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太祖乾德二年八月记载了什么?

历史上宋朝时期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们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懂得感恩是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素养，俗话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那么，在当时的宋朝第一位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在当时的宋朝地位还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当时宋朝经济非常发达，人们生活也会安居乐业，不过，有传闻说历史上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救命恩人呢?具体的一起来看看!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史实：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说的是殿前都虞候张琼欺辱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人，被他们联手诬告。张琼被送交有关部门审查，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对这件事，《宋史》之外，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都有记载，以李焘《长编》的记载最为详细。当时，张琼的职务是“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防御使是寄禄官，代表他的品阶为防御使(略低于节度使，五品官)，殿前都虞候(掌军中司法，从五品)才是他的实际职务。史珪和石汉卿都是没有品阶的小校，且隶属于殿前司，是张琼的部下。按《长编》记载，张琼性格暴躁，御下严厉。当时史珪和石汉卿正受赵匡胤宠幸，张琼很轻视他们，称其为“巫媪”(老巫婆)。二人恨之入骨，于是诬告张琼“养部曲百余人，自作威福，禁旅畏惧。且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禁军将士都惧怕他。而且他还污蔑、诋毁皇弟赵光义担任殿前都虞候时的事。)宋太祖招张琼当面讯问，张琼不承认指控。太祖大怒，命人拷打他。石汉卿用铁挝(铁制兵器，头部形似手掌)猛击张琼头部，张琼被打的气息奄奄(仍不认罪)，拖出去交给御史府继续审问。张琼自知不免于死，遂解下所配玉带留给母亲，随即自杀身亡。

【赵匡胤】

按史书记载，“诬谮”两个字已经案件定了性：张琼是蒙冤而死。案情看似简单，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来龙去脉，发现内情却很是复杂。建隆二年七月，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老资格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职务，提拔资历较低的亲信统领禁军。到了乾德元年，赵匡胤对禁军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侍卫司被(弱化)分为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殿前司作为皇帝的近卫军，是最受信任的精锐部队。当时殿前司骨干成员，主要是赵匡胤担任殿前司主帅(殿前都点检)时的老部下，以及高级官员、阵亡将士的子弟。张琼出身将门，自大周(后周)起就在赵匡胤麾下征战。《宋史》记载，张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立下不少军功。周世宗南征进攻寿春之时，他以身体为赵匡胤挡箭，身中数箭差点被射死。赵匡胤即位，提拔他做禁军将领，后又破格任命他接替皇弟赵光义的殿前都虞候职务。

殿前都虞候是个什么官职呢?简单地说就是殿前司的军法官，军中地位仅次于殿前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宋太祖改造禁军，取消了殿前正副都点检职位，殿前司正副都指挥使职位也有意长期空缺，殿前都虞候实际上成了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全面掌管殿前司事务。又由于殿前司在三衙中地位最高，所以殿前都虞候品阶虽低(从五品)，却是禁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之一。

张琼之前，殿前都虞候职位一直由皇弟赵光义担任。赵匡胤征讨李筠、李重进之时，都是以殿前都虞候赵光义统领宫廷事务，执掌京城禁军，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赵光义升任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京城开封府最高长官、宰相品阶)。于是宋太祖钦点忠诚正直的张琼接替他的职务，并言道：“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司卫士如狼似虎，人数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领)。因此说，张琼作为大宋第二任殿前都虞候，是皇帝绝对信得过的禁军将领。

史珪其人，《宋史》有传。早在赵匡胤担任后周禁军将领时，史珪就在他身边做事(给事左右)。赵匡胤登基，史珪被任命为御马直队长(御马直的低级军官)。乾德元年八月案发之时，他的职务应该比御马直队长略高，属于皇帝的侍卫军官。关于石汉卿，《宋史》没有他的传记。除了参与诬陷张琼之外，史书记载开宝二年(969年)五月，宋太祖亲征北汉，殿前都虞候石汉卿在太原城下中箭溺水身亡。乾德元年案发之时，石汉卿的职务应该与史珪不相上下，属于皇帝身边的低级侍从军官。如此说来，张琼、史珪、石汉卿均为赵匡胤的亲信部下，曾经一起征战沙场，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反目成仇，必欲置对方与死地呢?

