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评书的历史源流

作者&投稿:萧佩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湖北评书的主要特征~

  湖北评书是根据演义小说讲述的“底子书”和在这种基础上加工发展的“雨夹雪”,如《三国》、《水浒》、《隋唐》、《岳飞传》等;一是艺人自编自演的“路子书”,如《王莽忠孝图》、《八门斗智》等。只求情节惊险热闹的“路子书”的崛起,妨碍了对一些名著的加工钻研,说“底子书”的也逐渐减少。但由于“路子书”是自编自演,艺人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如,促进了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评书表演善于模拟书中的各种人物,并借助手势、身段、口技等渲染气氛。其描叙景物时喜欢使用骈体、叙述,对话时则使用来自民间的口语。
湖北评书善于塑造玩弄权贵豪强于股掌之间的草莽英雄形象,每部书中都有一个或几个这种类型的重要人物。湖北评书讲述风格幽默酣畅,语言流畅、华丽,描绘景物时常用韵律回旋有致的骈体,与叙述、对话时使用的生动口语辉映成趣。

  “评书”之评是什么意思呢?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里说:“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评书因地区不同而名称各异。北方叫做评书;江浙一带以及福州叫做评话;湖北、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
  评书是古老的艺术,历史渊源流长。据《墨子·耕柱》篇载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
  这里说“说书”并不是指说唱艺术,不便作为评书的源头。
  优孟、优旃、淳于髡等古代“俳优”的劝谏活动,其中就有说故事的,可以看做构成“说话”艺术的重要因素。
  隋代笑话大王侯白所说的故事,明显地孕育着评书的因素。
  到了明代,北方评书已臻于成熟。从那时起,评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四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明末清初。那时,评书名家辈出,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沈龙翔《柳敬亭传》载云:
  “敬亭名逢春,字敬亭,面多麻,人皆以柳麻子呼之。本姓曹,泰州曹家庄人也。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不法,长吏以逢春应,时年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乃出亡,云泰兴,佣于某,久之意不乐,遂去。游四方,至宁国,醉卧敬亭山下,垂柳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焉。偶闻市中说弹词,心好之,辄习其说,遂以说闻。”
  这里的“说弹词”其实就是说书,因此,柳敬亭后来被誉为大说书家。他从师莫后光,颇得真传,擅长说《水浒》、《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技艺卓绝,炉火纯青。周容《春酒堂文集·杂忆七传柳敬亭》载云:“癸巳借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目,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在观众眼前,但见说书人物,不见说书艺人,像莫后光说的:“听者倘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说书说到这般境界,可谓出神入化。
  敬亭之后,虽无敬亭,却有他培植的桃李,其中应该一提的是承前启后的评书名家王鸿兴。据传,王鸿兴之后有所谓“三臣、五亮、九茂、十八奎”之说。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代表人物有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
  双厚坪,生年不可考,卒于1926年,满族人,艺名双文星。与戏界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三绝”。
  双厚坪所会书目甚多,最拿手的是《隋唐》、《水浒》、《封神榜》、《济公传》。他的艺术风格细腻、风趣、透僻、生动,最善于描绘细节,于细微处显神奇。尤以刻画人物见长。他说《隋唐》,说到秦琼发配到北平,遇见姑母,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艺术功底极为深厚。
  第三次高潮,30~4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杰魁、连阔如、陈士和等。
