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2如如

驻守昆明附近的蒋军第八、二十六军不愿起义，在蒋军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的策动下，于12月16日进攻昆明，企图夺回云南省城。

双方激战至12月19日，为了保护昆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卢汉先后释放了被软禁的原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并请他们劝返各自部队。

李弥背信弃义，仍指示第8军进攻昆明。余程万则以老军长的身份，要求26军停止进攻，撤退到呈贡，再从呈贡撤退到滇南。

第二十六军离开后，第八军感到孤立无援，也于12月20日拂晓撤退进攻，昆明之围得以解决。

为了奖励第二十六军官兵，卢汉专门派人给师以上军官每人赠送黄金700两、白银1000两，并犒劳全军官兵宣威火腿3吨、银元5.2万元作为军饷。

第8军代军长曹天戈听说26军从卢汉手里夺了一笔金银火腿，羡慕不已。虽然被迫撤退，但他并不想造反，还想和卢汉谈一些条件，把被扣押在城内的一些人弄回来。

然而，曹天戈却无法出面。12月21日，5位师长（第3师田仲达、第42师石建中、第170师孙进贤、第237师李彬甫、导师李祯干）联名给卢汉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他们已撤离昆明，希望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军官，如如第八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原云南军管区参谋长柏天民、西南补给区第43补给区司令乐韶成等10余名将领，以及军师长的眷属。

柳元麟

这些将领中有些不是第8军的军官，名单显然是在台湾方面授意下制定的。

卢汉也看到这支部队的军长和师长们不愿意起义，他的态度仍然是必须通电宣布起义才能放人。

他们怎么能同意起义？放人的谈判搁浅了。但卢汉并没有让这些人难堪，除了柏天民、乐韶成仍关在监狱内，李弥的妻子龙惠玉、傅克军、柳元麟等人活动自由。

他们不甘心被困在昆明。1950年三四月间，新旧政权交接，他们花重金买了几个败类，搞到汽车和路条，从昆明经楚雄、保山、畹町镇，千里逃亡到缅甸。

柳元麟在缅甸集结逃缅部队残部，组成所谓“云南反共志愿军”并任总司令，长期在中缅边境作乱，这是后话了。

正在沾益机场等飞机赴台的李弥知道第8军已停止进攻昆明，估计解放军大部队几天后就会从贵州到达昆明，于是给大板桥的曹天戈发了一份急电。

李弥主张立即派孙进贤的170师北上，迅速占领距昆明600多公里的巧家，掩护全军向滇东北撤退，向西昌胡宗南残部靠拢。

曹天戈与参谋长、师长商议后认为，北撤至山穷水恶、人烟稀少的滇东北、滇康边界，并非上策。几万军队和大量的随军家属怎么养活？

而且，解放军一从四川、康滇、云南派兵包围，几万人就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他们认为事关重大，连夜派车将李弥从沾益接回大板桥，仔细商议。

经过反复讨论，李弥也觉得去滇东北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应迅速南下，经呈贡，经江川、通海，赶在卢汉起义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会合前到达滇南建水。

滇南温暖的气候，方便衣着单薄的官兵过冬。如果受到解放军压力，也可以向中缅、中越边境转移，像广西白崇禧的几个兵团一样逃往国外。

这种南逃的想法很快在第八军的指战员和师长中得到认同。曹天戈也失去了前几天攻打昆明的“英气”，当即决定分三纵队南下。

12月22日夜，几个纵队悄然出发。往南走的几条路，挤满了步兵、卡车、枪炮、战车，还有军官家属拖着孩子，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迤逦南行。

农历十一月初，滇池水域雾蒙蒙，越来越冷，虽然不像北方那样严寒，但晚上也是风大霜冷。

只是这种大转移不同于战败后的仓促突破，可以从容行事。但官兵们的心情沉重而茫然，不知道这次撤退是福是祸。

他们的情报不灵，当然不知道，当晚，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命令下，驰援昆明的第五兵团第18军54师162团和第16军侦察营，在毕节军分区司令员侯国祥的指挥下，从贵州毕节、威宁等地到达云南宣威。

