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盛世衰迹中的人口问题？

为什么说是腐败导致了清朝从盛世滑向衰落？~

开基创业并达到盛世好比爬上坡，清朝为此历经几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连续奋斗，才迎来康乾盛世的伟业。但在进入盛世之后，清政权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奢靡贪腐之风兴起且越来越甚，导致很快由盛转衰，并在内外打击下越滑越远，直至最后灭亡。清朝走过的盛而骄、富而奢———骄必怠、奢必贪———贪必腐、腐必败的历史轨迹无可置疑地表明，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走向灭亡。今人当从清朝盛衰演变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清朝以少数民族崛起于关外而后入主中原，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社会经济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康乾盛世。但是就在国家鼎盛之际，统治阶级放弃了文治武功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反而因富而奢、因盛而骄。而奢侈必然导致贪婪，骄傲必然走向懈怠，最终因贪婪而腐化，因懈怠而落后，使盛世如过眼烟云，很快滑向衰落。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刮得英勇无敌、剽悍善战的八旗子弟成为挥金如土、战则必败的败家子；也使原来简洁高效的官场变得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文治武功俱废。结果是清王朝因腐化而衰败懈怠、落后挨打，最后在不间断的外国侵略和内部变乱中彻底覆亡。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反映了腐败消解国家统一意志和前进动力、导致社会灾难和王朝倾覆的不变真理。
　　清朝的兴起与康乾盛世的鼎盛
　　清初，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足以傲视汉唐的康乾盛世。清朝的兴起和康乾盛世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从顺治到乾隆前期的统治者推行了较为得当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其中清初政治的简洁廉明是清朝兴起和迈向盛世的关键因素。
　　清朝于关外白山黑水之间的崛起强盛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创业史。从努尔哈赤起兵（1583年）到建立后金政权（1616年），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从建政到入关问鼎、底定中原（1645年），也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清朝以区区十几万人的少数民族能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兴起并君临中原，得益于其精兵简政、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和威猛善战的八旗兵，即所谓“马上得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能使统治很快臻于治境，出现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经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的康乾盛世，则主要依靠清廉高效的政治体制、适宜的民族统一政策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因为是“小兵临大国”，清初统治者保持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勤奋与谨慎，也充满了新兴力量的勃勃生机。在政治上，清初统治者非常注意笼络人心，争取大多数汉人的合作。与朽败、贪腐、黑暗的晚明社会政治相比，入关的清朝代表着希望和新气象，清军不仅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且还受到群众特别是士绅阶级的欢迎。尽管有剃发、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但是清朝迅速废除明朝“三饷加派”等苛捐杂税，实行“满汉一体”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治经济政策，这些都极大地赢得了人心，使自己的统治稳定下来。
　　清初的国家机构还带有关外满族人简明廉洁的传统，军政机构精干、高效。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及后来的军机处，就比明朝的内阁六部精简有效得多。清初宫廷人员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费只及明朝的1／8，廷苑规模只有明朝的3／10（《清朝文献通考》卷39，康熙29年、康熙49年）。一个不那么追求奢华、排场的最高统治层，其工作效率和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统治机构的精干使政府开支可以大大减少，清朝廷可以实行轻捐薄赋、休养生息政策，人民的负担也得以减轻。清初统治者目睹了明末战乱连连、生灵涂炭的惨象，亲身经历了创业建国的千辛万苦，深知创业打天下的艰难，因此他们能够兢兢业业、清正廉洁、励精图治。

