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汉语翻译中有什么样的思维差异?

作者&投稿:大钟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汉俄语之间的差异对翻译有造成什么困难~

汉俄语之间的差异对翻译有造成什么困难,大致如下:



由于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习俗等差异所造成的误译
就语言习惯上来说,中俄语言本身存在着不少差异。我们常常会发现,表达同样意义的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内涵。例如,汉语中的“红茶”翻译成俄语是“чёрный чай”(黑茶)。“дракон”(龙)在俄罗斯神话中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怪物,是“邪恶”的象征,具有强烈的贬义。所以俄罗斯神话中常有英雄斩杀恶龙的故事。而其在汉语中则恰恰相反,在我国古代,龙就是皇帝的象征,后来又引申为高贵、珍异的象征。中国人也经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在汉语中也有许多特殊的词汇不能被俄罗斯人所理解。例如:汉语中“黄牛”常常被比喻为“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人”;“井底青蛙”被比喻为“见识浅薄、目光短浅的人”;“绵羊”被比喻为“顺从听话、毫无主见的人”;“松”象征长寿”,常用做祝寿辞。在俄语中上述词汇却没有这些特殊的含义。又如,中国人对“喜鹊”有着特殊的好感,认为“喜鹊枝头叫,家有喜事到”。但俄语中的сорока(喜鹊)给俄罗斯人的印象却是“搬弄是非”,相当于汉民族文化中的“麻雀”。此外,сорока在俄语文化中还有“贼”的引申义,常把сорока与воровка一起连用,译为(偷东西的喜鹊)。
此外,汉俄的习惯用语、成语、俗语、谚语与典故都分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例如,茶炊和喝茶已经成了俄罗斯人殷勤好客的象征。俄国的第一批茶炊问世于18世纪。茶炊的主要产地之一图拉(Тула)市,享有“茶炊之都”的美誉。如果不了解该词所含有的文化含义,就会对下面的一则俄罗斯谚语莫名其妙:“Со своим самоваром в Тулу неездят.”(去图拉不必带着自己的茶炊),转义为“多此一举”。这与我们汉语中“带着瓷器去景德镇”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不难发现,同样地含义的词汇在汉俄两种语言中借助的是不同的代表形象。若在翻译中没有注意到这些区别,就会造成读者的不理解,甚至误解。可见翻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译者不了解其文化,就不能做到准确地翻译出句子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思。
由于译者本身的素质造成的误译
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是造成俄汉翻译中许多问题的客观原因,但译者的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差误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俄语中的шляпа,除了表示“帽子”这个基本概念意义之外,还喻指“萎靡不振、软弱无能的人”。而在汉语中,“帽子”这个词怎么也不会引起上述同样的联想。俄罗斯人在开玩笑时,总爱讲“Я-шляпа”,这个句子对于初学俄语、没有掌握相应文化背景知识的人来说,肯定会感到疑惑不解,搞不清楚“帽子”怎么能同评价一个人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理解与表达历来被认为是翻译过程的两个关键环节,理解是表达的前提,是正确翻译的基础;表达是翻译的关键环节,是用译文的形式来表达原文的内容,让译文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但是,在对外翻译中,望文生义和生搬硬套的确不少,一些经验不够丰富的译者更是会在没有吃透原文的情况下草率机械地翻译,这样的后果就是造成误译。
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大凡有过翻译实践的译者,或多或少都有过对原文意义不知所云的经历,这并不奇怪,因为译者不可能无所不知,行行精通。但是如果译者以此作为借口来为自己错译开脱,就不足取了。因为很多理解上的难题,只要译者愿意花时间去学习考证,是不难解决的。
核稿不认真,外文单词字母遗漏,出现语法错误
不久前,一位来自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汉语教员找一些本科俄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用俄语拼写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姓名,结果无一人能做到拼写全部正确。平时,有的朋友请人代为审核一下他们所译的俄文名片,几乎每次都能发现其中人名、地名等译名的拼写错误。甚至俄罗斯原文报刊中时而也会出现中国人名、地名的拼写错误。尽管有些错误并不是很严重,甚至外国人看后也明白,但却大大地影响了我们对外交流的效果,也影响了学校和城市的形象。

