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道次第导论:君子道概述

作者&投稿:壹京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 简而言之,所谓“君子道”就是成就儒家“君子”的道路或者“路径”方法。这是以至圣先师“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最高的,终极的人格要求,是儒家对“人”,这个天地之灵的存在意义和方式的完全表达。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相当于问,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或者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尊严何在?不同的文明用不尽相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儒家的具体回应方式正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暂时抛开这些形而上的论断,仅仅就现实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具体的个人存在总是时而欣喜,时而哀愁,时而憧憬,时而绝望,甚或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都会经历也许更无以言表的复杂情感。其实比之于情感,我们个体之间的际遇,所谓命运的差异恐怕就更令人惊诧了吧,在这种巨大的,横亘的命运主宰面前,我们如何使自己和别人获得理解,甚至推广开来,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自然就成了非常紧要的问题了。哲学的看,这似乎是所谓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但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哲学的眼光远不足以讨论生命问题。

夫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上述的诸多方面的理解就是儒家君子的内涵,但这种内涵到底包括什么呢?又是怎么达到的呢?具体表现是什么样的呢?不回答这个问题,那就相当于只是把“君子”这一观念停留在完全空疏的字面意思上,毫无意义。

以上我们简单说明了“君子”大体上指什么,那么接下去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君子的真正内涵了。为了比较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溯一些儒家的基本观念,并且同时借用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这些内容在后续部分会有更为充分完整的说明,这里只是做一个比较宏观的大致说明。让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即儒家是怎么界定“人”的,或者说“人”在儒家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在儒家和古代中国的典籍里,能发现很多的关于诸如“民,君,或者士”这样的称谓,但很少有所谓“人”,即便有,其所指也完全不是我们现在理解下的“人”的意义,而更多是一种泛指。先说两句我们今天对“人”这个词汇的普通理解方式,一般而言,我们有诸如社会人,比如国民,法律人,比如公民或者更简单直接的道德主体等等理解方式,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的范畴其本质都是一神教文明中“神 人”关系的外延和具体化而已,是纯粹的形而上学。我们再回到关于儒家的讨论,即便不用更深入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分析,我们也能大体上通过这种情形判断出对儒家而言,社会关系才是第一位的,没有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连接,人是根本无所谓存在性的。但仅仅这样就能说所谓社会组织,比如最常见的国家就一定高于个体的“人”吗?当然也不是,其实按照一般逻辑,既然否定了所谓“个体人”的绝对性,其实同时也就否定了“组织人”的绝对性,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对于儒家而言,我们说所谓个人和国家都仅仅只是现象级的存在,他们只是“整体人”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根本不具备终极意义上的恒常性和存在性。儒家是完全的整体论者,这应当被视为儒家的最本质特征。对于整体论者而言,世界只是在进展当中,而没有绝对之说。

既然儒家摒弃了所谓“抽象人”之说,那么自然地,所谓“人”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中,在儒家的世界里就演变为纯然具体的,可塑造的,可改变的存在,抽象的说,即人格的流变,这样的“人”的最高存在形态就是我们说的“君子”。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实际的产生这种改变和塑造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或者也可以被称之为“进化”,当然,更准确的界定还是古汉语的说辞,即“学”与“习”。因为尽管二者在整体上是互为一体,互为条件,互相成就的,但具体到真实的时空环境下,二者还是有必要的次序和相对的轻重关系存在。

先说“习”,相对于“学”而言,“习”更具社会性,它是长期在特定环境中浸润,熏陶的结果,现代汉语中“习”这个字也多是与诸如习惯,习性,练习这样的词汇结合在一起使用,语义上也基本是“实践,模仿,持续存在”的意思。自然,“习”更多的反映了个人成长来自社会或者环境影响的一面,其形成的结果也更多是情感上,或者说个性性格层面这些比较恒定,长久的要素,甚至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言及的教养,文化这些个体化的特质也主要是来自“习”。更深入的,我们认为的人类最高贵的感情,比如“爱”,也是习得的,由此可见“习”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典故之一“孟母三迁”讲述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难看出,与“学”相比,一方面,“习”是“学”的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习”也限制着“学”。