　　面对因为长期战乱严重破坏而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残破的社会经济，清王朝采取了变更土地产权（即实行更名田）、招徕流民奖励垦荒、军民大力屯垦、兴修水利、轻捐薄赋直至“永不加赋”（1712年）、“摊丁入亩”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政策。经过不断努力，清朝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持续迅速的增加。1645年全国在册耕地只有4．03亿亩，1688年恢复到6．08亿亩，1754年增加到7．08亿亩。加上不在册耕地，到乾隆年间全国耕地实际上在10亿亩左右。清代人口从1651年的6000万增加到1691年的1亿左右，1761年达到2亿，1801年达到3亿（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另据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182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8．7％（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人口占世界总数的35．5％（（美）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实际上这时清朝已经走向衰落，如果以179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中国的比重还要高得多。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清朝社会财富和清朝廷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丰富。1777年（乾隆42年）国库存银多达8182万两，成为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昌盛的有力见证。
　　清朝入关从顺治到乾隆中期，经过4代人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耕地和人口成倍增长，中国历史进入自唐宋以来又一个高峰———康乾盛世。在清初100多年的持续上升和繁荣时期，清朝战胜了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清朝的国力和声威也达到鼎盛。一个空前广阔、统一、繁荣、强盛的大清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之一：腐败
　　大清帝国在空前的繁荣盛世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由盛转衰的历史悲剧惊人地相似。
　　乾隆朝的文治武功和经济繁荣，是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叮?钩涔?谩Ｍ?保?谇?〕?耆朐黾拥谋澈螅?欠钦?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
　　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机体的健康。雍正时期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大幅提高官员薪酬（“养廉”），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腕手段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腐之风一时有所收敛。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随后又有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但是此后贪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⑼?霸诟仕嗳文谔拔坳庠至赴阜??Ａ?倮?0多人，王?⑼??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靳尔谨自尽。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因为乾隆和和?〖词翘拔鄹?艿淖芨?樱??浅吞埃?导噬辖杌?霸追恃肌保?嘶?罄桃话眩?浣峁?抟煊谧萏啊Ｕ庑┐蟀敢?覆还?是贪污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上述案发被诛督抚，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当数不胜数。和坤在乾隆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价值达1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故当时有民谚称：“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当时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乾隆还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不听劝谏。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乾隆，劝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赵尔巽：《清史稿》卷109）。乾隆看后大怒，先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免去死罪，降职处分。
　　在这种只听好话不听规谏、讳医忌药、官官相护、上下包庇、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下，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位极人臣，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
　　腐败还是引起清王朝军事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保证。到乾隆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而来的是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清初的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和满族因种种优渥与特权而退化、腐朽，失去了先辈威猛凛凛、英勇善战的气概。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甚至敲诈勒索，蹂躏百姓。原来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和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后来，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清朝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内乱，清朝局面日益失控，腐败也日甚一日，军事、政治、财政权力逐渐外转下移，中央权威日益缩减，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内部腐败的侵蚀下，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路。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万万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首先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说清朝的这种衰败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并且在乾隆的末期就已经有了衰败的迹象。虽说乾隆在前期的时候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他在老年的时候开始开始各种享乐。并且对于朝廷当中的腐败现象，乾隆管的也不是太严，要不然也不会有和珅这种大贪官的存在，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乾隆末期的清朝已经是一个空壳子了。

其次跟后续的继承者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有关系，在相同的时间点西方在如荼如火的进行工业革命，但是反观清朝固步自封，根本不知进取。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每天沉醉在醉生梦死当中，试想一下这种朝廷怎么可能会不摔败呢？

此外面对对外战争的失败，并不吸取教训，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比如说打了8年之久的清缅战争，清朝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失败者，要不是当时因为缅甸的国力支撑不下去，缅甸根本不会愿意和清朝把手言和。
而且在这场战争当中，清朝的所有火器都是从康熙那个时候传下来的，也就是说在乾隆继位的这么多年里面，清朝就再也没有发展过火器，所以在这种不思进取的风气下，清朝怎么可能会强大。

并且当英国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人去禁烟，只是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林则徐才站了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转载而来