作为宋初知名将领，史珪和石汉卿名声都不怎么好。《宋史.史珪传》记载：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访。珪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说的是赵匡胤登基之初，要全面了解外界(应该主要是军方)情况，命史珪广泛搜集各种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因为打探的几个消息都得到证实，从此皇帝很信任他。《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石)汉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横恣，中外无敢言者。说石汉卿为人凶悍诡诈，善于揣度皇帝心意，经常把打探来的消息报告皇帝，由此很受宠幸，朝内朝外没人敢说他的坏话。也就是说，史珪和石汉卿除了殿前司低级军官之外，还兼有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赵匡胤的耳目。正因为受到皇帝信任，且在皇帝面前拥有话语权，史珪、石汉卿虽是小人物，却能够呼风唤雨，震慑群僚。

赵匡胤是靠禁军支持登上帝位的，一直将禁军视为禁脔，生怕他人染指。他要牢牢控制军权，“杯酒释兵权”尚嫌不够，还要在禁军中安插钉子，明里暗里大搞特务政治。张琼作为殿前司军法官，讲究的是正道直行，以纪律约束军队。他曾经与赵匡胤并肩战斗，真刀真枪搏出来的出身，向来为禁军将士所敬畏。史珪、石汉卿身为军人，靠耍小动作、打小报告博得皇帝宠幸，在殿前司充当内鬼，自然为张琼所不容。史、石的军中地位与张琼相差悬殊，以张琼的身份，很可能公开侮辱了他们，称其为“巫媪”。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史珪、石汉卿无疑属于小人，他们受了委屈便思报复，针对宋太祖的猜忌心理，编造事实，恶人告状，公开向长官发难。问题是，诬告上官(而且是皇帝的亲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事情败露罪责也不轻。史珪、石汉卿哪来这么足的底气呢?

根据史书记载，史珪、石汉卿诬陷张琼的罪名有四条：一是“擅选官马乘之”，二是“纳李筠仆从于麾下”，三是“养部曲百余人”，四是“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这四条罪状，前两条最多算是小错误，不属于原则问题;第四条“巫毁皇弟”，虽然赵光义身份特殊，但也算不上原则问题;似乎只有第三条“养部曲百余人”最为致命，触犯了赵匡胤的敏感神经。史书记载，前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重赟曾经“私取亲兵为腹心”(与个别士兵关系过于密切)，差点被赵匡胤处死。在军队中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这是赵匡胤登基前的一贯做法，也是他登基后坚决禁止的行为。张琼担任禁军统兵官，又“养部曲百余人”，其目的何在?因此，这条罪名应该是最致命的。但是，如果结合赵匡胤的行事风格仔细推敲，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大凡诬陷一个人，都要编造令其无法辩驳的口实。譬如宋高宗、秦桧要杀岳飞，好歹也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赵匡胤不是蠢材，对朝中人、天下事往往是洞若观火的。《宋史.史珪传》记载，史珪曾经诬陷德州知州梁梦升迫害刺史郭贵的家人(实为郭贵家人在德州为非作歹)，被赵匡胤一语道破天机，吓得史珪从此不敢乱进谗言。仅凭两个低级眼线的一面之词，就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将欲养兵作乱，赵匡胤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况且，如果赵匡胤真的怀疑张琼私养部曲，完全可以派兵搜查他的府邸、庄园，查清“养部曲百人”的事实，然后再对张琼痛下杀手，以儆效尤。在朝堂之上招相关人等对质，显然赵匡胤并没有将此事当成大事来查。

