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定都之争，为什么多数革命党人也主张定都北京？

民国初期为啥定都北京？~

民国从未定都北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汉临时起了领导作用，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孙中山为总统，接下来袁世凯篡权，南方各省讨伐，袁世凯死后，军阀林立，1927年广州军政府北伐，占领武汉后迁都武汉，同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两个国民政府展开博弈，后来还是定都南京。1938年日军占领南京，武汉又作为战时首都，武汉失守，迁到陪读重庆，1945年，日本投降，还都南京。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红旗插上总统府。1949新中国首都候选城市：北京 南京 武汉。定都北京。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区位选择更多的是考虑了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一般来说,凡强盛的王朝多建都于北方,即使迁都也不会很偏南.而民国政府和蒋介石都把南京作为建都地,这种选择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本文从几个侧面提供了一些资料,供读者参考.
孙中山选定南京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威胁,尤其是日本.辛亥革命后,将何处确定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资产阶级各派在建立新的政治中心的问题上,首先发生了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后,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全权委员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当时革命党人政治基础较强的地区则是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江浙方面就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放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围绕着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的问题,随着南京的克复才得以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2月12日,各省代表便由武汉、上海会于南京,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开始筹组中央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终于选定了南京作为其临时政治中心.这样,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京的政治中心.
要求袁世凯南迁
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之际,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使清帝退位,自己愿拥他为总统.至于都城,孙中山认为南京和北京都是可以的,但更倾向于南京.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中山提出辞职,请袁世凯来代替,不过孙中山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的两个条件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督和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日本方面当时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辛亥革命之际,对中国南、北政权均有特别影响的日本朝野,则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放在南京.日本方面的出发点很清楚,它是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机会,削弱中国在北方的防御,便利其对满蒙的侵略扩张.
在参议院(以同盟会员为主)讨论此问题时,主张建都北京的占20人,主张建都南京的只有8人,只是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一再坚持下,参议院复议时才确定了南京.
北洋军人不同意
从袁世凯来讲,他根本不愿离开自己势力强大的北方而到南方受制于革命派.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
1912年4月2日,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夭折.平心而论,资产阶级革命派重建政治中心的努力虽值得称道,但革命派没有从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等多方面来考虑确定新的政治中心.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不可告人的预谋,但也不是说没有可取的地方.首先,选择北京本身也是代表了当时各地方的意愿；其次,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想吞并东北的情况下,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利于制约日本,抑制了复辟势力,使其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蒋介石改变主意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从1912年一直维持到1927年,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表面上仍然是强权政治,袁世凯死后,以皖、直、奉三大北洋派系和其它地方军阀的割据,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徒具虚名.
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在确立新的政治中心问题上,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一开始也赞成设在武汉,但后来转变了立场.这种转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唐生智在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上控制了两湖地区,蒋介石感到在唐生智控制的地盘上不利于他作为总司令个人权威的发挥.第二,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蒋介石赞同迁都武汉是想让国民党的政权中心建立在民众运动基础较弱的两湖地区,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但是当北伐打到武汉后,武汉地区“赤化”的程度比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在武汉建立政治中心会进一步有利于国民党内的左派.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定都南京.
将北京改称北平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在武汉还有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稍后,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军阀政权尚未灭亡,中国当时实际上出现了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1927年9月,国民党内各方势力达成了初步妥协,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宣布成立.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三个中央的
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再次领导发动了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在当时条件下,国民党也并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往北京,相反,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
建都南京的遗害
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历来的国防重地长城以北地区的防御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中国政治重心南移后,蒋介石对稳定和维持中心区域的统治给予了优先的考虑,导致政府与东南地区商民争利的现象严重,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垄断的畸形状态.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国民党对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村越来越不重视,其结果是,国民党对农村的统治越来越虚化.
从国家的对外防御来看,政治中心的南移也决定了国民党在处理与列强间的关系中,重视与英、美的关系,而疏于对日本的防范.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形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把占有满蒙作为基本国策.蒋介石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日本力主蒋立足于长江流域,反对其北上,意在减缓中国走向统一的步伐.面对这样恶劣的国防形势,蒋介石把政治中心放在南京,北方的防御越来越弱,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在北方势力的发展,以至于在国民政府建立只有5年的时间,日本就出兵了东北,到1937年,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不久，南北和平谈判达成，清室退位，统一的共和政府即将建立。这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面前：首都定于何处最佳？

虽然说明清两朝相继定都于北京，似乎民国继续定都于北京也是理所当然，然而，这个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定都问题却成了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主要选项有三：北京、南京、武昌。

袁世凯和他领导下的北洋系，不用说是坚决主张定都北京的。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则主张定都于南京。在如约改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日，孙中山同时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临时参议院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孙中山想用这样一个办法，来限制袁世凯，并将实际权力保留在革命党人手中。

然而，老袁是何许人也？他好歹也是在官场这个烂泥塘里摸滚打爬几十年了的人物，他的大半辈子都是伴随着阴谋、权术度过，孙中山的这些招数他有的是办法破解。

因而，当孙中山多次去电催促他到南京就职，他便以退为进，复电南京方面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觉得“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唯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

老袁这封电报足显高明，所谓“今日之计，唯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明显是对革命党的“将军”，要是南方做得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又何须退位？

袁世凯的电报公布前后，各方势力也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早在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交辞职咨文的同一天，章太炎就发表了《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

章太炎认为，南京地处偏倚，定为首都有“五害”：一是威力不能及于长城外；二是北民化为蒙古；三是日本俄国侵及东三省，中原如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四是清帝、宗社党、蒙古诸王可能作乱，致使国家分裂；五是迁都耗费巨资，难以筹划。

章太炎的这番见解无疑是十分高明的，故此论一出，大家纷表赞同。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乘机侵略之虞”。立宪派大佬张謇也称“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各省都督、绅商代表更是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

就连南京临时政府内部，反对定都南京的声音，也一时占了上风。同盟会此时的机关报《民立报》发表了《建都私议》的社论，提出八大理由来论证首都宜建于北京。这篇文章显然体现了同盟会宋教仁一系的态度。与此同时，南方革命军中的许多将领如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等也纷纷发表通电，主张临时政府建在北京为妥。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也插了一脚，主张定都武昌。

由于定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最后只能由临时参议院投票表决。第一次表决结果，同盟会员占绝对多数的临时参议院以二十票的压倒多数否决了定都南京的主张（总票数28票，北京20票，南京5票，武昌2票，天津1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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