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传文言文翻译全文

文言文翻译全文《元行冲传》。~

元行冲，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的后代。少年时死了双亲，为外祖司农卿韦机抚养。博闻多学，尤其擅长音律和训诂的写作。考取进士，多次转为通事舍人，狄仁杰非常器重他。元行冲性情耿直，多次进言规诫，曾经对仁杰说“：下奉事上，就好比用自己积蓄来充实皇上的积蓄。如贵家的积蓄，脯腊月奚胰作为饭食用，参术芝精作为预防疾病用。我想门下宾客，可以充作好味者多，希望用小人备做一种药物。”仁杰笑着说“：这是我的药中宠物，怎么可以一日没有呢？”九次迁为陕州刺史，兼陇右、关内两道按察使，又授予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本族出于后魏，但没有编年史，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情详细而文笔简练，为学者称道。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跟在马后的形象，魏收旧史认为晋元帝是牛氏的后代，冒姓司马，用来应证石文。行冲追根究底，认为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元帝后受命，考正谣谶，特著论以明确这件事。开元初年(713)，自太子詹事出朝任岐州刺史，又充任关内道按察使。行冲自己认为书生不可以担负搏击责任，因此辞去按察使。让宁州刺史崔琬代替。不久又入朝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当时嗣彭王志目柬同父异母的哥哥志谦被人诬告谋反，审问之下，被迫承认了自己的不实之罪，就关进狱中等待判罪，十多人受牵连，行冲察明此事是冤案，一起将原情上奏。四次迁为大理卿。当时扬州长史李杰遭侍御史王旭陷害，皇上命令由大理卿评判，行冲认为李杰从政期间清白正直，不应该白白地被谗言陷害，又上奏请求按分列条目来从轻处理。当时虽不被采纳，却深为一时的舆论所赞誉。不久又坚持辞去刑狱官，求为散职。七年(719)，又转为左散骑常侍。九次迁为国子祭酒，一月后，被授予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多次被封为常山郡公。先时，秘书监马怀素召集学者来接续王俭的《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在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成而马怀素、诸无量就死了，皇上下令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上表请求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县尉毋..、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殿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一年多后书成，献给皇上。皇上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在学馆陈列。不久因为衰老缘故停止主持丽正殿校写书的事务。当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上奏请求通用魏征所注《类礼》，皇上即令行冲召集学者撰写《义疏》，准备陈列在学馆。行冲于是召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研讨削减，缩成五十卷，十四年(725)八月献给皇上。尚书左丞相张说反驳说：“今天的《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编录，历代传习，已近千年，为经典著作，不可刊削。到了魏代孙炎开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与先人所编的不同，终究没有采用。贞观年中，魏征根据孙炎所致，使之更加有秩序，并为之注解，先朝虽厚加赏赐，但书终究也不予采用。现在行冲等人去除魏征所做注解，缩成一家，然而与先人比较，章句隔绝，如果要采用，我担心不行。”皇上认为张说是对的，于是赐给行冲等人二百匹绢，将书贮存在内府，最终不得在学馆陈列。行冲不满众儒排挤自己，辞去官职，著论以排解郁闷，名为《释疑》。元行冲不久又多次上书请求做官，皇上应允了。十七年(729)逝世，终年七十七岁，追封礼部尚书，谥号叫献。
元行冲，河南人，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也。少孤，为外祖司农卿韦机所养。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诂训之书。举进士，累转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甚重之。行冲性不阿顺，多进规诫，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亦犹蓄聚以自资也。譬贵家储积，则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疴疾。伏想门下宾客，堪充旨味者多，愿以小人备一药物。”仁杰笑而谓人曰：“此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九迁至陕州刺史，兼陇右、关内两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继马后之象，魏收旧史以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马，以应石文。行冲推寻事迹，以后魏昭成帝名犍，继晋受命，考校谣谶，著论以明之。开元初，自太子詹事出为岐州刺史，充关内道按察使。行冲自以书生不堪博击之任，固辞按察，乃以宁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时嗣彭王志?柬庶兄志谦被人诬告谋反，考讯自诬，系狱待报，连坐十数人，行冲察其冤滥，并奏原之。四迁大理卿。时扬州长史李杰为侍御史王旭所陷，诏下大理结罪，行冲以杰历政清贞，不宜枉为谗邪所构，又奏请从轻条出之。当时虽不见从，深为时论所美。俄又固辞刑狱之官，求为散职。七年，复转左散骑常侍。九迁国子祭酒，月馀，拜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累封常山郡公。先是，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校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命学士鄠县尉毋煚、栎阳尉韦述、曹州司法参军殷践猷、太学助教余钦等分部修检，岁馀书成，奏上，上嘉之。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寻以衰老罢知丽正殿校写书事。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征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征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恚诸儒排己，退而著论以自释，名曰《释疑》。其词曰：客问主人曰：“小戴之学，行之已久；康成铨注，见列学官。传闻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将颁。未悉二经，孰为优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礼，行于汉末，马融注之，时所未睹。卢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为说解，代不传习。郑絪子干，师于季长。属党锢狱起，师门道丧，康成于窜伏之中，理纷拿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谋。而犹缉述忘疲，闻义能徙，具于《郑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窥览，犹遵覆辙，颇类刻舟。王肃因之，重兹开释，或多改驳，仍按本篇。又郑学之徒，有孙炎者，虽扶玄义，乃易前编。自后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错杂，　众说之精深。经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误，宁不芟砻。成毕上闻，太宗嘉赏，赍缣千匹，录赐储籓。将期颁宣，未有疏义。圣皇纂业，耽古崇儒，高曾规矩，宜所修袭，乃制昏愚，甄分旧义。其有注遗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旧贯，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安敢铨量。”客曰：“当局称迷，傍观见审，累朝铨定，故是周详，何所为疑，不为申列？”答曰：“是何言欤？谈岂容易！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族兄臧与之书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浮学宋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议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一矣。“汉有孔季产者，专于古学；有孔扶者，随俗浮沉。扶谓产云：‘今朝廷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修古义，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不容于代，必将贻患祸乎！”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二矣。“刘歆以通书属文，待诏官署，见《左氏传》而大好之，后蒙亲近，欲建斯业。哀帝欣纳，令其讨论，各迁延推辞，不肯置对。刘歆移书责让，其言甚切，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龚胜，时为光禄，见歆此议，乃乞骸骨；司空师丹，因大发怒，奏歆改乱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广道术，何为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惧诛，求出为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实之著名好学，公仲之深博守道，犹迫同门朋党之议，卒令子骏负谤于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三矣。“子雍规玄数十百件，守郑学者，时有中郎马昭，上书以为肃缪。诏王学之辈，占答以闻。又遣博士张融案经论诘，融登召集，分别推处，理之是非，具《呈证论》。王肃酬对，疲于岁时。则知变易章句，其难四矣。“卜商疑圣，纳诮于曾舆；木赐近贤，贻嗤于武叔。自此之后，唯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阙，郑玄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又王肃改郑六十八条，张融核之，将定臧否。融称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馀年，未有伟于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虑之失也。及服虔释《传》，未免差违，后代言之，思弘圣意，非谓扬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仇也。’则知变易章句，其难五也。“伏以孔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见重于来今。故知二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秀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于戏！道之行废，必有其时者欤！仆非专经，罕习章句，高名不著，易受经诬。顷者修撰，殆淹年月，赖诸贤辈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赏赍，内省昏朽，其荣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区区，抗群情之噂?沓褷，舍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触近名之诫，兴犯众之祸？一举四失，中材不为，是用韬声，甘此沉默也。”行冲俄又累表请致仕，制许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献。

