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的经济问题

宋元时期城市经济发展的状况~

1、经济发展，为科技文化进步提供物质基础； 2、由经济决定的政治状况，为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环境； 3、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4、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包括外来宗教），有利于我国科技文化的正常发展； 5、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6、前代科技文化成就奠定的基础。 总之，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古代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科技，是在隋唐经济高度繁荣基础上的延续。沈括，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李诫在建筑学上的贡献，反映了那个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11C中期，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埃及和欧洲。欧洲人用活字排版印刷比毕升晚了四个多世纪。

指南针在宋代航海交通上已普遍使用。13C，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用于航海，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药武器在13C中期传入阿拉伯。

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正确主张，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他主持编订的《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但问世比现行公历300年。

参考文献：我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史》

　　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序，崇宁元年（1102）有户2000万（实际诸路相加为1730万户），则12世纪初，北宋境内人口已超过1亿大关。吴松弟教授认为，北宋大观三年（1109）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辽代人口最鼎盛的天祚帝初期（12世纪初），约有140万户，900万人；西夏约有300万人，中国全境大致共计14000万人口。

　　仍以秦淮为界，元丰时北方有户530万（崇宁时为540万），南方有户1100万户（崇宁时为1240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南迁和南方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我国人口南北分布变化的转折时期。

　　北方诸路中以首都开封府一府所置的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丰时有户23万，崇宁时有26万。吴松弟认为北宋末年开封府人口密度可达每平方公里21户左右，为国内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但开封府周围地区，人口则显稀少。其次是永兴军路（今陕西大部），元丰时有户84万，崇宁时有100万；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元丰时有22万，崇宁时有23万。每平方公里70户左右，远远超过其他府州，这与其地为北宋对付西夏的前线有关。其他诸路大体在50－80万户，秦凤路户数最少，不到50万户。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两浙、江南东、江南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于今天上海市、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521万，崇宁时571万，占南方人口的1/2。其中两浙路（上海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户数最多，元丰时177万，崇宁时197万。其余依次为江南西路（除江、信、饶三州外的江西省），元丰时128万，崇宁时166万；江南东路（今天皖南、大茅山以西的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元丰时107万，崇宁时101万；福建路元丰时99万，崇宁时106万；其他诸路元丰与崇宁时差不多，淮南东、西路约130万户，京西南路（河南南阳盆地和治水中上游）40万户，荆湖南北路不过140－150万户，川峡四路总起来不超过20万户，广南东西路仅80余万户。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黄河流域出现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口南迁，先是1127年汴京陷落，一直到绍兴和议；1161年完颜亮毁约南侵，大批人口再次南渡。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宁绍兴三十二年（1162）户数相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成都府增加21万户，潼川府增加24万户，夔州路（较元丰）增加14万户。

　　13世纪初，南宋与金均进入人口峰值，分别有人口8500万和5600－5700万，如果加上西夏约300万，共有14400－14500万。

　　蒙古南下，北方人口损失严重，1236年，仅得110万户，是金代鼎盛时期的泰和七年（1207）户数的13%，下降幅度之大，在中国人口史上亦属罕见。南宋主要损失在四川，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大约只及宋嘉定十六年（1223）的4%，加上可能未登记的人口，也只及15%－19%。至元二十七年全国大约有1500万户，75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损失一半。元末至顺年间，1700万户，人口8500万左右，为元代人口的峰值。地域分布上，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相当于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湖北小部、贵州大部）竟占全国户口数的80%以上。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而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则是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对宋代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一探讨。

　　一、可耕土地的彻底垦辟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耕地面积的扩大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经永嘉南渡，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开发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直到北宋景佑年间，张方平出宰昆山时，太湖流域还是“地旷人杀，占田无限，但指四至泾渎为界”，表明这里的农田垦拓还是大有潜力的。 [1] 北宋和平时期迁入当地的移民虽有记载，却未成规模。靖康南渡，镇江、常州、无锡、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线，也是大批移民落脚定居的首选之地，以至随处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业之民”；有研究表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江南地区（相当于宋代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是位居前列的；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 [2] 大量移民涌入，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人口剧增而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耕地的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为农业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