我以为，所谓“养部曲百人”的诬告，并不是导致张琼被猜忌、被杀的根本原因。让张琼说不清、辨不明的，是他曾经“巫毁皇弟”。史载，陈桥兵变之时，赵光义年仅22岁，时任内殿祗侯、供奉官都知，八品左右的职务。他很少随军征战，靠父兄功勋卓著荫补为官，品阶并不高。赵匡胤登基以后，提拔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并陆续将殿前司高级将领慕容延钊、石守信、韩重赟等人加官外调。这样，赵光义就由低级侍卫官一跃而为殿前司最高指挥官。但是，统领殿前司成千上万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仅凭“皇弟”的尊贵身份是不够的，赵光义一定闹了不少笑话，否则赵匡胤不会有“非琼不能统制”之类的议论。同时，赵匡胤也不打算像五代十国那样，授予这位皇弟以统兵大将的权力。因此，当政权逐步稳固之时，赵匡胤便解除赵光义的军权，将其升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宰相级别)，而将救过自己性命，自己信得过的将领张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

殿前都虞候本就是军法官，张琼是殿前司的老人，又有救主之功，是赵匡胤绝对的亲信，镇抚亲兵再合适不过。《宋史》记载，张琼“性暴无机，多所凌轹”(性情暴躁不懂变通，很多人受到压制)，说的应该是其统领禁军时的事情。自然，他的一些做法、言辞会涉及前任(皇弟赵光义)，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史珪、石汉卿虽受赵匡胤宠幸，但其所为当世人亦所不齿。张琼蔑称其为“巫媪”，足见他们在张琼手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他们善于钻营，或许早已对赵光义投怀送抱，敢于公开检举诬陷张琼，未必不是赵光义做后台(不排除赵光义有谗言在先)。而以张琼“性暴无机”的性格，最大的可能是对指控一概否认，甚至对赵匡胤大搞特务政治不以为然，口无遮拦而惹恼了皇帝。于是，“上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挝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遂下御史府按鞫。”

张琼究竟是怎样死的，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是“自杀”，而《宋史.张琼传》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是“赐死”。虽然两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赐死”是确认张琼有罪，是一种惩罚。而“自杀”用词相对中性，表明张琼之死并非出于皇帝本意。可见赵匡胤不希望背负忘恩负义、滥杀功臣的恶名。从情理分析，张琼本没有当死之罪，也犯不着自杀。事实上，张琼是被石汉卿打死的，只是没有当场毙命而已。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本就崇尚武力，讲理讲不过别人时往往拳脚相加，于是“上怒，令击之”。石汉卿也是武将出身，以铁挝击首，张琼不死才怪。因小人之僭滥杀功臣，过后还要在历史记录上玩文字游戏，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大佬!

过后查明张琼家无余财，仅有三个奴仆。赵匡胤责问石汉卿道：“你说张琼私养部曲百余人，他们在哪?”石汉卿回答：“张琼所养的部曲，无不以一敌百”。这显然是无赖的口吻，无论如何难以塞责。但奇怪的是，受到愚弄的赵匡胤却没有深究此事，不能不怀疑这里面有其他人为因素。我以为，以当时的情势，只有赵光义能保得了史珪、石汉卿二人。作为皇帝的赵匡胤，既需要忠臣，也需要小人。他不相信天下人都是正人君子，于是便培植小人大搞特务政治。小人认准这一点，投其所好，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

石汉卿做的坏事绝不仅仅就这一件。史书记载，石汉卿为国阵亡，人们“闻其死，无不称快”，基本持否定态度。史珪后来升了官，他资质平庸，总是做蠢事，屡屡遭到贬斥。直到赵光义即位，才被任命为“扬、楚等九州都巡检使”的高官，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巡视组组长”。宋代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但是类似史珪、石汉卿这样的耳目，一直在大宋朝的每一个角落里潜伏。

　　六年，兰州增置市易务，以通蕃汉贸易。七年，改市易下界为榷货务。令诸州旬估物价既定，报提举司，提举司下所部州，州下所属，募民出抵或钱以市，收息毋过二分。诏诸路常平司钱留其半，以二分为市易抵当。盖自五年贾青以平准物价与金银之类，行抵当于畿县，次年行之诸路，以常平、市易赊贷及宽剩钱为本，五路各十万缗，余路五万缗。至是，复有是诏。若无抵当而物货宜易者，亦听变鬻。八年，罢诸镇砦市易抵当。八月，诏诸郡抵当，有取息薄、可济民乏者存之，其余抵当并州县市易并罢。