全文翻译：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www.SlKJ.oRg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讲了而没被听从，那就还有大祸临头，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么？哪里是在务大体而求至治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的可进却退下了，那么有害成功的事便来了；有的本该退却又进了，那么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从这里失去；该慢的却反而快，那害处就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关心国家利益；可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害了有勤劳之功的人；可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聪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听”，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自国家图谋燕州以来，连续用兵不断，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向学。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师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诰，不久升兵部员外郎。
田锡(940~1004)，字表圣，田锡初名继冲，后更名为锡。
嘉州洪雅(今属四川眉山市)人，祖籍京兆(今西安)，唐末避黄巢之乱定居四川眉州洪雅(今槽渔滩镇)。
曾祖父、祖父均为当时洪雅之名士，太平兴国三年(975)进士，官至右谏议大夫。
北宋初年政治家和著名作家，在宋初的政坛和文坛享有较高的声誉。深为宋初士大夫所景仰。 生于晋高祖天福五年，卒于宋真宗咸平六年，年64岁。

田锡传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讲了而没被听从，那就还有大祸临头，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么？哪里是在务大体而求至治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的可进却退下了，那么有害成功的事便来了；有的本该退却又进了，那么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从这里失去；该慢的却反而快，那害处就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关心国家利益；可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害了有勤劳之功的人；可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聪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听”，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自国家图谋燕州以来，连续用兵不断，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向学。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师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诰，不久升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带大旱，田锡上奏，有“调燮倒置”的话，忤犯了宰相，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调出京师任陈州刺史。后因稽留杀人案受牵连，被降职任海州团练副使，后调任单州团练副使。后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员外郎，又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随即被任命为直集贤院。至道(995～997)中，官复原职。
　　宋真宗即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说陕西数十州都受灵、夏两次战争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为他们感到很悲戚。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不协调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现彗星，田锡上奏请求皇帝自我批评以回答天的警诫，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出发前，皇帝又派遣宫中的特使前往问候，而且加以优厚的赏赐。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但只分门别类地记事。臣请求从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精选抄录，另编一部《御览》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万机后，利用闲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读完。又选录经史中的精要格言，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屏风座位的侧边，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认为他说得好，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每编成数卷，就先拿给皇帝看。田锡于是先献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说：“圣人之道，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六经》就立言很高、意义深远，若不讲解讨论，不能测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若不参考比较它的异同，怎容易记住它的纷繁复杂。子部书则异端邪说众多，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若不猎取精微 要义作为鉴诫，提举纲要来观察它的会通规律，编成每日阅览的书，以帮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么就是一个人从小读到白了头，也不能读完经部，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臣每读书时，便想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将可以铭刻在座位侧边的格言，写在皇上的御屏风上；将可以用来当作日常道理的，录下来给皇上御览。希冀用我涓涓尘埃般的细小，来补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业能像尧、舜一样崇高伟大，而人民也就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
　　《御屏风序》说：“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也有诫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而使得夙夜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铭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唐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的经国济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览读经、史、子、集，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断进献给皇上，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或放置在座位侧边，皇上时时观读反省，则圣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进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讲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汇报。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诤臣的根本”，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续上奏八疏，都直讲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遗下奏表劝皇上用仁慈节俭来维护统治，用纯洁安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防乱。皇上看了颇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朝廷稍有缺点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书就已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不易得到。”嗟叹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并发给官费，让他们安排田锡的丧事。
　　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进过权贵人家的门，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没有懈怠的样子。倾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谏官职份内的通常应说的话。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给后人看，靠批评时局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将它们全部烧掉。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治理地方时没有什么政绩。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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