反过来,“学”相对就比较个性化,自由化,它更多的是体现着人激进和变革的一面。在形式上,它也不太过于的依赖于环境和外在社会。就个人而言,“学”反映更多的是技术,才华这样的比较短暂的要素。总体上,我们考察二者的关系,大致上就是“习”是“学”的支撑和沉淀,而“学”是“习”的破除和引领,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互相成就,缺一不可。

有了我们上述对“学”和“习”的基础讨论,我们就能理解儒家对所谓一般意义上人的解读,即评价具体人的根本其实就是看其学习能力的高低,所以,儒家的“君子”其实质就是具有最高学习能力的人。

以上我们讨论的“学”与“习”是儒家关于人格成长的最高范畴,其内容免不了是非常抽象的可以视作总体上的纲领。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细化问题,使之获得必要的现实性。我们把“学 习”暂且分别开来处理。先看所谓“习”,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习”的本质是环境,具体的说,是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甚至可以具体到个人成长的家庭,宗族和具体的地域环境,但不管怎样,这些环境大体上是互相影响,一般而言也超出了人力可以调整的范围,其本质用儒家的话语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所谓“有道”,或者“无道”,即总体上相对好的社会和相对不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这个问题的本质也纯然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总体过程。所以,“习”的本质实际上是社会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相对健康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整体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我们多少也能理解儒家的基本诉求,即个体和社会的不可分性,但如此我们的讨论将会势必导向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这是另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对此没有必要在这里做过于深入的讨论。

我们主要来看所谓“学”。我们知道,“学”相对来讲,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因素较小,个体在这个层面控制力会比较强。“学”相对于“习”而言,已经具有很强的形式化特征了,我们知道“习”几乎无处不在,但“学”一般而言,总是与具体的内容,场景,环境相联系的,比如,我们通常总是有学习的具体内容,比如科目,一般都在特定的场所开展,比如学校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学”从最大的方面首先分成“教”与“学”两个方面来看。一切文化,总是有来源的,对于受学者而言,老师就是他所获得的这种文化的最为直接的来源,当然,更具体的还有如何教,即方法问题,总之,这一切的考量基本上都可以由“教”来指称。或者,简而言之就是一个老师的资格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老师,这个我们以后要细谈。需要区别的是这里的老师之说应该理解为古典意义下的观念,而当今社会的教师,其本质是西方意义下的教育体系作为社会产业链条的职业概念,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或者更深入一点讲,关于这个意义下的教师概念甚至教育概念其实都是“习”所涵盖的,不是“学”的内容,因为这种教育更多是提供一个环境,而不是引导,所以谈不上“学”。

简单说了“教”,我们再来看“学”,这个“学”是与“教”相对的。如果说“教”所需要解决的是施教者的资格问题,那么,显然,“学”解决的就是受教者,或者说学生的资格问题。尽管我们说,夫子曰,“有教无类”,但这并不排斥具体的学习者的条件和具体的资质问题,反而,只有更好的理解这个区别,才能更好的,真正的实现“有教无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个性化”对待,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目标,否则,所谓“有教无类”最多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无聊说辞而已。而且这一点是理所应当的,不同的个体所处的发展状态和具体的学习能力当然是不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要得到具体的对待,我们打个比方,受教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只有大夫在充分了解个体的病因的情况下,病人才能得到最为合适的治疗,其未来的健康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教育的本质其实也是一回事,只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人的神圣性的情感不太情愿接受这一点罢了。总之,“学”解决的是学习者的资格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论语里有一个非常简明直接的说明,即,【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这是孔夫子对一个人是否具备开始学习文化的能力和资格的基本判断,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判断,或者说一个总体的判断。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理解,其大致意思就是一个人只有在过往的生活中“习”得必要的感情,获得基本的教养,才能开始学习相对更为教条化,理论化的文化,知识。这里面其实隐含着的就是一个成长,或者说学习的次序问题。