由于人口统计标准的改变，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亿大关（1.4亿），并相继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 这几个年代和数字因此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带有鲜明的阶段性：“1978年前不敢议及人口过剩问题，而1978年以后大不相同，不少学者都认为清代的人口过剩已十分严重”（注：袁祖亮、延胜：《中国古代人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80年代以后， 清代“人口膨胀”、“人口激增”、“人口飞跃”、“人口爆炸”、“人口奇迹”、“人口危机”等诸多骇人的名词更不断涌出，清代人口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近些年来中国日趋明显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忧患意识，反映到学术研究，就是很多学者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清代前中期中国人口确实增长过快”（注：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在不少论著中只要涉及清代人口问题，学者们便不加辨析地拿此前历代的户数和口数（数千万）与清代相对真实的人口数（数亿）作对照，以证明清代的“人口奇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又使人们不太重视人口史研究动态的发展，造成一段时期内，研究清代人口发展的论文虽然很多，但“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葛剑雄、李伯重等先生显然已注意到这个误区，在各自的论著中作了精辟分析或质疑（注：参见前引葛剑雄、李伯重著作。），惜由于内容所限，均是点到为止，未作详论。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基数及人口增长率的估计，重新厘清清代人口发展状况，为更加客观真实地认识清代中期的人口现象做出努力。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人口（1644—1741）

清初人口与明末人口基数直接相关。明末人口经过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统计数字5000—6000余万的可靠性，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推测出早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然而，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数字再次成为一个无法科学计算的难题，引起了诸多估计与争论。中国学者的估计略为保守，一度倾向于“以丁折口”的学者，分别将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万、5000 余万和6000余万，这种推算法现已基本为学界否定。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据的基数仍是“人丁”数， 所以推测数字显然偏低。高王凌认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国人口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大约有9000万至1 亿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因早已认定清朝前期的丁数只是赋税单位，不能代表人口数或成年男子数，所以对清初人口的估计相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清初人口（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 ）当在1亿—1.5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人口学原理及人口发展史已经证明：人口发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长时期内形成的人口增长速度及其基数，会持久地依惯性向前运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们仍然容易过高估计社会动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事实上，战争在某些地区对人口虽然有较大力量的损伤，但同时在当地和其他地区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减少了的人口。即使这种弥补不能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时间长度内，不会出现惊人的倒退， 短期的损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恢复。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 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 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不实因素， 可以说， 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张巨手，这期间自然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2.89亿元， 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 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是不够全面的。 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由此回头审视明清鼎革，对其间人口的损耗自当作更谨慎的估计。在人口行为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对明末人口估计数字较高，而对清初人口估计或推算突降，且时间跨度为50—100年， 这是以短时段现象推测中时段的结果，因而是不恰当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基数。

二、清代中期人口（1741—1851）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项赋税政策的出台，为清朝人口统计标准的变化埋下伏笔。经过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的摸索、实践，至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出现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对全体人员进行统计的人口数字：会计“各省通共大小男妇14341万1559名口”。不过，由于人丁编审仍然未废， “丁口”与“人口”单位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并用，直到丁赋丁额久定，“丁口”统计全失意义后，乾隆三十七年才正式停止“编审”，户口统计完全成为人口统计。

人们在论及乾隆年间的人口发展时，几乎较为一致地认为乾隆朝人口发展速度快于康、雍两朝，因此所谓的“人口爆炸”、“人口奇迹”等称呼，又主要是指乾隆年间人口“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本世纪40年代，罗尔纲先生就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人口数计算出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1794）的53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485％， 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的56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0.566％（注：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49年第8卷第1期。）。全汉升、王业键先生以此为据将清代人口分为4个时期：恢复时期（17世纪下半叶）； 迅速增长时期（18世纪初叶至末叶）；增长缓和时期（18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和停滞时期（19世纪50年代至1911年清亡），并寻找了一些相应资料进行证明（注：全汉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第32本。）。周源和将乾隆朝分为三个时间段，计算出60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左右（注：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周祚绍则根据对官方数字的直观印象总结说：“简而言之，清代前期全国人口增长趋势大体以乾隆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约90年，由战乱到安定，……人口的上升呈现出渐进的趋势。后一阶段则是全国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并断言，“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中期人口激增确是事实”（注：周祚绍：《清代前期人口问题研究论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 期。）。可见，虽然具体计算和考察角度略有不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却不少：均是依据官方数据进行各个时期的比较，得出几乎一致的结论，并进行“六经注我”式的说明和“论证”。