　　总的说来，直到北宋后期太湖流域在耕地上仍未见明显压力。宣和元年（1119），农田所还将浙西的“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招人请佃，可以视为佐证。 [3] 当地对耕地进行全面彻底垦辟是在南渡以后。南宋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 [4] 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向山争地，向水争地，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到绍熙时，吴中已 “四郊无旷土，随高下皆为田”，张方平所见景象已不复存在；连湖州偏僻山间，绍兴以后也多有匿户避役之民“家于山中，垦开岩谷，尽其地力”。 [5] 总之，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西路是宋代垦田最盛的地区，“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地”。 [6]

　　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太湖流域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不少新的耕田名称始见于史籍。

　　其一，沙田。《正德姑苏志》卷15《田地》说是“民自经理江湖沙涨地为田”。王桢在《农书·农器图谱集·田制门》里也说：“沙淤之田也。或滨大江，或峙中洲，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其地常润泽，可保丰熟。普为塍埂，可种稻秫；间为聚落，可艺桑麻。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旁绕大港，涝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于他田”。沙田涨没不定，无法精确测量步亩，享受免征或少征租税的政策优待。这种耕作和政策上的双重优越性，确令农民提高了垦殖的积极性。据《琴川志》卷6《版籍》，在常熟县总耕地数2,321,563亩中，沙田为4964亩，占2‰，这一比例或可作为当地沙田在耕地数中占有率的参数。

　　其二，塘涂田，亦名滩涂田、塘田、涂田。上引《农书》说：濒海之地，“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指沿海滩涂田。此外大河之侧、水汇之地和陂泽之曲，“凡潢污泗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污滩，亦可种艺”。《琴川志·版籍》记常熟县有塘涂田362亩、塘涂地457亩，应属后者。

　　其三，围田、湖田。这里所说的围田是指以围筑堤岸的方式向水面争得的新耕地，以此围湖垦辟的田，也称湖田，例如宜兴即“县多湖田”。 [7] 但在宋代文献中，这种新拓耕田往往与圩田混称。实际上，圩田是指将已耕熟田筑以堤围或圩岸的水利田；而围田则主要是指一种新拓耕地的方式和名称，当然这种新拓耕田在耕熟以后一般也都建为圩田，但在垦拓初期毕竟是有区别的，故而《文献通考》卷6将“圩田水利”和“湖田围田”分别列目。宋代江阴境内的芙蓉湖，“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又号三山湖，今皆为圩田”，这些圩田显然是由湖田围田改造而成的；而嘉定二年（1209）湖州境内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自然也是围田或湖田；绍兴年间，太湖“濒湖之地，多为军下兵卒侵据为田”，“盖队伍既众，易于施工，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坝田也是围田和湖田的别称。 [8] 围田或湖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向水争田增加了可耕土地，据《琴川志·版籍》，理宗时常熟有围田54,016亩，约占全县总耕地数241,982亩的2.2‰；另一方面毫无节制地围水造田，使河湖水面急遽减少，破坏了生态平衡，恶化了农田水利的环境。

　　其四，葑田。北宋蔡宽夫指出：“吴中陂湖间，茭蒲所积，岁久根为水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因为葑田是浮动的，苏州遂有投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的佚事，范成大诗说“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印证葑田确是可撑取窃走的。 [9] 上引王桢《农书》名之为架田，称其“既无旱暵之灾，复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大体说来，蔡氏所说葑田，最初是自然生成的，当地农民受其启发，有意“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故谓之架田。葑田不愧是江南水乡人民在与水争田过程中的出色创造。