第17军副政委戴润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率率49师146团和军事侦察营，分乘100余辆卡车，越过云贵边境的富源，将于第二天（12月23日）到达沾益、曲靖。

12月23日，第8军官兵终于得知解放军在南下途中已从贵州进入云南，迅速下令加快南逃。

但左纵队（田仲达三师及军部直属队）沿途遭到“边纵”二、六支队阻击，屡遭阻击，行动缓慢。

他们在仓促的战斗中急欲南逃，行李箱全部丢失，但仍被12月26日从贵州进入的解放军49师146团追上。

他们无法脱身，不得不停下来战斗。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战，被歼800余人，残部溃逃至鲁南、弥勒等地，狼狈不堪。

正当南逃的第8军、第26军人心惶惶之际，早已牢牢咬住敌人的解放军团突然停止追击，停在沾益、曲靖、罗平之间。

这让敌人大吃一惊，认为解放军长途奔袭太累，兵力单薄，无法单独深入，又减慢了逃跑速度，在石屏、建水、蒙自之间驻军观望形势，等待号令。

他们哪里知道，这种“打而不追”，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下了一盘精彩的棋局。

刘邓首长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在陈赓指挥第4兵团插入敌后完成合围后才下令总攻，以免追击敌人过于紧密，将其驱向境外，难以歼灭。

此时，刘、邓见昆明之围已解，命令入滇的第五兵团几个部队停止追击。

同时向中央军委报告，命令留守广西的第四野战军38军114师、151师立即隐蔽挺进滇越边境，切断敌人逃越之路。

12月24日，两个师接到第13兵团的命令。12月27日，他们由38军副军长兼114师师长刘贤权率领，从广西那坡、云南富宁、文山向河口进发，开始了近1000公里的长途奔袭。

几天后，陈赓将军指挥的第4兵团先头部队--第13军4个团也从广西南宁出发。

第四兵团从1949年10月初开始连续两个多月起来，部队已经非常疲惫，急需休整。但考虑到卢汉起义后云南形势严峻，刘、邓决定提早入滇。

114师师长刘贤权

他俩明智地预见到，起义后，卢汉将军可能遭到顽固的第8军和第26军的夹击，力量微薄、战斗力不佳的起义部队将难以招架。

为保证起义后云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敌人蹂躏，解放军应尽快进入云南。

果然，仅仅几天后，从12月13日开始，昆明周边就爆发了战争。卢汉求救电报雪花飞舞。

从昆明传来的战况表明，力量微薄、武器简陋的起义部队已经陷入了濒临城破的危机之中。

当时，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兵团三个军（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还散落在广西十万大山之中。

大的战役虽已结束，但清剿小散土匪的零星战斗仍在陆续进行。

李宗仁、白崇禧集团经营广西数十年，建立民团、保甲制度。当地顽固势力极其强大。解放时，一向与世隔绝的村民对中国共产党还不完全了解，容易被反动部队利用。

在一些地方，分散的部队和土匪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当地村民的支持，与解放军打游击。

陈赓司令员接到军委和二场首长的电报后，立即命令各军迅速集结兵力，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第四兵团于1949年1月由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纵队和秦基伟将军指挥的第九纵队组成。团以上指挥员都是经历过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的将领，善于打硬仗，指挥艺术高超。

在人民解放军中，陈赓将军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善战本领著称。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他名列十大大将。

早在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6年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红军将领，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战斗和震惊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担任干部团团长。

抗战时期，作为八路军六位旅长之一，他率领386旅深入华北敌后，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以来，他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和二野第4兵团，使在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同学不堪重负，先后歼灭了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黄维。

这一次，他所指挥的部队将消灭黄埔军校团长兵器教官汤尧、第二期学弟彭佐熙、第四期学弟曹天戈、李弥指挥的部队。有意思的是，陈赓还担任过曹天戈的区队长。

陈赓命令第13军抽出4个团作为第一梯队，于1950年元旦从广西南宁出发，经田东、田阳、百色进入云南富宁、砚山，插入蒙自、开远等地。

第13军其他5个团担任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从广西百色到云南文山的大片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带病在闷热干燥的气候中容易传播。由于山里浓雾弥漫、瘴气重，一直不利于行军作战。