如果我们承认乾隆年间官方的人口统计依然存在严重疏漏，那么，依官方数据作出乾隆年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此前三朝的结论时，是否还应同时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比康雍二朝有何巨大增加？

2.乾隆朝人口增加的外在条件（如生产力水平）比康雍二朝有何明显的或突破性发展？

3.乾隆朝的自然灾害状况、出生人口死亡率、医疗水平等因素有无明显改善，向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方向发展？

在人们阐述乾隆朝人口“激增”的诸多原因中，我们很少看到对此类问题的深入分析，而如果这些问题无法明确解释，则难以找出乾隆年间人口“迅速”增长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仅依官方数字作出的判断就站不住脚。

尤须指出的是，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作为促进清代人口发展的一个政策上的重要原因（注：例如赵文林、谢淑君认为，此项政策实施之后，“人口的增殖完全摆脱了赋税和差役制度的束缚，于是人口的发展就象脱缰野马似的狂奔起来”。见前引《中国人口史》第395页。）。 葛剑雄先生几年前已对此种观点作了纠正（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6页。）， 但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仔细体味我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效率就可明白，封建社会一项经济政策的推行，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尝试和普及。这种普及可能会在相关政策的改变上立竿见影，如由“人丁编审”向“人口统计”转变，但对于社会基层人民行为方式的控制力常常是微弱的。我们试比较清代前期人丁、田地、赋额的增长率，见下表：

表1 清代人丁、田地、赋额增长率

年 份 人丁 田地 赋额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康熙元年(1662年) － － －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 5.9% 11.1% 7.1%
康熙五十年(1711年) 21% 17.4% 7.8%
雍正十二年(1734年) 11.1% 28.4% 5.8%
1662—1734年增长状况 37.6% 67.6% 8.8%

资料来源：人丁增长率依据《清实录》数据计算，田地和赋额增长率依据彭雨新：《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文史知识》1993年第7期）中的数据计算。

由上表可见，在康熙五十年以前，官方统计人丁、田地的增加率与赋额的比例就不是同步发展，尤其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间，在人丁、田地总量稳步增加的同时，税粮却有所减少（－39石），税银增长亦只有9.8％，二者合计平均增长7.8％。若将三项全折算出年均增长率，这种不均衡增长就显得更加突出：25年间人丁年均增长率为0.77％，田地0.64％，而赋额只有0.3％，远慢于人丁、田地的增速。 这意味着所谓“滋生人丁”在康熙五十一年前，其实就常常未能实际征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封建朝廷的一项惠政，不如说是在基层财政征收已经有所失控状态下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它对“提高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当有限的”（注：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6页。）。
相比之下，由于人们普遍对嘉庆、道光朝的“由盛转衰”状态印象深刻，因而对其人口增长率的骤然降低亦不以为异。按官方统计数字计算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请看下表所示：

表2 乾隆至咸丰朝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年 份 人口(万人) 年均增长率(%)

乾隆六十年(1795年) 31328 －
道光五年(1825年) 37989 0.64%
咸丰元年(1851年) 43216 0.52%
1795—1851年 — 0.58%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依据《清实录》，其中乾隆六十年是取乾隆朝人口的峰值即乾隆五十九年的人口数为基准。乾隆五十九年人口为31328万，六十年却减少到29696万，显然系统计中漏登漏报之误；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为41449万，咸丰元年与之仅一年之隔， 人口却“增加”了1767万，显然亦是道光三十年漏登漏报之误，因此表中以清朝人口的峰值——咸丰元年人口数为准。

1795—1851年56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58％，与乾隆朝的1.45％或1.49％（1.485％四舍五入）相去甚远。 从这些数字比较中得出结论是容易的，但这种巨大的悬殊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规律吗？符合历史的真实吗？