　　此外还有宋代括官田时经常提及的积水茭荡田。这类田虽已非湖泽河汊，但尚未成为可耕的塘涂田。理宗时，常熟即有这类田3216亩。另有安吉县境内“陂堰旧有七十二所，盖其地势高仰，近山之田号承天田，亦号佛座田，谓层层增高，灌溉不及也”，“储蓄灌溉，全藉陂堰”。 [10] 承天田、佛座田是当地农民向山争地的例证，“层层增高”表明其是梯田。

　　对这一地区耕地的增长作定量分析不无困难。范仲淹在景佑年间（1034－1037）称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而另一研究表明，苏州在雍熙（984－987）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会超过1,400,000亩， 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1235）常熟的耕地数为2,419,892亩，常熟是苏州平江府5个属县之一，倘以该数据作为5县之平均数，那么这时苏州总耕地数应在12,000,000亩左右，约为景佑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 [11] 从垦田增长率来看，显然景佑以后远远超过景佑以前；南宋远远超过北宋。以上分析虽有推断的成分，但或可据此把握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耕地垦辟增加的总体趋势。

　　二、水利田的全面建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宋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决定性进步，是与水利事业的长足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稍具规模的水利事业，政府的组织作用和管理机能至为关键。《隆庆长洲县志》卷2《水利》指出：“江南水利，无论汉唐，计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余度，殆不十年一兴利也”。宋代在财力物力上给水利建设以积极的支持。熙宁变法大兴水利之时，凡有疏导水患而开决农田时，“即以官田计其顷亩，拨还田户，如无田可拨，即计田给直”；政和六年（1116），徽宗拨封桩米10万石、常平本钱10万贯等命赵霖主持平江水道的大规模疏浚工程。 [12] 北宋曾给两浙路等下诏：“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把兴修水利纳入每年春耕前地方官的常规公务。 [13] 兴修水利的诸多内容在宋代不仅作为州县长吏的重要职责，还直接与考课磨勘优劣相联系，使他们对属地水利不敢掉以轻心。

　　当地人民深知太湖农田水利的症结所在，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例如，至和二年（1055），调发民夫15.6工，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宣和元年（1119），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政和五年（1115），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乾道二年（1167），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 [14] 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

　　其次，堤堰斗闸则使疏浚的成果得以维持、巩固和发挥效益。当地人民往往在疏浚同时，就“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再在关键河段，设立斗闸，“大水之年，足以潴蓄湖瀼之水，使不与外水相同，而水田之圩垾无冲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决斗门水濑，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沟洫有车畎之利”。 [15]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嘉佑六年（1061），对六年前疏浚的至和塘“创石堤，疏斗门”，“得膏腴田数百万顷”：熙宁时，“松江堤没，水为民患”，因筑丈高石堤90里，“复良田数千顷”；政和五年（1115），江阴在开浚河港后，造马师闸、唐市闸“以南泄震泽，北节大江”，灌溉民田4060顷；乾道二年（1166），江阴蔡泾闸改造工程与申、利二港疏浚相配套，遂使“附近七乡岁入增十余万石，毗陵诸邑固当倍蓰”；淳熙年间，对海盐常丰闸和81处堰坝进行了两次修治和改造，“自是农被闸堰之利，频岁得稔”。 [16]

　　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 [17] 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18]

　　在太湖流域水利田的建设中，疏浚和堰闸的功效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每一田块的圩岸修筑也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圩岸，有些岸段就是前文述及的堰搪堤坝所构成，但更多的岸段则是围田别建的田塍。圩岸所围之田大小不一，少者数十亩，多者以千计，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田圩之制。当地历来将“大筑圩岸，高围民田”，视为农田水利的要策。嘉佑三年（1058），两浙转运使即建议在苏、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御风涛，以狭水源，并“令县官教诱殖利之户自作塍岸，定其劝课为殿最”。 [19] 政和元年（1111），提举常平司命苏、湖、秀三州令佐主管创立圩岸工程，浙西掀起了兴筑圩岸的热潮，仅平江府就兴修田围达2,000余顷。南宋黄震曾针对太湖农田水利建设指出：“田岸之事在民。在民者，在官不必虑；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不得为”。 [20] 他所说的水利之事应指疏浚河道、修建堰闸等大型工程，而田岸之事则指圩岸田塍的修筑维护。正是在发挥和协调政府与农民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在两宋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本地区农业经济的全面起飞准备了硬件条件。其中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还泽被后代，为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集约农业的样板地区