1、标点符号
中文的文章讲究一个整体性,在一个意群里,只要你说的都是一件事,可以一直用逗号。在英语中只要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必须用句号,除非是从句或者有关联词的并列句在会用逗号隔一下。
比如:他是一名警察,今年30岁了。
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人,中文用逗号隔开。
英文表达是:He is a policeman. He is 30 years old.
虽然描述的是一个人,但因为是两句话,所以用句号。
2、重点的位置
英文表达中先讲what,也就是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讲具体的when ,where, how, why ,补充这些细节。中文一般先来一些铺垫,先渲染氛围再开始讲重点。

3、否定表达
英语思维是根据事实的,中文思维是根据问题的。
比如:He didn't go home last night, did he? 他昨晚没回家是吗?
No. 是的,他没回家。
You have been to Shanghai, haven't you? 你去过上海不是吗?
Yes. 是的,我去过。
4、表达侧重点
汉语重直观,英语重本质。
汉语在表达一个事物的时候倾向用身体可以感受到的动作或表象来直接描述,而英语则倾向通过现象描述本质的东西。
比如:Help me up, let me see if i can bear weight.扶我一把,看我还能不能站起来了。
这句话发生的情境是说话的人脚拌伤了,需要别人帮忙把她搀起来。汉语用的是“站”这个最直观的词语,不管是不是因为受伤想站起来还是坐久了想站起来,都是站。
但在英语中则明确表达了她是想验证自己伤得重不重,自己的脚是不是还能支撑身体的重量,和一般的“站起来”是不同的,所以用了“bear weight”,意思更加明确。

  一.关于思维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的头脑反映客观世界从而认识并把握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内部规律性的概括反映。与语言相同,思维也有形式与内容之分。思维的内容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即思维的结果。思维的形式指不同领域的思维都要运用的因素,通常包括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

  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结构相同,都具有反映、认识、记忆、想象的功能,而不同民族思维的反映对象也具有共同的基础,因此,不同民族的思维有着共同的一面。民族之间思维存在着共性,指的是思维方式(即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的相同或相似。从空间上讲,世界上同时并存着许多民族,各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必然存在着共同点或相似点,它们投向客观世界及其大脑中的意识世界的视野总有相叠的域界,如同中美通信卫星均可覆盖同一块地方一样,又好比全球人民都拥有同一个太阳,拥有同一个月亮。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有很大差别,思维方式于是具有了特殊性。思维的特性或民族性是指各个民族思维方式中必然存在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殊点或相异点。它指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或相异,具体表现为思维内容的某些不同和思维形式的不同,反映在思维形式的倾向性上。虽说我们拥有同一个太阳、同一个月亮、甚至是同一片天空,但各民族先人走过的历史长河并行不悖,各自走过的文化河床不尽相同,这便使得两岸的风景无限,各领风骚,各有千秋。

  某种思维方式在特定社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具有了稳定性,便形成某种思维定势或惯性。这种思维方式在特定范围内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以同样一种方式来认知事物,所以思维方式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其文化核心,属于深层文化。

  传统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与思维是一对孪生姐妹,是永远不可分离的。没有脱离思维的语言,也没有脱离语言的思维,语言是思维存在的特质形式”,“思维要在语言基础上产生,思维也要语言来表达,思维还要靠语言来解释”[1];也有人认为“语言是思维(最合适)的物质外壳”[2],“语言是......思维最有效的依托,但不是唯一的依托”[3],这说明了语言与思维的某种关系。事实上,思维先于语言,语言是在一定的思维基础上产生的。而语言诞生之后又帮助了思维的完成,成为了思维活动最有效的工具。因此,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做为文化核心成分的思维必然会体现在语言之中,这既包括思维的共性,也包括思维的特性,或称思维的民族性。

  思维的共性在语言文本的整体构成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众多句子通过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从而构成文本,其中一种重要的文本构成联系方式便是链式联系。在链式联系中,后一句子通过重复前一句子中的某一成分而与之相联,思想由一个句子转入下一个句子,各个句子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一样紧密相联,形成连贯的段落或文本。这一点便是与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相符合的。人的思维也是通过在语言中表现为重复成分的这些元素而向下发展下去的。

  若是缩小研究的对象比例,那么在俄汉语的句子当中则同样体现出思维的共性。例:

  1.上哪去,这么着急?

  2.Куда идёшь, так торопишься?

