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百家讲坛讲稿（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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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

祖籍太原[今属山西]。

，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

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

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

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

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

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

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

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

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

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

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

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

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

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

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七十岁致仕。

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 *** 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

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 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 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

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

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

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

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

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

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

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

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

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

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

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

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

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

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

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

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

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

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

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

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

葬于龙门山。

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

一度思卿一怆然。"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

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

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

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 *** 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

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

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

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

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

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

”（《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并将这一主张付诸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

他的早期政治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寄予了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

用辞尖锐，主题鲜明。

其代表作《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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