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施耐庵（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罗贯中两人中的一人，或两人皆有）编著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全书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反抗欺压、水泊梁山壮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后为宋朝征战，最终消亡的宏大故事，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书名由来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传》，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传》。

有关施耐庵是否是《水浒传》作者的问题，其实自明代至今都有人提出质疑。明朝初年有档案《前朝志拷》记载《水浒传》作者实为罗贯中。指出罗贯中在创作旷世巨著《三国演义》在前，完成了《水浒传》在后。而当时施耐庵的身份是罗贯中的先生（老师），施耐庵为其做过修改，并且有意抹去徒弟的名讳，使得自己成为当仁不让的原作者。这一点非常类似清代晚期那位伪圣人康有为盗用梁启超的著作，借他人之名炒作自己。不过也有人认为施耐庵并非有意借他人之名提升自己，而是胡应麟的误写使其误打误撞挂上了作者名衔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这个《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他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个是个别的明代的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是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的提出来的一种看法，这是第一种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个是在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代的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一个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个别的学者也持有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呢，在我看来基本上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就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就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说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另外一点，他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他说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个水浒戏，朱有炖写的。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炖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浒戏和它会不一样，所以呢，加以怀疑，那么这种说法呢，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

再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书里边出现了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再有一个说法呢，说这里边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在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写了大家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的，用银子这个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所以根据以上这几个情况呢，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部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人后来的人修改的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这个说服力就不强。另外有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是，这个是根据一些文字记载、一些明朝人的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是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不是很强的。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是元末明初的作品，这个作者呢，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那么下边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那么这个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边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多的一些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部小说卷一、第一页，一定有一个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它们上头就写到是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这个《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这个“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这个“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就是说《水浒传》它确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辑的“编”、次序的“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那么从这个题名来看呢，《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呢，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那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呢，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那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它前边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是很漂亮。有些句子也很流传，但是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关系。那么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够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边，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大家普遍的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这个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施耐庵是主要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够剥夺施耐庵的创作权；第二，不能够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这个就是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么几个问题。

那么可能有的同志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么这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是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这个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浙江杭州名人很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那么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呢就是有江苏省一个大丰，一个兴化来抢施耐庵。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丰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一个文物。那么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就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他建的这个墓。那么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建的墓，这是不能够作为他的籍贯的一个凭证。那么大丰，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它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到了大丰了，所以大丰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我们现在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里写到了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的。他写别的省，山东省河南省很多地理呀，它都是错乱的。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在封建社会一个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全部是没有错误。

那么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他是明代以前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录鬼薄》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那么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这个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是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他是有100％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我们所知道的，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顾曲麈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没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一个跟《续录鬼薄》这些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在这个《传奇汇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惠，是《幽闺记》、《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我们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委谈》，这里边讲，施耐庵就是施惠。那么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那么在《续录鬼薄》上我们找到了施惠。那么根据《续录鬼薄》的介绍，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那么关于这个施惠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

那么下边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作品，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做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有很多人都写了这些东西，那么逐渐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由素材做依据的，是在那个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恐怕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这个布料要成为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这样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们知道，林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里边，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呢，《水浒传》这部书呢，是描写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么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英雄的身上谁体现得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准确地、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那些材料里边有林冲，但是就是一个名字，没有他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这些故事。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不能不承认《水浒传》里边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条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的，那么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个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的这件事情上头，我们要承认他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性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有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那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呢，是在《水浒传》的第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很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描写，就是说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个关于阎婆惜和宋江，这个有这方面的、日常的，尤其是一些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边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个和其他的地方还不一样，这个表明了这个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

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了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这个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从怒火中烧再发展到了手起刀落，就把这个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于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是很平凡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得非常的好，这个宋江跟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个关系，全靠着阎婆这个人物奔走于两个人之间撮合，还勉强维系着。最后当然是破裂了，而这个阎婆最后看见女儿被杀了，好像是站在宋江的一边，说怎么怎么样。把宋江拉到了官府门口，忽然大叫，宋江杀了人了，她心还是在她女儿一边，不在宋江一边。这些地方写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在以前的文字资料里没有。

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比较，比较是两个比较：一个《水浒传》和元杂剧的比较，一个是《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的比较。因为元杂剧里边也写到了宋江和阎婆惜的事儿。《大宋宣和轶事》里边也有两个地方写到了他们的事。我们就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元代的杂戏写《水浒传》的有七、八部之多，每一个人物一上场，就是宋江一上场，他有一个上场白、开场白，讲我是什么人，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这里边宋江上场的开场白，究竟是说了些什么，别的戏里边，宋江的开场白跟这个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就用这个做代表，大家听一听他这个上场白是怎么说的。他说幼年我曾经在运城县做一个把笔司吏。因为带酒杀了阎婆惜，也就是说他喝醉了酒杀了阎婆惜。脚踢翻蜡烛台，一脚把这个蜡烛台踢翻了。蜡烛台一踢翻就烧了房子，房子一烧就烧死了人，烧死多少人？没有说，最起码有一个吧。它是死了人嘛，烧死了以后，他就逃走。逃走以后，官府就捉拿宋江，捉拿得很紧。宋江就没有办法，就去自首。自首以后，怎么判他呢？两样，第一，打四十棍；第二，发配江州。这是元杂剧里边所写的。宋江和阎婆惜这段事情，就是这么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拿它来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水浒传》里边的描写来比一比，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是很大很大，是本质的区别。