　　元祐元年，内外监督市易及坊场净利钱，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若及官本者，并释之。绍圣四年，三省言熙宁兴置市易，元祐一切罢去，不原立法之意。诏户部、太府寺详度，复置市易务，惟以钱交市，收息毋过二分，勿令贷请。元符三年，改市易务为平准务，户部、太府寺市易案改为平准案。尚书省言："平准务官吏等给费多，并遣官市物，搔动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诏罢平准务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货，令有司转易钱钞，偿元给之所。

　　崇宁元年，户部奏：平准务钱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准为南北两务，如旧分置官吏。岁终考察能否，行劝沮法。五年，郡县应置市易者，凡岁收息，官吏用度之余，及千缗以上置官监，五百缗以上令场务兼领，余并罢。先是，尝诏府界万户县及路在冲要，市易抵当已设官置局;其不及万户、非冲要，并诸镇有官监而商贩所会，并如元丰令监当官兼领。至是，户部复详度以闻，遂行其议。建炎二年，言者以为得不偿费，遂罢之，而以其钱输左藏库，惟抵当库仍旧。

　　绍兴元年，罢诸州军免行钱及行户供应，见任官买卖并依时，违者以盗论。四年，两浙转运司檄婺州市御炉炭，须胡桃纹、鹁鸠色，守臣王居正以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温暖而已，岂问炭之纹色乎?"命罢之，诸类此者并禁止焉。十三年，蠲雷、化、高、融、宜、廉、邕、钦、贺、贵免行钱。十四年，以开州两县在夔部尤为僻远，减免行钱之半。十五年，以知汉阳军韩昕言，诸路收免行钱，定数外多取一文以上，以擅增税赋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见输免行钱三分之一。十九年，南郊赦，尽蠲百姓免行钱欠。是后凡赦皆然。二十五年，罢见输免行钱，禁下行买物，以害及小商、敷于乡村故也。

　　淳熙元年，罢市令司。诏临安府及属县交易侩保钱减十之五。七年，诸路州县交易侩保钱，亦以十分为率，与减五分。

　　嘉定二年，以臣僚言，辇毂之下，买物于铺户，无从得钱。凡临安府未支物价，令即日尽数给还，是后买物须给见钱，违许陈诉于台。

　　嘉熙三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直计之，什不得二三。重以迁延岁月而不偿，胥卒并缘之无艺，积日既久，类成白著，至有迁居以避其扰、改业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琐琐之物，贩夫贩妇所资锥刀以营斗升者，亦皆以官价强取之。终日营营，而钱本俱成乾没。商旅不行，衣食路绝。望特降睿旨，凡诸路州县官司买物，并以时直;不许辄用官价，违者以赃定罪。"从之。

　　均输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焉。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天下财用无余，典领之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本司具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神宗使自择之。向于是辟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当上供数、中都岁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岁何，皆预降有司。从之。

　　八月，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顗等言："向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琦、顗皆坐贬。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今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材智方略，未见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有，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辙亦坐去官。

　　于是知谏院范纯仁言："向憸巧刻薄，不可为发运使。人主当务农桑、节用，不当言利。"自后，罢纯仁谏职，而谏官李常复论均输不便，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亦言："均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帝方惑于安石之说，言皆不行。乃以向为天章阁待制，遣太常少卿罗拯为使，手诏赐向曰："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诚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览奏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之以强，终之以不倦，以称朕意。"然均输后迄不能成。

　　互市舶法 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后汉通交易于乌桓、北单于、鲜卑，北魏立互市于南陲，隋、唐通贸易于西北。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亦然。而高丽、回鹘、黑水诸国，又各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