显然,透过我们对“君子”内涵的讨论,我们知道,成就这种人格的唯一方法是不断的学习,这是儒家在个体人格塑造方面最高的追求,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经典本质上都是阐述这个问题或者其具体的方面。但这其中有一个缺陷我们必须提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儒家经典中,尤其是后期经典中几乎所有的讨论都带有过分理想化的特点,即将“君子”这一观念更多的是用静态的,永恒的,近乎完美的态度来观察和评述,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态度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不正确的。这种大而全,理想化的“君子”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际效用是负面的,它将很多真实的,自然的存在状态用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掩盖起来,把“君子”人为的拔高到了类似于宗教体系里“圣徒”的地位,看似是尊崇,实际上抑制了“君子”概念内涵的发展,这种停滞性反映在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司空见惯的“君子”与“小人”观念的对峙,本质上毫无意义。这个情形与古典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停滞性如出一辙,应该说都是历史的某种必然。

既然泛泛的,教条化的“君子”对我们无甚大用,那么真实的,可信的“君子”或者类似于,接近于“君子”状态的人格表现,以及如何去达到这种人格,即方法论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之所在。实际上,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方法几乎全部都散见于“论语”各个章节中,但是“论语”是“经”,所以不可能过于理论化和系统化,另外考虑到时代的原因,“论语”亦不可能将这个问题以现代的形式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论语”中潜在的内容以更加清晰,理论的方式展示出来。

前文我们已经多次言及所谓“君子”的内涵无非就是“学习”能力而已,那么显然,这个“学,习”的具体能力的高下就是判断“君子”的标准,亦是成就“君子”人格的途径。而“学,习”自身是一个动态,具体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程合理的进行一些必要的分割和形式化的整理,这就相当于为整个成就“君子”的道路铺就了一个阶梯,循着这个阶梯上行,从最基础,最简单的方面着手,逐步地,渐进地,可靠地成就君子大道。这种考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既符合个体教育的基本要求,也和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态发展的要求合拍,实际上,我们必须要说,所谓教育在比较初级的层面就是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在以后合适的阶段我们会进一步对这些问题详加讨论。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究竟如何来进行这种形式上的分类。我把整个“君子道”的达成分为三个可以区分的阶段,三者之间是递进关系,即较低的阶段是后续阶段的基础,三者分别是,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下面分别对上述三者做一个大致的介绍。下士道是整个君子道的基础,是一个人开始学习的门径。我们知道,按照儒家的看法,没有所谓绝对孤立的个体性存在,或者说抽象的“人”,任何人都在某种程度和层面上与更大的,包容性更强的存在连接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下,我们甚至也完全可以将宗教神学里的“神”的观念视作这样更为完整的存在。但对这种不同级别的“存在”的认识在儒家看来实际上是教育,或者说“学习”的结果,那么,对于常规意义上的社会人而言,最为自然,朴素的这种认同必然来自于基本的家庭,宗族,通过这个基本的连接,个人获得了最初的社会身份,或者说获得了简单的人格性存在,这种情感的连接和维系是绝大多数个体存在的最主要形式,所以下士道的主要关注点就在这里,下士道就是研究这种基本关系的建立,维系和发展,通过这种研究,在个体方面,塑造稳定成熟度高的个体基本人格,在社会层面,完成这种人格和社会规范的良好互动。实际上,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一个术语“小人”就是这种下士的最为贴近的例子,当然,这个“小人”是不带任何道德贬义的成分的,其实,就“论语”的描述来看,要做到这样的“小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比如,夫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这种言而有信的“小人”是轻易能做到的吗?恐怕我们大多数人根本达不到这种所谓“小人”的要求吧,那么如果能,为什么能?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这些问题都要回答,也是我们在下士道的讨论中需要解决的。当然,下士道的讨论还有诸多其他内容,按照儒家的基本看法,任何个体都不会孤立存在,那么支持下士,或者说下士所赖以存在的外在社会环境也自然是我们研究的内容,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这种讨论,既要知晓下士作为“君子道”基础的重要性,和下士的完全内涵,亦要了解成就下士的可能方法。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所谓下士这种人格的基本框架规范,在情感上,下士主要对家庭和宗族的传承负责,祭祀先祖,孝敬父母,养护儿女,以及由此而自然生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自然情感,用儒家经典的规范术语来说就是所谓“孝悌”。在理性以及相应的社会层面上,下士主要活动在所谓法律的框架之下。以上二者构成了下士的基本内涵,当然我们要说下士自然也要接受必要的技术和艺术性训练,但这都不是主要的内容,在专门的章节中在细谈。