但如今军情紧急，解放军顾不上路途险阻，疫病流行，决心排除万难，完成祖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追歼战。

出发前的12月31日，刘、邓遵照毛泽东指示，再次争取李弥、余程万。他们在广播里发表了“给李弥、余程万官兵的一封信”，向这些敌军将领和官兵指出：

打与逃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们“赶快醒悟过来，派代表到昆明与卢汉主席联络”。

然而，第8军、第26军一直被顽固的曹天戈、彭佐熙控制，李弥、余程万也因不同原因未作积极回应。

给了最后的忠告，敌人还是不愿起义或投降，解放军只好进攻了！

从广西百色进入云南以来，只有崎岖的小道蜿蜒在山峦之间，行车困难。

陈赓命令四个团作为第一梯队全部轻装前进，留下迫击炮、重机枪、骡马和大件行李，交由后续部队运输。

敌人很可能在短短三百里的距离内逃往境外，但我军要迅速走完长达七倍之多的两千多里的路程，堵住他们面前的逃亡之路，当然是极其紧迫和艰巨的。

第一梯队的4个团从南宁出发后，由于军情吃紧，每日行程不断加快，从每天120里、150里增加到180里甚至220里。

鞋子磨破了，山野里也买不到。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补鞋，就光着脚走路。就连师长和团长也是赤脚走路。

集结在开远、蒙自、建水、石屏四县的敌八、二十六军数万人，把红河北岸的小三角洲挤得水泄不通，几乎稍大的城镇和村庄都布满了人马。

卢汉将军起义后，这些地方政府官员有的弃职逃亡，有的不愿配合这些部队而躲藏起来。

军队自行收粮筹款，闯入寻常百姓家掠夺抢掠。本就贫困的各族群众更是苦不堪言。

蒙自地处滇中湖盆南缘，地势比周边几个县略平。这里有一座抗战时期修建的军用机场，前几天被卢汉将军派来的飞机炸瘫痪了。

蒙自盆地

如今，李弥和曹天戈调兵遣将、抓捕民工，夜以继日地抢修跑道。

台湾方面还派出大批空军地勤人员，加强蒙自机场管理，恢复与台湾的航空运输联系

看到银白色的飞机不断起降，卸下一箱箱枪支弹药、银元军装，这些士气低落的部队又兴奋起来，觉得靠台湾的援助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他们也知道卢汉的起义部队没有力量进攻，所以并不害怕。贵州的解放军部队大部分都去了四川，沾益、曲靖的解放军兵力有限，不可能给他们歼灭战的打击。

他们最担心的是远在南宁的陈赓兵团三个军，这三个军都是精锐之师，人数众多，战斗力很强。一旦进攻就像泰山压顶一般，他们是绝对受不了的。

但据他们计算，从南宁到滇南两千里，沿途都是山。按每日行军六十里计算，最快也要走一个月。

汤尧

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扩充训练军队，作出新的安排，是李弥、汤尧、曹天戈、彭佐熙等人每天都在讨论、难以一锤定音的事情。

他们只能以开远、蒙自为中心向东设置弧形警戒线，阻止解放军进攻。

他们也知道，解放军一旦来了，以这种简单设防、士气低落的军队，势不可挡，上策就是赶紧跑。

汤尧主张带着这两支大军回滇西，渡过澜沧江、怒江，再凭借横断山脉的险阻据守。

云南的雨季从5月初开始，河水上涨，船只中断，解放军难以渡河。秋后的国际形势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变化，然后这批残军可以再图进退。