　　宋初，循周制，与江南通市。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于建安、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内外群臣辄遣人往江、浙贩易者，没入其货。缘江百姓及煎盐亭户，恣其樵渔，所造屦席之类，榷署给券，听渡江贩易。开宝三年，徙建安榷署于扬州。江南平，榷署虽存，止掌茶货。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斋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黄河,治古堤。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遂止。诏民治遥堤,以御冲决之患。三年秋,大霖雨,河决阳武,梁、澶、郓亦决。诏发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黄河，治古堤。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遂止。诏民治遥堤，以御冲决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决阳武，梁、澶、郓亦决。诏发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是月，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
开宝五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遣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其役。翰辞，太祖谓曰：“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顿首对曰：“昔宋景公，诸侯耳，一发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忧及兆庶，恳祷如是，固当上感天心，必不为灾。”
六月，下诏曰：“近者澶、濮等数州，霖雨（渐）［荐］〈据《宋史》九一《河渠志》改。本卷下文校补未注依据者同此。〉降，洪河为患。朕以屡经决溢，重困黎元，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凡搢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许诣阙上书，附驿条奏。朕当亲览，用其所长，勉副询求，当示甄奖。”时东鲁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经》十二篇。帝闻之，召至阙下，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将授以官。以亲老，固辞归养，从之。翰至河上，亲督工徒，未几，决河皆塞。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皆发缘河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堤，以备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诏发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视遥堤旧址。使回条奏，以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抵郓，虽有堤防，唯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通舟运，漑农田，此富庶之资也。”不报。时多阴雨，河久未塞。帝忧之，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决河塞，群臣称贺。
九年春，滑州复言房村河决。帝曰：“近以河决韩村，发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当以诸军代之。”乃发卒五万，以侍卫步军指挥使田重进领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决澶州，陷北城，坏庐舍七千馀区。诏发卒代民治之。是岁，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𬯎，每岁河决南岸，害民田。请于迎阳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阳合大河，以防暴涨。”帝许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图，命昭宣使、罗州刺史杜彦钧率兵夫计功十七万，凿河开渠，自韩村埽至州西铁狗庙，凡五十馀里，复合于河，以分水势。
真宗大中祥符（三）［五］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其略曰：“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书》'过洚水’，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国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引河水，正北稍东十里，破伯禹［古］堤，迳牧马陂，从禹故道。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通利军北，挟白沟，复（四）［西］大河，〈据《长编》改。〉北迳清丰、大名西，历洹水、魏县东，曁馆陶南，入屯氏故渎，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广深与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坚壤析一渠，东西二十里，广深与汴等，复东大河。两渠分流，则三四分水犹得注澶渊旧渠矣。大都河水从西大河故渎，东北合赤河而达于海。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广深与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潦则塞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国御边之利也。两汉而下，言水利者屡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图志，九河并在（中）［平］原而北，且河坏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则九河奚利哉！汉武舍大伾之故道，发顿丘之暴冲，则滥兖泛齐，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而御边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也。一日（俟）［伺］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诏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详定。中正等上言：“详垂所述，颇为周悉。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则缘流就下，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堤防，亦虑入滹沱、漳河，渐至二水淤塞，益为民患。又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颇为烦费。”其议遂寝。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茭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贺，上亲为文，刻石纪功。是年，祠部员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州、通利军，与长吏计度。垂上言：“臣所至，并称黄河水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渎，注金、赤河，必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堤备。臣亦以为河水所经，不无为害。今者决河而南，为害既多，而又阳武埽东，石堰埽西，地形污下，东河泄水又艰。或者云：'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如是则议疏河者又益为难。臣于两难之间，辄画一计，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何以计之？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迳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堤，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堤。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请以兵夫二万，自来岁二月兴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
