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苏轼传节奏划分

宋史·苏轼传注释~

宋史
原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佑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
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节选自《宋史·苏轼传》)

译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苏轼十岁时，他的父亲苏洵外出四处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苏轼读书。程氏在读到东汉《范滂传》时，不禁感慨叹息。苏轼问母亲：“如果苏轼将来做范滂(东汉人，字盂博，少年时便怀澄清天下之志)那样的人，母亲是否允许呢？” 程氏说：“你能够做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到二十岁的时候，苏轼博学多识，通晓经书和历史，每天写文章洋洋数千言，喜欢贾谊(汉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陆贽(唐代贤相之一)的文集。不久当他读到《庄子》的时候，感叹说：“我以前有这样的想法，但嘴里却说不出来。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写的，正好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啊！”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当时文章支离分裂和诡异奇怪的弊病很严重，欧阳修正思索有什么方法能救治这种弊病。当他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这篇文章时，又惊又喜，就想评为第一，但又怀疑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于是最终只评为第二名，但是凭借“《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参加殿试，中乙科。后来苏轼携书信拜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诗人)说：“我的文章比这个人要逊色一大截啊！”刚开始听到欧阳修这话的人都认为是欧阳修虚夸，并不信服。很长时间之后，大家才真正信服了欧阳修的话。
(苏轼)调到徐州(今江苏徐州市)任知州。黄河在曹村这个地方决口，泛滥于梁山泊和南清河等地，最后洪水汇集到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没有被及时疏导，徐州城将要被洪水冲毁，城里的富裕人家都争着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人们出城，老百姓都动摇了，我还与谁守卫这座城池呢？我在这里，就决不允许洪水危及城池。”于是，将逃出城外的富人们又赶回城里。苏轼拜访守卫徐州城的军队，叫出士兵头目说：“黄河水将危害到徐州城，事态非常紧急，即使你们是禁军，也要听从我的命令为我效力。”士兵头目说：“您太守大人尚且不躲避洪水和污泥，我们都是小人，理应为您效命。”于是带领手下人拿着畚锸等走出军营，修筑起东南长堤。雨日夜不停，城墙仅有三版没有淹没到洪水里。苏轼在城墙上过夜，路过家门时也没有进去。他让各级官员分别堵住各自防守的地方，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当初，宋太祖时实行差役制度，时间长了，产生了弊病。王安石担任宋神宗的宰相时改为免役制。司马光担任宰相，知道免役的害处，不知道它的好处，想要恢复差役制。苏轼说：“差役制和免役制各有利弊。免役的害处是官吏聚敛民财，钱财聚集在朝廷而百姓闹钱荒。差役的害处是百姓长时间服役，不能专心全力在农事上，此时那些贪婪狡猾的官吏就趁机做一些不法的事情。这两种害处的程度，大概是相等的。”司马光并不认为苏轼说得正确。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自己的观点，司马光很愤怒。苏轼说：“当年宰相韩魏公(指韩琦，是宋朝时辅佐过三任皇帝的宰相)指责陕西省的义勇军，您当时是谏官，努力和他争执，韩公不高兴了，您也不顾。苏轼以前听您详细说过这件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苏轼把话说完吗？”司马光听完笑了起来。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去世，享年66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随父亲苏洵学习文章，后来得力于天赋。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言语，也都能写成文章诵读。他的文章博大丰富，光辉灿烂，称雄百代，自从文章产生以来，(这种情况)大概也是很少见的。
苏轼自从成为举人到后来出入皇帝身边做侍从，都一定是以爱戴君王为根本，忠心耿直的言论，正直无畏的节操，都远远在众大臣之上。只是他被小人嫉妒和排挤，使得他不能安然在朝廷中任职。

译文：
苏轼字叫子瞻，是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的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中的要害。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答应我这样做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漫坏，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
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
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心应当效命。”他就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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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
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扩展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宋史苏轼传节奏划分：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嘉佑二年，试礼部，主司欧阳修惊喜，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洵卒，赠光禄丞。既除丧，还朝，以判官告院，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徽宗立，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轼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以上就是宋史苏轼传节奏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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