12月中旬进攻昆明前，他们向台湾发电报表示，攻占昆明后，必要时应西渡怒江，以便筹划长期作战。当时蒋介石想让他们长期占领昆明，但他没有批准。现在看来可以实施了。

曹天戈同意了汤尧的计划，李弥却不愿意放弃红河两岸现有的地盘。他认为，既然退到了滇南，就不用再出远门，部队也经不起第二次远行的拖累。

滇南一带还遍布高山、险阻，是个进可攻退、守可守的好地方。太早放弃是很可惜的。

尤其是这几天，李弥以“云南省主席”和云南人的双重身份，积极笼络一些地方反动官僚、恶霸地主，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当时，红河两岸的地主和反动土司纷纷成立“反共自卫队”。比如哀牢山深处夹撒街的李润之，就是一个拥有2000人枪的土豪。

高级将领对撤守意见不一，举棋不定，只好向台北汇报。蒋介石见在这些人中难以产生权威，准备派参谋长顾祝同指挥协调这次行动。

顾祝同

顾祝同自飞离成都后，知道西南的情况早已不可为。他更清楚滇南两支部队的实力，是近几年拼凑出来的，并不是精锐之师，远不如成都的那几个兵团。

能打仗的兵团司令李文，带了七个军五万人，三天就全部被歼。滇南那些残军能干什么？只是他不敢在刚愎自用的蒋介石面前明说而已。

现在他怎么敢轻易来滇南？他的妻子到处哭诉：丈夫年老体弱，怎么在那个“蛮荒之地”指挥战斗？

其实，顾祝同当年才56岁，在国军上层还是很活跃的！

蒋介石在顾祝同的推荐下，欲改派钱大钧、韩德勤。他们也借口生病而推辞了。

蒋介石急于了解蒙自的真实情况，只好派国防部第三司副司长周云帆、空军第一军区副司令员易国瑞于1950年1月2日前往蒙自，了解军情，协调各方意见。

他们在蒙自召开军事会议，但意见仍难以统一。

彭佐熙生怕余程万卷土重来。趁着台湾来人，在会上痛哭流涕，指控余程万勾结卢汉阻止他攻占昆明。否则，他也不会沦落到退守小小的蒙自。

周云帆和易国瑞官阶不高，难以决定，只好将这些情况电告台湾。

顾祝同向蒋介石请示后，通知李弥、汤尧，并护送早已失去自由的余程万（余程万离开昆明后劝导二十六军起义，遭到代理军长彭佐熙反对，彭佐熙下令软禁余程万），于1月5日飞往台湾“述职”。

抵达台北当晚，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见了李弥、汤尧、余程万。

汤尧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过去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更没有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过。他混迹军界只靠安徽同乡照顾，在那些不能掌握兵权的闲散岗位轮转。

这一次，由于汤尧力主攻打昆明，他从一群败将中脱颖而出，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连连称赞，这让汤尧受宠若惊。

蒋介石对李弥、余程万两位黄埔学生不满意，怒责他们放弃革命军人本分，轻易落入卢汉的圈套，使卢汉得以顺利发动“兵变”，差点送走两个军。

他已收到彭佐熙的电报，彭在电报中指控余程万20项罪行。他对余程万更加反感，但又不立即发作。他只是盯着一脸惊慌失措的余程万，冷冷地问：“卢汉给了你多少钱？”

余程万难堪不已，只好回复：“5万银元。”

蒋介石嘲讽地说：“我给了卢汉很多钱，为什么只给你这一点点呢？我知道卢汉终究会造反的，你可以多拿他几个钱。”

在座的顾祝同、李弥、汤尧都听得出来，这是在斥责余程万被卢汉用钱收买。余程万吓得手足无措，生怕蒋介石一变脸就把他拉出来枪决。

近一年来，已有多名军政官员因“通共”或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处决，如浙江省主席陈仪、蒋军后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等人。蒋介石一翻脸，那些高级将领就有生命危险。

汤尧很自豪。前两个月，他在昆明、沾益、曲靖等地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处奔波，很难为陆军总部找到一个住处。

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得到了提拔，并被蒋介石亲自召见。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只飞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台北，但他已从老朋友那里得知，退居台湾孤岛一隅的国民党军政精英们，还像过去在大陆一样明争暗斗。