　　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具有地域特色的农具体系的形成，也是有助于农业集约经营的。这一体系虽在唐代大体定型，在宋代却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完备、实用、先进是其基本特点。

　　曲辕犁创制于唐代，宋代以两浙最称先进。曲辕犁调节转向灵活方便，犁镵加大则为深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犁镵、犁壁的分工，既能犁起上块，又将后土翻下，常令熟土在上，生土在下，利于作物生长。这种犁在宋代被改造得更适合于水田操作，俗称江东犁。秧马也是浙西水利田的主要农具，能减轻插秧季节的劳动强度。其体制 “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藳其首以缚秧，日行千里，较之偃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21] 宋代江浙间还创制了耘荡这一新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据王桢《农书》说，耘荡“形似木屐，而实长尺余，列短钉二十余枚”，用以推荡水田禾垅间草泥，“使之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数倍”。

　　因农田灌溉和圩区排水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水车，是当地农具体系中最具个性的代表。其型制不拘一格，有一二人手摇的刮车，也有四五人或六七人脚踏的大棚车，有畜力水车和风转翻车。王桢《农书》还载有一种高转筒车，“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之”。龙骨水车（即翻车）的使用最普遍。苏轼《东坡集》卷6《无锡道中赋水车》曾述其形制功用：“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龙骨水车不但可用于临水地段，倘有足够的车水劳力，其所汲之水竟可达到3丈以上的高旱之田。范成大有诗似即说此：“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水车是当地水利田集约化经营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当地“农器甚备”，为精耕细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太湖流域水热条件虽然优越，但土壤性状并不理想。《禹贡》列其所在的扬州“厥田下下”。但两宋“天下之田称沃衍者为吴越闽蜀，其亩之所出视他州辄数倍”，秦观以为是“培粪灌溉之功至也”；陈傅良也说：“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 [22] 可见施肥是经营集约农业的重要环节。当地农学家陈旉在其《农书》里主张“地力可使常新壮”，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亦何敝何衰之有？”为这一地区地力养护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当地农民也在农业实践中充分重视了这一问题，大量使用有机肥，可以加速土壤熟化，改变其理化构成，以提高肥力。

　　这一时期，粪肥来源扩大，施用也更合理，此即陈旉所说：“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据其介绍，“浙间络年备办粪土，春间夏间常常浇壅”，当地“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人畜粪是农家肥的主体，但“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秕，断槁落叶”，也都沤入粪屋，堆积发酵，成为上好的有机肥。河泥是另一项重要肥料，罱泥不仅可以积肥，还能使水域不致淤潴。故稍有农闲，农家便以小舟驶入河港塘浦罱取河泥。宋人诗说：“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播种，胜如贾贩岭南归”，可见河泥肥效之高。 [23]

　　太湖流域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农业，在宋代已积累了较系统的经验，影响、指导着这一地区以后农业的发展。除去肥料，耕、种、耘、水在当地水利田的经营中，都是别有讲究的。首先是耕田。“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利用冻晒使土壤酥碎，起自然松土与杀虫作用；“春二月又再耕，名曰炒田”。经两次犁耕，土质松细，故时人认为“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其次是播种。选好良种后“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浸种下秧，深耕浅种后，秧苗既长，“便须及时栽插”。再次是耘田。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杂草亦生，“浙间三次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有时还放干田水，逐一拔出杂草，沤在泥中，培固禾根。最后是换水。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如果天旱缺水，便须以水车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停”；“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而“还水以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 [24] 这种烤田技术远比前代进步，且沿用至近现代。