  王杰魁(1874~1960),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渐渐享名。他最拿手的书目是《七侠五义》。如果说,评书以细腻为艺术风格特色,那么,王杰魁则是细中又细。他说书,吐字慢,像在拉长音,娓娓说来,别具艺术魅力。又善于使用“变口”,用不同的方音刻画人物。
  连阔如(1902~1971),满族人,早年从师李杰恩学说《西汉》,后来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流》。抗日战争前即以《东汉》享名。《三请姚期》、《马武大闹武科场》、《战昆明》等片断最为精彩。他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特别是吸取京剧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评书的表现力。他的说功、做功、打功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摹拟马跑、马嘶,堪称一绝。
  第四次高潮,是50年代以来。这时,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深受欢迎的评书演员,如陈荫荣、袁阔成、李鑫茌、姜存瑞、田连元等。他们各有特色,陈荫荣表演细腻、逼真,尤擅运用典故,李鑫茌艺术功力深厚,表演细腻、平和,而袁阔成则是热闹火炽、幽默风趣。
  评书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一劫,中断达十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兰芳的《岳飞传》一炮打响,先后有数十家电台竞相转播,形成了风靡全国的“岳飞传热”。刘兰芳嗓音洪亮,吐字清楚,语言流畅,气势雄浑,感情充沛,风趣幽默。
  以刘兰芳《岳飞传》为突破口,评书艺术得以迅速复苏。不论传统评书,还是新编评书,都获得空前的发展,评书园地呈现了百花吐艳的动人风貌。
  下面再谈一谈评书的艺术结构内容。评书的艺术结构十分丰富,这里只说说“梁子”、“扣子”以及剪裁艺术。
  所谓“梁子”,就是旧时评书艺人手里类似提纲的底本。根据“梁子”说书,曲艺术语叫“匝”或“跑梁子”。新编评书大抵是先有文学脚本,然后排练演出。虽不排斥即兴式的“现挂”,但文学脚本与实际演出内容出入不大。旧时说评书的情形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师承关系口传心授得来的,曲艺术语叫做“道儿活”;另一类型是由文学著作发展而成的,曲艺术语叫做“墨刻儿”。不论“道儿活”还是“墨刻儿”,都可能有“梁子”,即专门供艺人说书时使用的提纲式的底本。
  随着时代变迁和评书艺术的发展,新编评书大抵都有了文学脚本,“梁子”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跑“梁子”所体现的“匝”的功夫却仍有一定的现实作用。不论文学脚本多么严谨和完备,评书表演中的即兴发挥仍是不可缺少的。它反映了口头文学艺术的变异性,如果一位评书演员熟谙跑“梁子”的技巧,将大有裨益。
  评书的情节由大大小小的单元组成。曲艺术语称大的单元为“坨子”,如《水浒》里有关武松、宋江等几个十回书,俗称“武十回”、“宋十回”,就属于“坨子”。小单元称作“回目”,即演员说的“当日书”,如“赤壁之战”里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阚泽下书”、“庞统献计”、“孔明看病”、“借东风”、“华容道”等。有时一个“回目”也不见得当天说完,其中又可以包括若干小的“回目”。如“武十回”里的大“回目”“杀嫂”又包括“武二回家”、“武大显魂”、“告状”、“杀嫂”、“怨兄”等几个小“回目”。“回目”之间*扣子连接。譬如《朱元璋演义》五十一回《逛滁州太量探军情,布阵迷元帅攻心术》里说到脱脱看练把式,觉得此人真有本事,顿生爱将之意,正待上前,结尾处拴了“扣子”:
  脱脱一看,正是个好机会,我去跟他们爷儿俩商量商量,脱脱想罢,刚要往把式场里边走,忽然身后有人往前一挤,说了声:“慢走!”他回头一看,惊叫道:“哎呀,不好!”欲知后面来者何人,且看下回。
  脱脱大声惊叫,说明来者不善,逗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只好“且看下回”,可是,“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当铺门口把算卦先生带走的那个老头”。“扣子”解开,就接着往下说。
  “扣子”有大有小,每个“回目”里“扣子”常常不止一个。大“扣子”可以贯穿到底,小“扣子”俯拾皆是。评书《王者》的大“扣子”是60万两饷银的下落和巡抚、州佐的命运,贯穿着整段评书。其中较为重要的“扣子”有庙里失银,巡抚限期追回银子,进山见到王者,持函复命,再次寻找王者,巡抚丧命。每一个“扣子”都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又环环相扣,步步发展,构成曲折多变,摇曳多姿的情节。有些“扣子”并非出自情节,也可以*语言叙述引起悬念。