  例句中的后一部分是追加成分,常出现在口语言语中。由于表达的迅速,来不及严格地组织语序,先将出现在头脑中的部分说出,说罢才发现漏了成分,于是补充上去,附在话语的后面,对话语加以补充、说明和阐释。两个例句的同样结构正好反映了同一思维方式,说明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之间是存在共性的。

  思维的特性同样体现在语言之中。思维是全人类共有的,语言却是各民族特有的。由于各民族所处地理区域不同,感官涉及的思维空间不同,历史的演变过程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必将导致思维的内容的特殊性,思维内容的特性反映在其最有效的物质载体,即语言中,就是语言的差异,反映在话语上就是内容的相异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各民族可以用独特的语言形式表达独特的思维内容,因此思维有一定的民族特性,虽然它是次要的。汉语的成语“雨后春笋”与俄语成语“как грибы после дождя”之间的对应关系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翻译中的思维活动

  作为一种语言交际活动,翻译就是要将一种口头或书面形式的文本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这一过程中,必然遇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所导致的难点。所以必须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并研究在翻译过程中所应采取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翻译本身即是一种思维活动。首先,原文话语的理解是一种思维活动。译者通过思维来理解语话中词、句子的语义,理解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结构。此外,译文的语言表达同样是一种思维活动。语言表达的思维过程事实上是从思维内容到话语、从意义到声音文字的外化过程。译者理解了原文,在思维层次上把握住原话语的逻辑关系,而这种逻辑关系链在译语中一般也存在着。译者借助于译语的词汇与语法在大脑中形成内部话话,然后把内部话语外化成语言层的表面形式,产生了译文。这一系列的活动都需要借助于思维来完成。从根本上来说,翻译的根本深层活动就是思维活动。

  从修辞的角度讲,翻译同说话、写文章一样,也要做到概念明确,判断得当,推理符合逻辑,语决衔接贯通,合情合理,在这些思维形式中,概念即是认识的总结,又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推理根据判断,而判断又根据概念。没有正确的概念,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此外,贯通和引伸又是根据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的。由此可见,正确运用几种思维的基本形式对确切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思维在俄汉翻译中的具体功能

  1.解决俄汉翻译过程中的词语对象物问题

  俄罗斯文化的形成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于公元988年加入东正教,继承了拜占庭的文化,从而间接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其抽象思维深受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反映在语言方面,主要表现在俄语的抽象词语很发达,抽象词划分较细,为表达同一抽象概念,俄语中存在多种不同的抽象词汇,如与汉语词“真理”对应的有“правда”和“истина”,汉语的“思想”可译为俄语的“идея”、“мысль”、“идеология”,汉语的“特点”则相当于俄语的“особенность”、“специфика”、“свойство”、“своеобразие”。

  与此对应,汉语的传统思维方式形成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其发展无法脱离其自然条件。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俄罗斯的发达抽象思维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具象比附,整体意合。换言之,中国人不长于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但充分发挥了隐喻式的形象思维能力,以具体的形象描述为基础,抽象词语并不发达。

  俄、汉语在这方面的思维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体现出了词语概念由抽象向具体的转化问题。俄语中往往习惯于用较抽象的词语来表达具体的事物、现象或情感,而汉语则与之相反,倾向于化抽象为具体,喜好具体化。例如:

  1/Уж коли он обещает, это наверное. Он на это не то, что наш брат. Что правда, то правда. ( И. Тургенев, 《Муму》)

  只要他答应了一件事,那就准没错。这一点他可不像我们其余这些人。他这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决不含糊。 (巴金译)

  2/Разве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за этот коротенький срок те миллионы мыслей и слов, которые носит в себе каждый из них.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两个人心里的千言万语难道能够说得完吗?(梅益译)

  俄汉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了解俄、汉语的这一思维特性,从思维的角度出发,有理有据地进行抽象至具体的词语替换,采用符合汉语语言规范和惯例的方式来传达原文意义。反言之,即使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义,但译文不符合译语的语言规范或惯例,仍然无法提高译文的质量。

  2.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句法结构差异问题

  由于思维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也存在重大差别。谈论俄语与汉语的句法结构差别时,可以将句构与绘画中的构图做一下类比。俄语思维为局部思维,重点突出,类似于西洋绘画的焦点透视。汉语思维为整体思维,注重整体,包罗万象,与中国国画中的散点透视相仿。两个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和两种绘画的构图类型。以这一类比为基础,可以将俄语的典型句构称为焦点句构,而汉语的典型句构则相应称为散点句构。