三、清代前中期人口增长率

现在回头总结一下仅依官方数字得出的康雍、乾、嘉道三个时段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含滋生人丁）为0.7％， 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为1.49％，乾隆六十年至咸丰元年为0.58％，前面指出的诸多漏洞，已经反映出，乾隆年间如此之高的人口增长率是值得怀疑的，进一步而言，从逻辑和实践仍可辩驳：

1.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注：（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与康雍、嘉道相较，乾隆朝不过是封建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一环，生产技术并无任何重大突破。至于人们普遍认同“高产作物”的因素，其实并非均在乾隆朝蜂拥而至。这些作物从引进到推广、普及，有一个陆续、缓慢的发展过程。例如玉米、蕃薯，早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已引入中国，在清代逐渐推广。而近代中国百姓的“救荒粮”马铃薯，从1705年引入中国，直至19世纪以后才得到普及。如果说乾隆朝人口增长有高产作物的因素，那么嘉道时期又何尝没有呢？况且，与其说是高产作物的推广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不如说是人口的增长促进了高产作物的栽培和推广。将清代人口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可能会有新的启示。

2.由于乾隆朝在人口统计标准上的重大转变，由于统计工作的不断完善，以前皆免予登记人口的众多特权贵族、下等户、边区游民、山区棚民、沿海灶户、渔民乃至大量边疆少数民族等不断“咸登版籍”。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人口增加当属“人为”而非“自然”增殖，这种“人为”增殖人口的大量出现，当是史籍所载乾隆朝人口“激增”、“爆炸”的实质所在。

那么，抛开这些不实成份，乾隆朝人口增长率可能在什么程度呢？由于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已大致确定了清初人口的基数，又已知清后期人口峰值数，因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一个谨慎的求证和估计。

康雍年间人丁数的不实已是众所公认的。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清朝统治即趋于稳定，人丁统计标准亦相对固定，从人丁数的前后变化反映出的人丁年均增长率应具有较大参考价值。嘉道年间同理。因此，从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年的0.77％、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十二年的0.7％和嘉道间的0.58％三个时段的人口增长率中， 我们取其中数0.7％（注：帕金斯（Perkins）的计算结果是，1650—1850年间中国人口的成长率为0.6％， 陈春声通过对广东省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六年间人口增长考察，算出年均增长率为0.68％（参见陈春声著：《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C广东米价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另据《清实录》计算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十四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亦是0.7％，均与此估计增长率接近。）作一检验。

以清初1.5亿人口为基数，以0.7％为人口年均增长率向后推算，随机抽出几个年代可得出若干个推测数据，将推测数据与《清实录》所载数字比较，我们会发现不少新的问题，请见下表：

表3 《清实录》数字与推测数字比较表

年 份 《清实录》人口数 推测人口数 二者相差(大约)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2010万 1.5亿 5000万
乾隆六年(1741年) 1.4亿 2亿 6000万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3亿 2.8亿 2000万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5亿 3.5亿 0
道光三十年(1850年) 4.1亿 4.27亿 1700万
咸丰元年(1851年) 4.3亿 4.3亿 0*

＊康熙三十九年的人口统计单位是“丁”。

比较这组饶有趣味的数字可以发现：

1.推测数字与史载数字基本吻合，且越到后来越吻合，说明0.7 ％的人口增长率是大致符合历史逻辑发展的。

2.乾隆六年，史载人口数字表面上比康、雍年间已有“飞跃”，但实际上由于漏登、免登等长期形成的历史原因，其对人口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仍然偏低，乾隆初年人口的官方数字为1.4亿，实际上很可能已达2亿左右，已恢复到明末的人口水平。

3.乾隆五十五年左右，出现了推测数字低于史载数字的现象，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①1700年左右1.5亿的人口基数实际上仍是偏低的；②乾隆中晚期的人口增长率确实稍高于此前此后的其它时期，如何炳棣先生认为人口数较准确的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九年（1779—1794）间的人口增长率为0.87％。