  评书讲究剪裁艺术。什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张嘴难说两家话”,“剪断接说”,“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无巧不成书”,“说时迟,那时快”,这此些评书术语都是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概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张嘴难说两家话”,都属于处理头绪和线索的剪裁方法。评书里的人物、情节、线索常常不止一个,为了便于叙述,必须分清先后顺序,轻重缓急,用这类剪裁方法加以处理。“各表一枝”的“枝”应当是大情节的枝杈,至少两个,多则不限,说完一个,再说一个,可以解决头绪纷繁的问题,而从积极意义看,则解决了时间错落和空间转移的问题。
  “剪断接说”,又称“剪短截说”、“简短捷说”,属于省略的剪裁手法。“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话”,不是“说话”的意思,而是“故事”的意思。“一路无话”,“一夜无话”的“无话”就是“没有故事”的意思,也是省略的剪裁手法。如评书《向杲》里的一段:
  波斯一听向晟兄弟是那么知理,心里自然格外的喜欢,当天就规定好了迎娶的日子,其实一千两银子哪行?波斯把自己积下来的钱,全都加在一块儿,这才够了身价的数目。银子交给了领家妈妈之后,又拿出了若干钱给跟人、唱手、伙计的,就这么一说哇,波斯光光彩彩,欢欢喜喜的离开*院了。简短捷说吧,波斯成了向晟的妻子,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岳飞传》第六回《枪挑小梁王》说到小梁王柴桂在武科场耀武扬威,有这么一段:
  杨再兴这一败走,科场的举子更议论了:“这小子使的是宝刀,削铜剁铁,切金断玉,一般兵器不行。”你捅我,我捅你,都自己掂量自己,不行,别给人家凑数。另外,柴桂现在玩命了,叫他伤了白伤。
  剪断截说,小梁王柴桂连胜五杰,威震科场。等他再叫阵,科场上鸦雀无声,没人答言。
  这两处“剪断接说”虽然都是省略手法,但也略有不同,前者着重于时间的跳跃性,在向晟与波斯结婚后的两三个月里,没有什么事可讲,因而一笔带过。后者则着重于情节的跳跃性。小梁王打败杨再兴之后,武科场里并非没什么事,而是发生了“小梁王柴桂连败五杰”的故事,如果一一写来,艺术上雷同,索然无味,不如省略。有故事之处多说,没有故事之处尽量节省笔墨,是这一剪截手法的要领。
  “无巧不成书”,此属误会手法。就是把具有偶然性的因素编织在一起,构成富于变化,饶有情趣的情节。如评书《向杲》里的一段:
  向晟就在这个地方来回地遛:由北头遛到南头,再由南头转回来往北遛,每天就这在这地方转着。等走到庄公子住的胡同儿,自己就微微的探身往里看看,走到这儿就掉脸往里瞧瞧。他是每天如此,说话,可就有这么四五天的功夫了。
  事有凑巧,这天向晟在胡同口儿外来回遛着,正赶上庄公子的管家买好,这小子也不知出去买什么去了,提着一包东西从外边回来。刚要进胡同啊,一眼就瞧见向晟了。
  向晟在庄公子住的胡同外边来回遛,是一件事情;庄公子的管家买好从外面回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碰到一起,庄公子管家买好就瞧见了向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寓必然于偶然,就是“无巧不成书”的“巧”。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则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平铺直叙而已。俗语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然蕴含着一个“巧”字;其实,“哪壶开了提哪壶”,也蕴含着一个“巧”字。正确地把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就能充分发挥“无巧不成书”的效用。
  “说时迟,那时快。”评书《头请姚期》里说到邳彤跟姚期交手有那么一段:
  只见邳彤催马拧枪奔了姚期,抖枪就扎,枪尖直奔姚期的哽嗓咽喉,姚期也不躲不闪,“蹲裆骑马式”往那儿一蹲,左胳膊往前一伸,左手握拳,右手的鞭搭在左胳膊腕上,使了个“霸王亮甲式”。刘秀在旁边儿这份儿着急啊!心说:“糟了!这是什么把式?‘狗熊耍扁担——挨揍的把式’啊!甭说邳彤用枪扎啊,就是人家用马一冲一撞也受不了啊!完了!姚皇兄非丧命在邳彤的枪下不可!”说时迟,那时快,眼瞧着邳彤的枪真扎来了,刘秀“哎哟”一声:“姚皇兄性命休矣!”一闭眼,准知道这回姚期完了。邳彤手中枪扎过来也藏着招哪,姚期要是让扎,那他就真扎呗;要是不让,那就抽枪变招。可是,姚期他真不躲不闪,那邳彤还真不扎,扎枪恶狠狠地奔了姚期,眼瞧着就要扎上了,姚期不躲是不躲,稳如泰山;要躲,急如风,快如电,“唰”的一声,两条腿就并到一处啦,往右边稍微一躲,邳彤的枪就扎空了!
