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任安书》翻译

报任安书 原文+翻译~

报任安书

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向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合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译文

太史公、愿为您效犬马之劳的司马迁谨向您再拜致意。少卿足下：往日承蒙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务必慎重地待人接物，并推荐贤能之士。情意十分诚恳，似乎是抱怨我没有照你说的那样去做，而附和俗人的看法。我并非如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固塞而鄙陋的想法。长时间没有答复你，希望你不要责怪。

我的先人，没有获得丹书、铁券那样的特大功勋，所从事的是起草文书、编写史料、记录天象、制定律历的工作，（其职位）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太祝之间，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当成乐师、优伶一样畜养的人，为流俗所轻视。假使我受到法律制裁被处死刑，就像九头牛身上失去一根毛一样，跟蝼蚁（之死）有什么不同？而世人又不会将我与能死节的人同等看待，只认为我智力穷尽，罪过极大，不能自己解脱，终于去死而已。为什么呢？这是自己平素所从事的职务所处的地位促成的。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要轻，这是由于应用死节的地方不同的缘故。最上一等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己，其次是颜面上不受辱，其次是辞令上不受辱，其次是被囚系受辱，其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挨打受辱，其次是剃掉头发、以铁索束颈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断残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遭腐刑，到极点了!《礼记》中说：“对大夫不能用刑。”这是说士人不可不保持（自己的）节操。猛虎在深山（的时候），所有的野兽都非常害怕它；待到被关进笼子里或落入陷阱之中，（却）摇尾（向人）讨吃的，这是（人）以威力逐步制服了它的结果。所以，对士人来说，（即使是）在地上画一座牢狱，那情势也叫人不敢进去；（即使是）一个木制的狱吏，也不敢跟它对质，必须在遇刑前自杀（以免受辱）。现在手和脚都被刑具束缚起来，脱掉衣服，接受杖责，关闭在四面墙壁之中。在这个时候，看见狱吏就以头碰地，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为什么呢？这（也）是以威力制约逐步发展的结果啊。待到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说不受辱，不过是所谓“脸皮厚”罢了，哪里说得上尊贵呢？再说，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却）被囚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备受五刑的处置；淮阴侯韩信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都曾高坐在王位上称孤道寡，（后来）又都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党羽，权力之大超过了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后来被囚禁在特设的监狱“请室”之中；魏其侯窦婴曾任大将，后来也穿上了罪人衣服，手、脚、脖子上都加了刑具；项羽的大将季布，后来剃光了头，以铁圈束颈当了朱家的奴隶；灌夫曾在拘留室里受到侮辱。这些人都身居王侯将相的地位，邻近国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声，一旦有罪受到法律制裁，而不能自杀。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由此说来，勇敢或怯懦，坚强或软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遇刑前就自杀，因而渐渐志气衰微，待到受杖刑，这才想到要死于名节，离名节不是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施刑很慎重，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啊。

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不贪生厌死的，（难免要）怀念父母和妻子儿女；至于为正义和公理所激奋的人，则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有所不得已的缘故。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至于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少卿是看得出来的吧？况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节，而怯懦的人仰慕道义，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勉励自己不受辱。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却很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绳捆索绑的侮辱呢!再说，奴婢侍妾一类人，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何况我是不得已啊？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粪土一般的牢狱之中，是因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而文采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来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无用的言辞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献，粗略地考证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统观他们由始至终的过程，考查他们成功、失败、兴起、衰败的规律，上起轩辕黄帝，下到如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想用来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成就一家的学说。（此书）已经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这桩祸事，惋惜它没有写成，因此宁愿接受宫刑而没有怨怒的表情。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有悔恨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况且，在负罪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身处卑贱，受到的非议和指责也就很多。我因为（对皇帝）说话（不谨慎）而遭到这桩祸事，深深地被邻里同乡所耻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还有什么颜面再为父母扫墓呢？即使再过一百代，也只是耻辱更甚而已!因此我心思重重，极为痛苦，在家时总是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外时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想到这桩奇耻大辱，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将衣湿透!我现在身为皇宫里的小臣，怎么能离开皇宫去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所以，我只好随波逐流，按照时代的风气行事，用来抒发内心的悲愤。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这岂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违背吗？尽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辞粉饰自己，可这对世俗没有好处，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罢了。总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会有个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只能）简略地说说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谨再次致意。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乱，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