过去在大陆身居高位、手握军权的政要，如行政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白崇禧、京沪杭驻军总司令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等，都因丢失大陆的罪名而备受冷落。

还有一些官员对东北会战、徐州会战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如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等人，更不敢承担战败的罪责，逃往港澳或国外，不敢来台湾。

如今，东南行政长官、台湾省主席陈诚大权在握。这个一向深受蒋介石宠爱、善于在蒋介石军中设置派系的人，甚至变本加厉任用私人，陈诚派系在台湾安身立命的可能性相当大。

就连行政院这样重要的机构也被拒绝迁往台湾，以至于阎锡山一度想把他的行政院迁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

汤尧心想：那些党国大佬如昨日黄花，我却从没有兵权的幕僚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新成立的第八兵团司令，真是乱世英雄！

他也知道，这都是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赞助的。

其实，顾祝同并不看重汤尧的军事才能，但现在没有人敢去内地，只好用汤尧来顶替他在云南的位置，免得他掉进那个危险的地方。

于是，汤尧当着朋友的面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党国忠臣让我来当吧！”其实我心里暗暗喜欢。

他飞抵台北后，1月6日晚到圆山饭店会见白崇禧时，告诉白崇禧：“听说总统要我当兵团司令，保卫西南。”

白崇禧说：“太好了！赶快干吧，如果不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连个班长你都当不成，兵权只让他的徒子徒孙掌握，你怎么能有份呢？”

桂系地方势力首领白崇禧一向反蒋，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但现在他的几支桂系部队已经逃入越南，蒋介石暂时对他以礼相待。

当那些部队全部被越南法军解除武装后，白崇禧立即被软禁，更不允许离开台湾岛，蒋介石还时刻准备杀害他。

1950年1月9日上午，汤尧应顾祝同、萧毅肃之约，就两个军在云南的部署问题进行了密谈。

搞派系，拉山头，互相猜忌，这是国民党的旧式作风。虽然都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但在用人上还是离不开这个基础。

蒋介石已决定将余程万扣押在台湾，又因余程万而视二十六军全军为异己。

顾祝同说：“既然余程万靠不住，不如把第二十六军飞到台湾，留下武器，再扩军。另外胡宗南还有一些军校学生，你可以尽快联系。”

“有干部、有装备、有经费，还有半个云南的土地、1000多万人口，只要招到壮丁，就能死守。”

顾祝同是一位从排长一步步晋升为参谋长、从军38年的高级将领。他不知道建立一支新军有多难吗？从组建新军到训练新兵，没个一两年时间能搞得掂？

现在，解放军迅速入滇，战事将至，却要运走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比第八军更强的部队。这怎么算上策？

不过，他为官的原则始终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当蒋介石叫他消灭不可靠的第二十六军时，他毫不含糊地照办。

汤尧担心失去二十六军后，滇南兵力太少，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

顾祝同狡猾地说：“善用兵者，就是以少胜多，否则再多的兵也阻挡不了共产党。再说，你实在支持不了，就允许你退到国外去。”

顾祝同很清楚汤尧是什么水平。他虽然毕业于保定军校，但从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团。

他只是在训练总监部、陆军本部、国防部参事室等单位以高级参谋、参谋长的身份担任混日子。

蒋军不是没有善战的人，鼎盛时期还拥有800万大军，但他们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属于无名小卒的汤尧，能称得上是“善战”者吗？

然而，此时顾祝同只想尽快执行蒋介石的旨意，便抛开做人的道德和军人的责任感，不惜用花言巧语欺骗汤尧。

汤尧也知道这是“最高领袖”的意思，不能违抗。他只是担心自己与第八军没有历史关系，缺乏亲信作为骨干，他不能指挥，就说：“叫李弥来指挥不好吗？部队又是他的。”

顾祝同怕汤尧推辞，只好悄悄告诉他：“李弥是吴奇伟的妹夫，和卢汉很亲近，现在两人都叛逃了，李弥也有过不稳定的表现，所以总裁认为重用他不合适。”