　　集约农业是天时、地力、人工的统一体。为准确预测阴晴、水旱、寒暖、丰歉等气象和农业的前景，当地农民积累和形成了气象占测的系统经验，归纳为各种口诀韵语式的农谚。宋元之际松江人陆泳曾采方言俗语作《田家五行》（亦名《吴下田家志》），例如“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四月麦秀寒，五月温和暖”，“蜘蟟蝉叫稻生芒”，都有关农业气象。这种农谚甚至被范成大写入诗中：“湔裙水满绿萍洲，上巳微寒懒出游。薄暮蛙声连晓闹，今年田稻十分秋”，自注道“吴下以上巳蛙鸣，则知无水灾”。这些气象农谚虽有附会成分，但大量保存了当时农民的直观经验，反映了集约农业对气象的重视。《乾隆吴江县志·生业》引述范氏语云：气象占测，“自古说者纷纭聚讼，曾不如老农之言，慧于鬼神”，高度肯定当地老农在占测气候上的准确预见。

　　总之，无论水利、农具、肥料，还是耕种耘荡等田间管理，两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农业在精耕细作方面，都走在各地区的前列，无愧为全国集约农业经营的样板地区。陈旉《农书》以及元代王桢《农书》的相当部分，都是这种集约农业的经验总结。

　　四、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是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水平的主要标准。太湖流域在宋代已实行了两熟制，这对提高更多利用效率，增加粮食产出数量，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两熟制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稻作两熟制。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札子》所说“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在熟”，即指稻作两熟制。有学者以为这种稻作两熟主要并不是双季稻的复种连作，而是所谓再熟稻，即“丰岁已刈，而稻根复蒸苗，极易长，旋复成实，可掠取，谓之再熟稻。恐古所谓再熟者即此”；这种稻“春夏收讫，其株有苗生，至秋薄熟”，产量不高。 [25] 但从苏籀所说“税稻”，应不仅指自生自长的再熟稻；有意识有计划的双季稻复种连作，在宋代太湖地区虽未普及，但已出现。

　　其二是稻麦两熟制。北宋后期，当地已是“刈麦种禾，一岁再熟”，但稻麦轮作制似尚未推广，故苏轼说：“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 [26] 小麦的大规模种植和稻麦两熟制的全面推广也在南渡以后。南迁北人从面食喜好出发，当地南人从土地效益出发，竞相种麦。宋代“佃户输租，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而“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优惠政策和经济因素刺激了农民（尤其客户）的种麦积极性。“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诗人记下了两浙普及稻麦两熟制的历史场景。有学者认为宋代江南“也就只能象北方那样实行两年三收”， [27] 至少并不符合太湖流域的实际。随着稻麦轮作复种的发展，当地水旱轮作的耕作体系也渐趋完善。排水是水田变旱作的关键，本地农民在水稻刈获后，便在畦旁起垅作纵沟，再作横沟贯通纵沟，纵横交错以利排水。而整地灌水则是旱作变水田的要件，时人便在小麦收割后精耕细耙，将田面整为平畦，稻秧入田后，以勤灌浅灌方式保持一定深度的水层。

　　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的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北宋当地亩产据范仲淹所说：苏州地区“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硕至三硕”。南宋嘉定二年（1209）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约略同期苏、湖的“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但“四石之田，固不多见”。理宗时高斯得说：两浙“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 [28] 宋元之际，方回《续古今考》卷18指出，吴地之田亩产米三石，山田二石。综合以上数据，太湖地区普遍的亩产量在三石左右，少数上田可达五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特别是经济特别发达，当时宋朝创造的财富相当于世界的70%，非常了不起；现在的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30%，还不及当时宋朝的一半。当然经济发达或者GDP不能说明什么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GDP世界第一还不是照样被人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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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县18473713835： 请从农业,手工业,商业3个角度分别介绍宋元时期的经济状况 - ？
茹雷高舒： 一)农业方面的表现是:①产于江南的水稻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作物,并开始向淮河和黄河流域推广,还从越南引入了优良品种占城稻;②棉花在两宋时期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北宋时,棉花在两广和福建普遍种植,到南宋后期扩展到...