初，滑州以天台决口去水稍远，聊兴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台口旁筑月堤。六月望，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经赋率，虑殚困民力，即诏京东西、河北路经水灾州军，勿复科调丁夫。其守捍堤防役兵，仍令长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有诏嘉奖。
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菜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蔓，谓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冱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菼薍华，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其水势，凡移谼横注，岸如刺毁，谓之“札岸”；涨溢逾防，谓之“抹岸”；埽岸故朽，潜流漱其下，谓之“塌岸”；浪势旋激，岸土上𬯎，谓之“沦卷”；水浸岸逆涨，谓之“上展”；顺涨谓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谓之“径䆗”；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谓之“拽白”，亦谓之“明滩”；湍怒略渟，势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谓之“荐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馀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丈，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原注：旧有七里曲埽，后废。〉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原注：旧有七里曲埽，后废。〉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黄河，治古堤。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遂止。诏民治遥堤，以御冲决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决阳武，梁、澶、郓亦决。诏发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是月，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
开宝五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遣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其役。翰辞，太祖谓曰：“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顿首对曰：“昔宋景公，诸侯耳，一发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忧及兆庶，恳祷如是，固当上感天心，必不为灾。”
六月，下诏曰：“近者澶、濮等数州，霖雨（渐）［荐］〈据《宋史》九一《河渠志》改。本卷下文校补未注依据者同此。〉降，洪河为患。朕以屡经决溢，重困黎元，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凡搢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许诣阙上书，附驿条奏。朕当亲览，用其所长，勉副询求，当示甄奖。”时东鲁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经》十二篇。帝闻之，召至阙下，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将授以官。以亲老，固辞归养，从之。翰至河上，亲督工徒，未几，决河皆塞。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皆发缘河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堤，以备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诏发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视遥堤旧址。使回条奏，以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抵郓，虽有堤防，唯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通舟运，漑农田，此富庶之资也。”不报。时多阴雨，河久未塞。帝忧之，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决河塞，群臣称贺。
九年春，滑州复言房村河决。帝曰：“近以河决韩村，发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当以诸军代之。”乃发卒五万，以侍卫步军指挥使田重进领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决澶州，陷北城，坏庐舍七千馀区。诏发卒代民治之。是岁，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𬯎，每岁河决南岸，害民田。请于迎阳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阳合大河，以防暴涨。”帝许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图，命昭宣使、罗州刺史杜彦钧率兵夫计功十七万，凿河开渠，自韩村埽至州西铁狗庙，凡五十馀里，复合于河，以分水势。
真宗大中祥符（三）［五］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其略曰：“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书》'过洚水’，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国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引河水，正北稍东十里，破伯禹［古］堤，迳牧马陂，从禹故道。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通利军北，挟白沟，复（四）［西］大河，〈据《长编》改。〉北迳清丰、大名西，历洹水、魏县东，曁馆陶南，入屯氏故渎，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广深与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坚壤析一渠，东西二十里，广深与汴等，复东大河。两渠分流，则三四分水犹得注澶渊旧渠矣。大都河水从西大河故渎，东北合赤河而达于海。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广深与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潦则塞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国御边之利也。两汉而下，言水利者屡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图志，九河并在（中）［平］原而北，且河坏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则九河奚利哉！汉武舍大伾之故道，发顿丘之暴冲，则滥兖泛齐，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而御边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也。一日（俟）［伺］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诏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详定。中正等上言：“详垂所述，颇为周悉。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则缘流就下，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堤防，亦虑入滹沱、漳河，渐至二水淤塞，益为民患。又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颇为烦费。”其议遂寝。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茭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贺，上亲为文，刻石纪功。是年，祠部员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州、通利军，与长吏计度。垂上言：“臣所至，并称黄河水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渎，注金、赤河，必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堤备。臣亦以为河水所经，不无为害。今者决河而南，为害既多，而又阳武埽东，石堰埽西，地形污下，东河泄水又艰。或者云：'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如是则议疏河者又益为难。臣于两难之间，辄画一计，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何以计之？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迳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堤，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堤。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请以兵夫二万，自来岁二月兴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