这里边就是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他杀阎婆惜的起因原因是什么？第二，宋江的罪名是什么？我们从这两点来进行比较。根据元杂剧的说法，他杀阎婆惜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是这么个原因。第二，他的罪名是什么呢？第一，杀了阎婆惜；第二，烧了房子；第三，烧死了人；第四，逃走。那么大家听一听，宋江这么四点罪名打了四十棍、发配到江州，我认为这个判得不重。起码杀死了一个人，烧了至少有一个人，还逃走了，还烧了房子。打四十棍、发配到江州，应该说这个是判得不重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宋江对读者来说，值得不值得同情呢？这里边有没有是和非的区别、美和丑的区别、善和恶的区别呢？可以说没有。这是元杂剧里边所描写的宋江和阎婆惜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轮廓。那和现在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比较。

第二个比较就是拿《水浒传》和《大宋宣和轶事》来做比较。看看《大宋宣和轶事》是怎么描写宋江和阎婆惜的。《大宋宣和轶事》里边有写到宋江和阎婆惜有两点、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有一天，梁山上头晁盖他们，想起来了宋江对我们很好、有恩义，就派人，派的是刘唐，送给宋江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呢？金钗，一对金钗。宋江呢，收下了没有呢？宋江收下来了，收下以后交给谁了呢？交给阎婆惜，阎婆惜就收藏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地方写到的。第二个地方，宋江回家探亲，从梁山泊回到家中探亲，给父亲看病。看完病以后，他就发现阎婆惜和一个叫吴伟的人有不明不白的关系，勾勾搭搭。那么，他就到了那里一看，这两个人搂搂抱抱靠在一起。宋江一看就怒发冲冠，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这两个人杀掉了。这是《大宋宣和轶事》写的。宋江杀阎婆惜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描写可以说非常地简单，很简略，只有骨头没有肉。《水浒传》的描写是有骨头有肉。

这个《大宋宣和轶事》的描写，问题还是出现在：宋江为什么要杀死阎婆惜，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由于《水浒传》里是写了晁盖给宋江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又给阎婆惜看到了。另外给了一百两黄金，宋江没有接受。但是《大宋宣和轶事》里没有这个描写，只描写了送了金钗一对，没有晁盖给宋江的信。因此就出了一个问题，在《水浒传》里边，阎婆惜要挟、威胁宋江的主要是她拿到了这封信。她认为这封信是你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现在没有了。另外呢，阎婆惜为什么狠命地要勒索宋江，是因为信里边说给了他一百两黄金，实际上宋江没有，阎婆惜要让他交出来。现在呢，没有，就是金钗一对，而且这金钗是交在她的手里了，他也没有说这是谁的，她也没有凭据证明这个金钗是晁盖，是梁山给宋江的。所以宋江杀她就仅仅是看到了她和吴伟两个人搂搂抱抱，就把她杀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罪名无非就是情杀。《水浒传》里描写的这些都没有了。《水浒传》里边说，第一，你是私通梁山，我要到官府去告你。宋江是一再地退让，一共是退让了三步，最后那个是得寸进尺，最后没有办法才把她杀掉的。而这里，这些情节没有了，就是看见跟一个男的搂搂抱抱，就把她杀掉了，这个说服力不很强，这种描写没有能够感动人，没有能够使人引起对宋江的怜悯，对宋江的同情。

《水浒传》里边，看了这个故事以后，读者的同情是给宋江的，读者的谴责是给阎婆惜的。而在元代杂剧也好、《大宋宣和轶事》也好，没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宋江也不值得同情，就是很平常这么个事情，只有骨头没有肉的一个故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施耐庵在这么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基础上添加了很多肉，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是一个大艺术家加进去的，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满，使得这个故事情节合情合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就显示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语言文字艺术大师，和一个很普通的记载一个故事的记录者之间的艺术功力的区别。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有创造性的作家。我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长篇小说而论，凡是第一流的、伟大的作品，全部都是个人的创作。群众创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第一流的，在历史上占那么重要地位的作品，积累型的作品。

我们常说知人论事，很可惜我们对《水浒传》的作者的生平家世却无从考证，只能是知之甚少了。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水浒传》的作者成为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作家。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听了刘先生的演讲之后，会更好地有助于我们阅读和理解《水浒传》，最后让我们向刘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水浒传》

中国明代长篇小说。又题为《忠义水浒传》，通行本简称《水浒》。一般认为是施耐庵著。
《水浒传》是民间无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体创作的成果，其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水浒传》描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因声势极盛，便在民间产生许多奇闻异说，流传中不断得到无名作者的加工增饰。施耐庵就是在长期民间传说、民间说话艺术和元杂剧水浒戏的基础上加工写定成书的。
思想内容 《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地描写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描写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展示了宏伟壮丽、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场面。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历史真实，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肯定和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小说描写从高俅到郑屠之流上上下下各色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由他们组成了一个黑暗统治网，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小说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歌颂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精神，表现了他们的优秀品质、英雄气概、斗争意志和伟大力量。《水浒传》描写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而汇合、由盲目行动而变为有明确的行动纲领，以及最后受招安、彻底失败的全过程。这是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斗争的兴亡史。《水浒传》在真实地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生活的过程中，也形象生动地概括了一些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尤其是农民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斗争策略方面的经验。《水浒传》中关于招安的描写，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农民阶级“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历史形成的思想局限。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忠君观念也对《水浒传》的作者产生影响。书中“赵官家”作为汉族政权的象征，显然同小说成书过程中民族斗争的历史背景有关。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实行的招安政策，无疑也对招安的描写产生影响。因而招安的描写，既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也反映了作者复杂的思想矛盾。

艺术成就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版本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很大。其版本有简本、繁本两个系统。明清以来流传的版本较多，各本差异较明显，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种繁本。

施耐庵（约1296～1370）

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施耐庵 是水浒传的作者！

施耐庵（约1296～1370）
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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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黎可立：[答案] 施耐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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