广东籍国民党将领吴奇伟曾任第4军军长、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参加“民革”，策动粤东起义。全国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汤尧这次鼓动部队进攻昆明时，正是利用了第8军与第26军原有的矛盾从中周旋。

这两个军的军师长面对共同的敌人，表明对他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副总司令十分敬重，这一切他都心知肚明。

现在26军没了，他担心失去平衡第8军的力量，又会成为丧家之犬。

他不得不实话实说：“二十六军一旦空运台湾，剩下的就只有李弥的势力了。他也是云南人，在土司领导和地方势力中颇有威望，如果安排他负责的话，确实比我强得多。”

顾祝同干脆说：“这是总统的旨意，他还是要做他的主席，军权交给你。”

汤尧并不是真的想摆脱陆军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员的显赫职位。此时，他一再故意拒绝，只是想弄清上级的意图，希望蒋介石给予他明确的支持。

汤尧见此目的已达，便不再退让，准备回滇南做一把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的官瘾。

他想，在蒋军里，几十年的屈辱他都是忍气吞声。不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吗？

既然时来运转，何必错过这次机会呢？况且顾祝同已明确表示，如果支持不下去，可以退居国外。那时，只要跑快点就行了。

汤尧等人在台期间，蒋介石指示伪国防部命令第二十六军立即空运台湾整训。武器、弹药、装备、马匹、车辆等装备全部移交给第8军，防御由第8军取代。

这个近乎缴械的做法，在蒋介石军队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命令来了，第二十六军一片混乱，军长师长怨声载道，怒气冲冲，怀疑蒋介石有意消灭他们。

前几天因状告余程万被嘉奖的彭佐熙，此时不知所措：余程万不靠谱，我彭佐熙和整个26军都不能相信吗？

这是哪个共谍搞的鬼？一纸电报就要拆散几万大军。手无寸铁的弟兄去台湾能干什么？说解散就解散。

特别是26军是1947年5月由原驻守云南的93师扩编而成。下级官兵多为云南人，不少外省军官的妻子也是云南人。他们依恋故土，怎愿漂泊陌生的台湾？

消息一出，有的要求遣散，有的干脆开小差。顿时军心涣散，处于瓦解状态。

就连第8军的许多军官也充满了疑虑。他们认为，当解放军即将进攻时，即使两军都出动，也难以招架，现在只剩下一军了。这是哪家兵法？

第8军之前在准海战役中被消灭，后来李弥又去云南招募新兵，人数和战斗力远不及训练有素的第26军。

台湾方面把人数少、装备差的军队独自留在云南，势单力薄。怎么能打败人民解放军？

第8军官兵不认为运走26军是对他们的信任，而是怀疑是蒋介石有意保存强大的第26军，抛弃不能打仗的第8军。

有人抱怨说：俞济时在那支部队里当后台呀！这是好的做酒，坏的做醋。我们被留在云南，成了孤儿，没人管！

26军高级将领不甘心被解除武装，连续电告台湾国防部请求撤回命令，均被一一严词拒绝。出于无奈，他们只好听从命令，驱车前往蒙自等待登机。

城外空旷整洁的机场，一下子成了逃难的码头。不听指挥的士兵到处乱窜，随军家属哭诉叹息。

第26军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就这样自行瓦解了！而第8军似乎被“加强”了，但也是人心浮动、怨声载道，哪里有战心！

1月14日，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随李弥、汤尧（余程万被押台北）飞赴蒙自，正式宣布汤尧为第八兵团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副军长兼军长，孙进贤所在的170师升格为第九军。

表面上有两个军，但实际上那支军队的人数还是一样的。

曹天戈见到顾祝同后，如实报告了因26军空运而对8军造成的负面影响。

顾祝同知道这样做不妥，也不敢改，因为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他只是敷衍地说：“胡宗南的军队即将开往云南，等他们到了，力量就大了！”