初，滑州以天台决口去水稍远，聊兴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台口旁筑月堤。六月望，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经赋率，虑殚困民力，即诏京东西、河北路经水灾州军，勿复科调丁夫。其守捍堤防役兵，仍令长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有诏嘉奖。
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菜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蔓，谓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冱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菼薍华，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其水势，凡移谼横注，岸如刺毁，谓之“札岸”；涨溢逾防，谓之“抹岸”；埽岸故朽，潜流漱其下，谓之“塌岸”；浪势旋激，岸土上𬯎，谓之“沦卷”；水浸岸逆涨，谓之“上展”；顺涨谓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谓之“径䆗”；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谓之“拽白”，亦谓之“明滩”；湍怒略渟，势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谓之“荐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馀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丈，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原注：旧有七里曲埽，后废。〉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原注：旧有七里曲埽，后废。〉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八月，“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初置为三务，后又增至八务，真宗初又定为六务。其职能主要是对茶、盐、药等禁榷物资的“入钱请引”与相关贸易、税收的管理。因此榷务实际上与财政、军需、重要物资流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后多有变动，譬如政和二年（1112）至北宋末，榷货务职能多被新设之“都茶场”取代，但它作为榷茶管理机构长期存在，而且成为支持宋朝财政的重要力量。榷茶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官府对茶叶贸易专营场所的规定，这些场所被称为“榷茶场”（也称“官场”“榷场”），在榷茶场内，茶商需按规定进行买卖，并交纳相关牙钱和税赋。榷东南茶最早的机构为六榷务十三场。
《宋史·索湘传》载：有“与蕃夷互市”的榷场设于边州，由于当时要把货物远途运至榷场，路途遥远且多有损耗，而“茶茗”受到的影响最大，索湘因此建议商贾从水路进入以减少损耗，并增加“征算之益”。
当然，边境区域的这种榷场规制也多有争议，譬如在宋真宗时期，有人建议“于静戎、威虏两军置场鬻茶”，其收益“以资军用”，另外有主张打破榷场的严格限制，允许商旅将“茶药等物”贩易于“北界”，而“北界商旅许于雄、霸州市易”，以此支持边境贸易，“庶息边患”。但索湘却指出，若打破榷场规制，“许其交相贩易”，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沿边商人深入戎界”，二是可能有“奸伪”者混在“北界商人”中来“至雄、霸”，这两个结果在“边民易动难安”的大背景下，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他指出，应对“蕃戎之情”最适宜的办法还是“羁制”。基于此，他在上奏中强调仍保持榷场旧制。
整体来看，宋代榷茶制度的执行与榷茶机构的运行在争议、反复中逐步推进，总体路径是在国家力量与民间社会的二重角逐中曲折向前的。同时，无论这种角逐的力量对比变化如何，榷茶对国家的财政作用、稳边作用以及对周边少数民族群体的吸引力都已经十分明显。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黄河，治古堤。议者以旧河不可卒复，力役且大，遂止。诏民治遥堤，以御冲决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决阳武，梁、澶、郓亦决。诏发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诏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是月，诏开封、大名府、郓、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并兼本州河堤使。
开宝五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遣颍州团练使曹翰护其役。翰辞，太祖谓曰：“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顿首对曰：“昔宋景公，诸侯耳，一发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忧及兆庶，恳祷如是，固当上感天心，必不为灾。”
六月，下诏曰：“近者澶、濮等数州，霖雨（渐）［荐］〈据《宋史》九一《河渠志》改。本卷下文校补未注依据者同此。〉降，洪河为患。朕以屡经决溢，重困黎元，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凡搢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许诣阙上书，附驿条奏。朕当亲览，用其所长，勉副询求，当示甄奖。”时东鲁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经》十二篇。帝闻之，召至阙下，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将授以官。以亲老，固辞归养，从之。翰至河上，亲督工徒，未几，决河皆塞。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皆发缘河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黄河堤，以备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诏发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视遥堤旧址。使回条奏，以为︰“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抵郓，虽有堤防，唯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迩，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乎均济。通舟运，漑农田，此富庶之资也。”不报。时多阴雨，河久未塞。帝忧之，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决河塞，群臣称贺。
九年春，滑州复言房村河决。帝曰：“近以河决韩村，发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当以诸军代之。”乃发卒五万，以侍卫步军指挥使田重进领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决澶州，陷北城，坏庐舍七千馀区。诏发卒代民治之。是岁，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𬯎，每岁河决南岸，害民田。请于迎阳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阳合大河，以防暴涨。”帝许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图，命昭宣使、罗州刺史杜彦钧率兵夫计功十七万，凿河开渠，自韩村埽至州西铁狗庙，凡五十馀里，复合于河，以分水势。