《报任安书》原文较长，选作课文时作了删节。原文开头述对方来信之意和自己回信迟的原因，为保持课文的相对完整性，仅删去说明回信迟的原因这一部分。以下先说自己是“刑余之人”，“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因而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格，婉言谢绝任安的要求，然后详述因为替李陵说情而获罪的经过。这一段内容其实是表白自己之所以不能为任安辩白，并不是由于缺乏仗义执言的勇气，自己曾为李陵辩护就是明证。这部分是下文的铺垫，因为过长，只好删去。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对这封信的评价是：“幽而发愤，书亦信矣。”颜师古注：“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课文节选信的下半部分，就是为了突出“幽而发愤”“自陈己志”这个主题。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全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
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白话译文：
像牛马一样替人奔走的仆役太史公司马迁一再致敬并陈言，少卿足下：
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用谨慎地待人接物教导我，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
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
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
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
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
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
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
对外，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出处：出自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任安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
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
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
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绝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司马迁写了这封长信给任安。
关于《报任安书》的创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五十三岁。
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

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谨慎地接人待物，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但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意见去推荐贤才，而去附和俗人的见解。其实，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象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象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象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绐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就聚于一身；乐于助人，是"仁"的起点；正当的取予，是推行"义"的依据；懂得耻辱，是勇的标志；建立美好的名声，是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整顿军队，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乙苍�蒙碛谙麓蠓虻男辛校�诔�蒙戏⒈硇┎恢狄惶岬囊饧�N颐挥欣�谜飧龌�嵘暾鸥偌停�呔∷悸牵�较衷谏硖宀蟹隙�晌�蛏ㄎ刍嗟呐�ィ�υ诒凹�咧屑洌�瓜氚菏籽锩迹�缆凼欠牵�灰彩乔崾映�ⅰ⑿呷枇说笔赖木�用锹穑堪Γ“Γ∠笪艺庋�娜耍�褂惺裁纯伤档模』褂惺裁纯伤档模?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象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而死，这个趋向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穽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象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或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有何眷恋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柯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括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自恨我内心的志愿有所未尽，如果在屈辱中离开人世，那我的文章就不能公诸于后世罢了。
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披拘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之处，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象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于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留下没有实行的文章来表露自己的本心。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杀戮，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又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舶腹中肠子每日九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象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探地隐居在山林岩穴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不是与我个人的旨趣相违背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再次向您致敬。

《报任安书》译文:

太史公、愿为您效犬马之劳的司马迁谨向您再拜致意。少卿足下：往日承蒙您写信给我，教导我务必慎重地待人接物，并推荐贤能之士。情意十分诚恳，似乎是抱怨我没有照你说的那样去做，而附和俗人的看法。我并非如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固塞而鄙陋的想法。长时间没有答复你，希望你不要责怪。