4.道光三十年与咸丰元年仅一年之隔，人口统计上居然出现近2000万的差别，计算其人口增长率为4.26％！这种增长率在人口死亡很高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出现，再次说明官方史料的随意性和不可靠。

5.在嘉庆二十五年和咸丰元年，推算人口与史载人口二度完全吻合，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人口即便按现在看来并不算高的增速增长（ 如0.7％），到中后期已逾越3亿、4亿大关，而这几个数字在生产力水平与以往历史时期并无突破性提高的清代，已足以使人们感到压力。

人类自身生产是不同于其他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特的社会历史现象，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规律，如具有社会性、惰性（惯性）、以家庭为范围、周期长等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社会机体的结构”（注：《列宁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社会结构不变，即人类的增殖条件不变， 人口再生产的特点就会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我国解放初期人口行为强大的惯性发展已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因此，任何脱离封建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社会条件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的行为都是不够科学和严谨的。

四、结语

基于前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明末清初之际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滑。经过近百年的调整、恢复，清初人口与明末相比应略少或接近。表现为具体数字，是1700年左右当有1.5亿或更多的人口。

2.清朝前期、中期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并非如官方数字显示的那么大起大落，大体上应是稳定而有规律可循的，其总体人口自然增长率当在0.7％上下。

3.乾隆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一定或并不在很高程度上高于此前的康雍二朝和此后的嘉庆朝，过高估计“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农业政策或高产作物等救荒粮食的引进对人口的刺激作用，以及依《清实录》记载数字得出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均缺乏真实有力的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4.由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及高产作物推广等因素影响，乾隆朝后期的人口增速可能会略有增加，但十分有限。清代人口问题在乾隆年间有所凸现，不是因为其增长速度太快，而是本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增速不快，若中间未经人为或天灾中断，到一定阶段亦会对农业社会形成较大压力，乾隆朝不过是这种量变阶段较引人注目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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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春呋麻：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在阅读康熙实录时,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 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即为人口压迫问题”(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故宫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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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春呋麻： 因为封建社会一直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即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一个朝代的人口数超过了生存资料的最大承载能力时这个盛世就开始走向没落,各种社会矛盾也会随之爆发.历朝历代的盛世走向衰败都是如此.

新泰市19637673970： 康乾盛世的人口 - ？
偶春呋麻： 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主要的原因是(1)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2)政府免除了人丁税 (3)土地面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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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市19637673970： 为什么清朝时期人口这么膨胀 - ？
偶春呋麻： 1.康乾所谓盛世相对和平. 2.美洲高产农作物引进.如玉米,红薯等

新泰市19637673970： 为什么说大清没有盛世,只有饥饿和耻辱? - ？
偶春呋麻： 满清的盛世是只属于满族人的,大多数人贫穷落后生活困苦,对当时汉族人和其它民族来说就是在满族人任意屠杀羞辱和奴役之下,那来盛世.所谓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满族人淫威大到最大化武力最强时期.他不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大到一定高度.满清中国社会是倒退的,由文明型国家退化成愚昧野蛮社会.康熙一生都在战争中过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是战乱,只要打仗就是打的经济,这必然比平时更穷.所以所谓盛世那是只属满族人的,国富民贫.而不是整体富裕,提升到一定层次,汉族人和其它民族只有饥饿和耻辱.对有些民族来说是灾难,改土归流平三番等看起来只有几个字后面却是无数人的尸骨.

新泰市19637673970： 清朝满族到底多少人 - ？
偶春呋麻： 清朝时期由于和大明帝国的长期战争人口大约只有200万左右,满清入关时总人口不超过100万(有一种观点认为80万上下),八旗军满编不超过20万(能战约14万,其余是后勤),后来清朝经过康乾盛世的社会安定团结满族人口有所上升,但是据史料记载不可能超过800万,新中国以后最新记录是2010年统计的,1041.058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