在下士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入中士的学习内容。说下士是中士的必要基础,完全是因为下士的逻辑是存在矛盾的,只是这种矛盾是人的社会性所天然具有的,所以这不应被简单视为对人的扭曲,而毋宁是良好的意识形态所带有的特点。但这种矛盾会随着发展逐步的显现出来,这个过程就自然地将我们带入到了中士的世界里。我们大致来说一说这个过程,此前我们提及下士的时候,言及下士的基本情感性的归属来自于家族,这种最为自然,血脉性的存在。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这种联系在真实的历史中是受限的,它受到来自多方力量的制衡,其可靠性和永恒性实际上更多的是来自与人们心底的期望。那么这样,个体在一定条件下就需要更为宽广,包容的存在,很自然的,我们会将这种需求追寻到我们的地域,民族,国家这些我们共同的历史上面,并在其中得到必要的滋养和一定程度的皈依。我们说,对这种特定族群历史的认同,价值的认同和传承就是中士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质,当然也是中士必须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这些是我们说的情感方面,和下士一样,还有外在的环境,和与情感因素相对应的的理性,理智层面的逻辑也需要研究讨论。总体上,会比下士的复杂很多,因为学习的内容会相对比较庞杂。但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人更为可靠,也更智慧,自然起码理论上能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同时,当然也能获得更多的自身的幸福感,而这也正是儒家一贯的追求,个体的所谓幸福和社会共同体的健康是根本无法割裂来看的。可以看出,这样的中士实际上非常类似于古典儒家经典和社会实践中对于“君子”的界定,但我们要说这里的中士总体上要比这种“君子”所涵盖的范围要小,但也正因为小,其内涵也就更精确,更具现实价值。总体上,中士是这样的一种人格构成,他的情感主要是来源于民族历史的传承,社会层面上,除了律法的基本要求外,他主要受到某种形式的儒士共同体价值规范的约束,此外,他还必须是某个特定领域内的专家,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这是学习上士道的学理基础。

以上我们简单描述了所谓下士和中士的基本规范,从整个“君子道”的进程来看,我们要说,这两种人格状态的存在本质上还是在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社会化产物。从个体层面来讲,这是个体人格健康的基本保证,更是继续成就上士道的基础;从社会面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健康有序的伦理保证。但是我们也知道,形而上学的本质是矛盾的,那么我们说上士道就是要打破形而上学的束缚,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总体上,上士道主要考察终极性,超越性的问题,或者说上士道体现的主要是儒家类似于宗教性的追求,而且儒家把这种追求很具体的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当然这里的艺术是指真实的,经得起历史和文化验证的艺术。这些我们留到具体的上士道的讨论中再说。

这样,我们就将“君子道”分成了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大体上为递进关系的阶段。既然有了必要的区分,那么这就自然的涉及到了“教”与“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先给出一个一般的判断,即师者总是要比学生的级别要高,同级别的只有具体程度和部类取向的差别,而没有层次上的差别,这种情况下施以的所谓教育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具体的讲就是,下士是没有资格为人师的,中士可以教习下士的学习,而上士才能对中下士给予普遍的指导。实际上,教与学,以儒家的眼光来看,本来就是一体的,学习的过程既是人格净化的过程,也是学习“教化”的过程,这是内外统一的,仅仅所谓的自我意义上的“学会”,而不会“教”,其实还是不会,对于儒家而言,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技术学习。


君子道次第导论:君子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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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市19559583793: 主题任务是不是因国家不同而不同
钱阙西罗: 所有国家服务器主题任务一样.望采纳

鹤岗市19559583793: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虑,(). -
钱阙西罗: 下一句:勇者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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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阙西罗: 君子道其常中的道是: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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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阙西罗: 智勇双全加君子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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