  邳彤大枪一扎,姚期巧妙一闪,间不容发,“那时快”嘛。但演员说到这儿,必须拉长时间,慢慢地把事情说个一清二楚,“说时迟”嘛!只有如此,才有助于渲染紧张气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湖北评书的兴起,据前辈艺人说,并参考民国初年《夏口县志·建置志》记载,1635年(明崇祯八年),汉阳通判袁焻在夏口(今汉口市区)督修拦水长堤期间,有艺人胡某在民工、船夫中说书,很受欢迎。从此说书在那里打开了门户。
湖北评书曾经在江城百姓中家喻户晓,有着约三百年的传承历史。然而近些年来趋向式微,有濒临灭绝之忧。有关方面正在努力将湖北评书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请老艺人万生鼎先生专门介绍湖北评书的来龙去脉,连续刊登,以飨读者。
说书这一行,在旧中国是处于勾栏瓦肆中的下九流,不登大雅之堂,文字资料极少。要弄清武汉市评书界的历史状况,在缺乏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就必须依靠“活资料”。我1950年踏进武汉书坛时,新艺评书队有54位艺人,其中三大流派的容派创始人容宗圣、陈派创始人陈树棠(何祚欢的师爷)、江派创始人江云卿都健在。还有掌握口碑资料较多的老艺人田汉卿等也在。他们都是清光绪年间出生,行艺五六十年,横跨清末民初直到解放,沉淀积累颇为丰厚。我们对老艺人“访艺问道”,从中了解到许多艺程、评讲、传承、行规、轶闻趣事、祭祀等等,务求将武汉市的湖北评书来龙去脉弄个明白。十度寒暑,埋头耕耘。我们初步将武汉湖北评书的源头追溯到了明代成化与崇祯年代。 明将左良玉兵驻武昌,招江南大说书家柳敬亭为幕客,在军中说书。钱谦益诗《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云:“宁南既老而被病,惟怏然一榻,柳生敬亭者善谈笑,军中呼为柳麻子,摇头鼓舌,恢谐杂出,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有学集》卷六)明亡,柳曾在黄鹤楼等地说过书。”因此南派说书艺人尊他为本行业始祖,称为柳祖。
又据江派湖北评书创始人江云卿、老艺人田汉卿共同追述,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府袁通判,为了治理汉口连年水患,在汉口城北修筑后湖堤即袁公堤(现长堤街),有一胡姓民工于夜间收工后,常在工棚内为同伙说书解闷。长堤建成后,胡氏自行留在堤边摆场说书谋生。似为较早的业余说书转向为职业说书艺人。
另据范锴《汉口丛谈》记载:“嘉庆十三年(1808)今桥口一带,有周在溪说《红楼梦》野史,雅致缠绵,感人至深。”以上三人均为已知汉口最早的说书人。
袁公堤建成以后,汉口市廛日渐繁荣。邻县一些半农半艺者,以打鼓说书和讲故事的形式进入汉口行艺,说唱的书目,常见的有《文武香球》 、《十美图》、《义妖传》、 《济公传》 (又名《醉菩提》)等。
清道光末年,打鼓说书艺人丁海洲(丁铁板)、龚柏庭(鬼打响)先后由河南来汉演出。他们以敲击堂鼓、钢镰,用北方语言讲唱。他们推出了一批大书,如《五女兴唐》、《八窍珠》、《大红袍》、《薛刚反唐》等。市民称他们的演出为“打鼓京腔”。丁海洲、龚柏庭在汉传艺,所收的学徒都是本地人,当他们入主书坛以后,顺应听众的要求,改用地方语言,同时根据自己说优于唱的条件,干脆放下鼓、镰,以说为主,遂开湖北评书之滥觞。 武汉的湖北评书,在较高水平艺术创造实践中,产生了以容宗圣为代表的、以陈树棠为代表的、以江云卿为代表的“容、陈、江”三大流派,艺人称之为三大门户。解放后成立的新艺评书队共有艺人54人,属于三大流派的弟子辈有38人。至于这三大流派的擅长书目、艺术特点,留待后续。
湖北评书源于宋代,在湖北武汉、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城市的土地上流传、发展,语言铿锵、韵律回旋,善于在离奇惊险的情节中刻画人物,与之相近的荆州、孝感、黄岗、等地区也有一些民间艺人从事演出活动。据前辈艺人说,并参考民国初年《夏口县志·建置志》记载,明崇祯八年(1635),说书打开了门户,从隐姓埋名的乡村野夫逐渐走向前台。
湖北评书的繁荣发展开始于清同治年问。19 世纪中期,山东艺人丁海州(丁铁板)由河南来汉演出打鼓说书。至光绪年间,洋务派在武汉建立大型工业,修建京汉铁路,市镇经济有了发展,人口骤增,使评书有了大量听众。当时武汉三镇的茶馆都争相邀请评书艺人演出。当时汉口以说书驰名的有任春山、顾轩南,后来他们各收艺徒,各立门户,流传范围逐渐扩大。20 世纪20 年代,打鼓说书部分艺人丢下铜镰和鼓槌,专事评讲,于是评、鼓分流而形成评书,其报字发音均变为武汉方言,其评书书目受苏州评话、安徽怀书的影响,不断丰富。当时,武汉评书艺人江云卿拜四川评话艺人鲁明阶为师,并将川江路子书《燕王扫北》改成《走马建国》,而成为当地保留书目。




三国演义 评书,哪里有啊~在线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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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名人又叫做“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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