我的先人，没有获得丹书、铁券那样的特大功勋，所从事的是起草文书、编写史料、记录天象、制定律历的工作，(其职位)接近于占卜之官和太祝之间，本来就是皇上所戏弄，当成乐师、优伶一样畜养的人，为流俗所轻视。假使我受到法律制裁被处死刑，就像九头牛身上失去一根毛一样，跟蝼蚁(之死)有什么不同?而世人又不会将我与能死节的人同等看待，只认为我智力穷尽，罪过极大，不能自己解脱，终于去死而已。为什么呢?这是自己平素所从事的职务所处的地位促成的。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要轻，这是由于应用死节的地方不同的缘故。最上一等是不辱没先人，其次是不辱没自己，其次是颜面上不受辱，其次是辞令上不受辱，其次是被囚系受辱，其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挨打受辱，其次是剃掉头发、以铁索束颈受辱，其次是毁伤肌肤、断残肢体受辱，最下一等是遭腐刑，到极点了!《礼记》中说：“对大夫不能用刑。”这是说士人不可不保持(自己的)节操。猛虎在深山(的时候)，所有的野兽都非常害怕它；待到被关进笼子里或落入陷阱之中，(却摇尾(向人)讨吃的，这是(人)以威力逐步制服了它的结果。所以，对士人来说，(即使是)在地上画一座牢狱，那情势也叫人不敢进去；(即使是)一个木制的狱吏，也不敢跟它对质，必须在遇刑前自杀(以免受辱)。现在手和脚都被刑具束缚起来，脱掉衣服，接受杖责，关闭在四面墙壁之中。在这个时候，看见狱吏就以头碰地，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为什么呢?这(也)是以威力制约逐步发展的结果啊。待到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说不受辱，不过是所谓“脸皮厚”罢了，哪里说得上尊贵呢?再说，西伯是一方诸侯之长，(却)被囚禁在里；李斯是丞相，备受五刑的处置；淮阴侯韩信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都曾高坐在王位上称孤道寡，(后来)又都被捕入狱；绛侯周勃诛杀吕氏党羽，权力之大超过了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后来被囚禁在特设的监狱“请室”之中；魏其侯窦婴曾任大将，后来也穿上了罪人衣服，手、脚、脖子上都加了刑具；项羽的大将季布，后来剃光了头，以铁圈束颈当了朱家的奴隶；灌夫曾在拘留室里受到侮辱。这些人都身居王侯将相的地位，邻近国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声，一旦有罪受到法律制裁，而不能自杀。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由此说来，勇敢或怯懦，坚强或软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遇刑前就自杀，因而渐渐志气衰微，待到受杖刑，这才想到要死于名节，离名节不是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对大夫施刑很慎重，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啊。

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不贪生厌死的，(难免要)怀念父母和妻子儿女；至于为正义和公理所激奋的人，则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有所不得已的缘故。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了父母，(又)没有亲兄弟，独自一人，至于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少卿是看得出来的吧?况且勇士不一定死于名节，而怯懦的人仰慕道义，则随时随地都可以勉励自己不受辱。我虽然怯懦，想苟全性命，却很懂得舍生取义的道理，何至于甘心接受绳捆索绑的侮辱呢!再说，奴婢侍妾一类人，尚且能自杀(而不受辱)，何况我是不得已啊？我之所以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情愿被囚禁在粪土一般的牢狱之中，是因为我的心愿尚未完全实现，耻于默默无闻而死，而文采不能显露给后世的人们。

古代拥有财富、尊位而姓名埋没的人，不可胜数，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为后人所称道。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至于)《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郁愤而写出来的。所有这些作者都是心中感到抑郁不舒畅，他们的思想观念不被当时的人们接受，所以叙述所经历的事情，让后世了解自己。例如左丘明眼瞎了，孙膑的腿断了，毕竟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回家著书，抒发心中的郁愤，想留下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不自量力，近来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无用的言辞上，搜集世上散失的文献，粗略地考证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统观他们由始至终的过程，考查他们成功、失败、兴起、衰败的规律，上起轩辕黄帝，下到如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想用来探究天道和人事的规律，弄清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成就一家的学说。(此书)已经起草，尚未完成，就碰上这桩祸事，惋惜它没有写成，因此宁愿接受宫刑而没有怨怒的表情。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我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到杀戮，哪里有悔恨呢!可是，这番话只能说给有见识的人听，对俗人就难说了。

况且，在负罪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身处卑贱，受到的非议和指责也就很多。我因为(对皇帝)说话(不谨慎)而遭到这桩祸事，深深地被邻里同乡所耻笑，以致先人蒙受污辱，还有什么颜面再为父母扫墓呢?即使再过一百代，也只是耻辱更甚而已!因此我心思重重，极为痛苦，在家时总是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什么，出外时又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每想到这桩奇耻大辱，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将衣湿透!我现在身为皇宫里的小臣，怎么能离开皇宫去过山居穴处的隐士生活呢?所以，我只好随波逐流，按照时代的风气行事，用来抒发内心的悲愤。如今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这岂不跟我私下的愿望相违背吗?尽管我(也)想打扮自己，用美妙的言辞粉饰自己，可这对世俗没有好处，不能取信于人，恰恰是只能招致侮辱罢了。总之，到死的那一天，然后是非才会有个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只能)简略地说说一些固塞而鄙陋的想法。谨再次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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