  透视是绘画技法理论之一,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为透视的不同种类。所谓焦点透视,就是“把人的视觉中心点固定在画面的一个点上,然后一切透视缩减都遵循这一点而发生变化,组成画面”[4],是西洋画所采用的主要透视方法。而散点透视就是指“按照画面的需要在画面上出现两个以上视点的画法,一般没有统一的观点、视域、视向和视距,取景比较自由,视点多,视平线不只一条,因而常常有景随目移、远近随已等特点”[5]。

  将透视这一绘画技法理论运用于语言之中,可以将绘画中的视点比做句子中的中心成分。俄语的句子以主语和谓语两大支柱为中核心(即焦点)控制句内其他各种成分(如各种短语、从句等),由主到次,递相迭加,形成“由一到多”的空间构造。这种句法即为焦点句构。汉语则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先后)逻辑事理为顺序,横向铺叙,形成“由多归一”的流水式结构,即散点句构。有人形容汉语造句“如大江流水,后浪推前浪”,而俄语造句则有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实在是恰如其分。

  俄语中存在不少的长难句,其结构复杂、成分众多。翻译时,首先要彻底弄懂全句的中心思想,分清主次成分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抓住全句的主导部分及表达重点,按照汉语造句的特点重新组合排列。译者应遵循汉语的造句规律,运用绘画中的透视理论及相应的思维转换来选择恰当的表达手段,进行妥善安排,该顺译则顺译,该逆译则逆译,或合或分,顺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译文明白易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文理通顺,形成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符合中国文化的接收心理的译文,反之则会出现汉译“俄化”的句子。例如:

  1/Cломав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ревьев, машина развалились на части, но мгновением раньше Алексея вырвало из сиденья, подбросило в воздух и, упав на широкоплечую вековую ель, он соскользнул по ветвям в глубокий сугроб, наметенный ветром у её подножья. ( Б. Полевой,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飞机一连撞断了几根大树,机身也撞得四分五裂,但在飞机散碎前的一刹那间,阿历克赛从坐位上被弹了出来,抛到空中,又往下落,落在一颗上百年的粗大老枞树上,顺着树杈滑下,跌进风扫积雪,在树脚下堆积的一个深雪堆里。(郑泽生译)

  例句的原文句子较长,做为核心(焦点)成分的主语和谓语分别控制从属的形动词或副动词短语从句。译为汉语时不能够完全照搬原文的结构,需要根据叙述的层次顺序而译,采取“顺序表达”的处理方法,同时适当地添加一些词语来增强译文描述的连贯性。

  2/Тихо, как умеют только звери, медведь сидел возле неподвизно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фигуры, едва видневшейся из синевато сверкавшего на солнце сугроба. (Б. Полевой, 《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阳光照射在雪堆上,闪着蓝幽幽的光辉,雪堆里隐约地露出一个人的躯体,一动不动。熊悄悄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一点儿声响也没有,这只有野兽才能办得到。(郑泽生译)

  原文句子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带领着一个比较短语和一个形动词短语,句子结构似乎并不复杂。但若不摆脱原文句子结构的束缚,则只能得出一种难以卒读的“翻译体”译文。翻译时必须对原文句子结构进行调整,形成汉语典型的散点句构,化原文的单核心(焦点)为多核心(焦点),使译文生动,自然,符合汉语的叙述层次。

  俄语中长难句的数量不占少数,由例句可以看出,此类句子翻译的根本应为思维的转换。尽管思维转换并非俄语长难句汉译的唯一方法,但却是极其有效的翻译方法之一,其运用范围广泛,为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句法结构差异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结论

  翻译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是翻译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形式,翻译的过程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借助于思维来解决具体翻译问题的过程。翻译过程中进行的主要是由原语思维向译语思维的转换,这与翻译的本质是相吻和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掌握必要数量的翻译对应物及翻译技巧和手法,同时必须了解不同语言思维的主要差异,进行适当方式的思维转换,翻译中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不再成为翻译的障碍,就能够达到必要程度的对应,完整、恰当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形成质量较高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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