编者的本意来看，《辛公平上仙》不是影射顺宗被杀。在《续幽怪录》中，记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神仙道术、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的奇事异闻，其来源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根本不值一谈，编者主要用来宣传善恶报应、安分知命的思想，从而又具有一种惩恶劝善、警戒世人、辅佐教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辛公平上仙》的本意，也是用来箴劝、警戒的，而非比喻和影射。 而《武陵书怀》的结尾二韵是：“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意为：心向君王却离京师遥远，对风兴感逐臣的奏书言烦。欲望长安却无灞陵岸可登，早晚只好踏上这平原的高处了。这二韵是一个整体，结合起来看，它表达的是元和大赦之后，刘禹锡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能移京郊为官的迫切心情。根据这首诗得出顺宗被杀的结论，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失误是忽略了该诗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这个基本事实，而将二韵割裂开来，遂望文生义，别出心裁。诗的小序中提到“项籍杀义帝于郴”，义帝影射的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因为义帝之出身、立用、被逐乃至被杀害，与王叔文事类同。更重要的一点是义帝属无罪被杀，王叔文也是无罪被杀。王叔文于刘禹锡有知遇提拔之恩，对他的无罪被杀，刘禹锡自然是极其沉痛和悲愤的。这种心情，表现于诗篇中，便是为王叔文和自己鸣冤叫屈。从“继明悬日月”等来看，顺宗当时还活着，由于刘禹锡在武陵，听到顺宗死的消息应该更晚。既然顺宗当时还活着，将《书怀》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是讲不通的。
持此观点者认为，当时宫廷斗争的结局，不是宪宗杀害了顺宗，而是宪宗和顺宗联合驱逐和杀害了王叔文。改革中，由于王叔文集团竭力阻挠宦官俱文珍立太子的做法，让原本站在王叔文背后的顺宗站到了皇太子这一边。这时的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二王由于反对立太子，顺宗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改革的败端也就出现了。改革的过程中，王叔文张扬威福，独断专行，树植党羽，排斥异己，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顺宗的厌恶和不满，终于命令宪宗“俾远不仁之害”，将其逐出朝廷，置于死地。顺宗是坚定、明确地站在皇太子一边的，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说顺宗被宪宗逼宫，最后被害死，既无客观上的可能，更无主观上的必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顺宗被杀说者将王叔文集团和皇太子集团的斗争误认为是顺宗与宪宗的斗争，是混淆了两件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事实。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有诗文批评顺宗和宪宗，这也从反面说明宪宗和顺宗是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没有隔阂的。
顺宗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得这样突然？如果根据史书上说他是病死的，这多少是会让人产生怀疑的。但如果说他是被杀死的，也有一些事实解释不通。唐顺宗的死因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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