真宗大中祥符（三）［五］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图，其略曰：“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于魏县北析一渠，正北稍西，迳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书》'过洚水’，稍东，注易水，合百济，会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堤，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贡》所谓'夹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国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引河水，正北稍东十里，破伯禹［古］堤，迳牧马陂，从禹故道。又东三十里，转大伾西，通利军北，挟白沟，复（四）［西］大河，〈据《长编》改。〉北迳清丰、大名西，历洹水、魏县东，曁馆陶南，入屯氏故渎，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发故渎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广深与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坚壤析一渠，东西二十里，广深与汴等，复东大河。两渠分流，则三四分水犹得注澶渊旧渠矣。大都河水从西大河故渎，东北合赤河而达于海。然后于魏县北发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广深与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决衡漳西岸，限水为门，西北注滹沱，潦则塞之使东渐渤海，旱则决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国御边之利也。两汉而下，言水利者屡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图志，九河并在（中）［平］原而北，且河坏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则九河奚利哉！汉武舍大伾之故道，发顿丘之暴冲，则滥兖泛齐，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而御边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也。一日（俟）［伺］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诏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详定。中正等上言：“详垂所述，颇为周悉。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则缘流就下，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堤防，亦虑入滹沱、漳河，渐至二水淤塞，益为民患。又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颇为烦费。”其议遂寝。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复溃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东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茭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贺，上亲为文，刻石纪功。是年，祠部员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州、通利军，与长吏计度。垂上言：“臣所至，并称黄河水入王莽、沙河与西河故渎，注金、赤河，必虑水势浩大，荡浸民田，难于堤备。臣亦以为河水所经，不无为害。今者决河而南，为害既多，而又阳武埽东，石堰埽西，地形污下，东河泄水又艰。或者云：'今决处漕底坑深，旧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复坏。’如是则议塞河者诚以为难。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如是则议疏河者又益为难。臣于两难之间，辄画一计，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何以计之？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堤，注裴家潭，迳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堤，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堤。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请以兵夫二万，自来岁二月兴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议虑其烦扰，罢之。
初，滑州以天台决口去水稍远，聊兴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台口旁筑月堤。六月望，河复决天台下，走卫南，浮徐、济，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经赋率，虑殚困民力，即诏京东西、河北路经水灾州军，勿复科调丁夫。其守捍堤防役兵，仍令长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有诏嘉奖。
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为水势之名：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二月、三月，桃华始开，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华水”。春末，芜菁华开，谓之“菜华水”。四月末，垄麦结秀，擢芒变色，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蔓，谓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冱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后谓之“矾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谓之“豆华水”。八月，菼薍华，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其故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冰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非时暴涨，谓之“客水”。其水势，凡移谼横注，岸如刺毁，谓之“札岸”；涨溢逾防，谓之“抹岸”；埽岸故朽，潜流漱其下，谓之“塌岸”；浪势旋激，岸土上𬯎，谓之“沦卷”；水浸岸逆涨，谓之“上展”；顺涨谓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横射，谓之“径䆗”；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谓之“拽白”，亦谓之“明滩”；湍怒略渟，势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谓之“荐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馀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辫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丈，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原注：旧有七里曲埽，后废。〉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凡缘河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开封府有阳武埽，滑州有韩、房二村、凭管、石堰州、西鱼池、迎阳凡七埽、〈原注：旧有七里曲埽，后废。〉通利军有齐贾、苏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阳、大韩、大吴、商胡、王楚、横陇、曹村、依仁、大北、冈孙、陈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孙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东、西、北凡四埽，郓州有博陵、张秋、关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齐州有采金山、史家涡二埽，滨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聂家、梭堤、锯牙、阳成四埽。所费皆有司岁计而无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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