凤翔县18473713835： 经济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宋元时期,经济发展的变化使社会发展出现了哪些新现象? - ？
茹雷高舒：[答案] 经济重心的南移 1、原因: (1)北方多战乱,南方相对安宁; (2)人口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2、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1)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得到开发,南北经济差距缩小. (2)两宋时,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

凤翔县18473713835： 宋元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 ？
茹雷高舒： 1.根本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经营方式;2.土地上:土地兼并激烈,租佃关系日趋普遍化;3.农业: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粮食作物种类的增加并没有削弱某些作物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相反一些作物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还得以加强,稻麦即便如此,人口大幅增加;4.手工业:金属冶炼术大幅提高,例如:用煤炼铁,棉花迅速向内地传播,瓷器技术有了较长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商品经济繁荣,私营手工业大量进入市场,大规模手工作坊作坊日益增多;5.商业和城市:商人经商频繁,丝绸之路呈现了繁荣的景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集镇,夜市兴盛,商业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高峰期.

凤翔县18473713835： 用史实说明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 - ？
茹雷高舒：[答案] 1.南北农作物交流,农产品商品化加强,如茶树栽培面积的扩大,棉花的种植和推广.南宋时经济重心移到南方; 2. 手工业生产规模有进一步发展.宋代生产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出现手工业生产中心,各少数民族手工业各有民族特色; 3. 商品经济活跃...

凤翔县18473713835：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 - ？
茹雷高舒： 全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坊市格局被打破;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_交子;城市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出现了一批稳定的市民阶

凤翔县18473713835： 宋元经济发展的特点 - ？
茹雷高舒： 宋元经济发展的特点有从地理区域看南方经济已开始超过北方. 手工业发达,交易频繁,不在受制汉唐时坊市规制划分. 宋元时代对海外经济贸易更加频繁,宋朝专门设置市舶司,由于万邦交流,通婚,在中国聚居,做官.后来在元时形成了回族.经济交流圈主要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不像汉唐以陆路丝绸之路为主.航海技术的提高,发明了指南针.促进了海上贸易. 满意请采纳.

凤翔县18473713835： 宋元时期的新型经济指什么?列举其泛起微澜的表现? - ？
茹雷高舒：[答案] 指商品经济.表现:城市经济繁荣、《清明上河图》、“瓦肆”、夜市、交子、外贸港口等.突破性: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满意请楼主多用几秒钟采纳我的答案,这将是鼓励我们更好的为其他网友解答的动力. 如果还有疑问...

凤翔县18473713835： 宋元时期的 政治 经济 文化 的结构 - ？
茹雷高舒：[答案] 宋元时代的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活 江南的繁荣 1.由占城(越南北部)引进早熟稻种,使江南稻米产量大增.宋代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 2.南宋时代,苏杭成为着名的鱼米之乡,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誉 3.江南的织锦、丝织、瓷器等...

凤翔县18473713835： 根据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归纳其主要特征.明朝时商品经济又有伺新发展?清朝前期商品经济为什么未能取代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 - ？
茹雷高舒：[答案]特征: ①城市商品经济繁荣.东京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其布局打破了唐朝时“坊”和“市”的界限,有利于商业活动.大都商业繁荣,是闻名世界的商业都市,外国商团纷纷来此贸易. ②海外贸易发达.宋元时期,中国同朝鲜、日本、阿拉伯地...

凤翔县18473713835： 宋元时期,封建经济继续发展.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两宋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约80%来自淮河以南地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丝... - ？
茹雷高舒：[答案] (1)据材料一两宋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约80%来自淮河以南地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丝、棉纺织业、造纸业中心及对外贸易港口多集中在南方”可知,我国经济重心南移;据材料一“苏湖熟,天下足”可知,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