退守西昌的胡宗南到底有多少人枪，他也没有说清楚。

胡宗南从海南岛飞回西昌后，虽尽全力收编散乱残部，但仅有5000余人，包括收反动土司队伍在内，也不足1万人。他能跨越千山万水去配合汤尧和曹天戈吗？

曹天戈虽然不相信胡宗南的“远水”，但在蒋介石给他发来亲笔信，要求他“为党为国，忠诚到底”，并奖励5000银元后，他不得不服从这一决定。

当天，顾祝同主持召开了由李弥、汤尧、曹天戈及各军、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到一半，有人急匆匆地向他们报告，解放军已从广西进入云南，文山、麻栗坡等地已被占领。

与会的军官们都很惊讶。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他们既紧张又怀疑。

为了稳定军心，汤尧还在掩人耳目，说：那些不过是一些“土共”（按：指“边纵”游击队）。那些破枪你们怕什么？

顾祝同还故作镇定地指着军用地图，亲自丈量了从南宁到蒙自的远距离，并告诉军师长：

“共军陈赓兵团刚打完两广战役，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怎么能这么快来到蒙自？他们不是神兵，不要慌，大家一起好好谋划作战计划。”

但他们也知道，解放军主力迟早要来，所以要做好防御。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他们迅速作出了以蒙自为中心的防御部署，严格控制和保护机场。如战败，撤退至元江西岸，利用元江天险，控制滇南思茅、普洱地区。

如果在元江前线再遭挫败，就撤退到车里、佛海、南谯（今勐海县），依托中缅边境打游击。

他们把防御观点放在滇南的思普、车佛南地区，这里不仅山陡路陡，而且没有道路，不利于解放军大部队行军。还红河、把边江、澜沧江等湍急河流的红河。

特别是思茅、南峤在抗战时期修建了小型军用机场，稍加修缮即可起降军机，并与台湾保持联系。

根据这次军事会议的决定，曹天戈作出了具体的防御部署，命令孙进贤所在的第9军（即170师）迅速进入开原，接替第26军的防御。

田仲达所在的3师前往蒙自、个旧等地维修铁路。

李彬甫所在的237师向红河南岸的蔓耗、蛮板渡口进发，保护26军修筑的两座浮桥，以便一旦在蒙自失守来不及离开，就可以过红河经锦屏逃往越南。

石建中所在的第四十二师驻守在蒙自以东的明九地区，李正干的导师则留在昆明附近的呈贡，监视卢汉的部队。

他们情报不灵，又掉以轻心。这个三角防御体系侧重于东部方向。万万没想到，解放军四个团突然从他们的后方出现在南方！

顾祝同担心李弥妨碍汤尧、曹天戈指挥第8军，让他一同飞往西昌。

李弥见军权被剥夺，难以再发号施令。他颇为不满和无奈，只好在第二天（1月15日）下午2点与顾祝同乘飞机前往西昌。他没有想到因祸得福，这次飞行使他免于沦为阶下囚。

汤尧估计，从1950年元旦算起，解放军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到达。但解放军14天行程1000公里，提前半个月到达蒙自外围。

解放军与蒋军激战至2月19日。除第8、26军1500人逃往缅甸外，其余2.7万人全部歼灭。汤尧、曹天戈被俘，彭佐熙只身逃往越南，1954年才返回台湾。

汤尧被俘后，见到了昔日的黄埔一期学生陈赓，陈赓笑问：“请师长长，学生这一招怎么样？”

汤尧佩服地回答：“我原以为你会从东边攻过来，没想到是从南面包抄，老师自愧不如啊。”

李弥逃回台湾后的，还挂着“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虚衔。

1950年5月，蒋介石从各种渠道得知，有一批从云南逃出去的军队，在中缅、泰缅边境作战，人枪不少，还很得势，当时泰缅政府也奈何不了他们。

蒋介石很兴奋，估计是第8军残部，就命令李弥化装成商人，从台湾经香港、泰国潜入中缅边境丛林中，与残军联系上。

1951年1月，李弥曾纠集当时在境外编成的杂牌武装8000余人，攻进滇西南边地的沧源、耿马、双江、澜沧、西盟等城镇和乡村，颇有旗开得胜之感。

却不了解，解放军是主动撤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们还错以为“反攻大陆”有望。

当台湾方面连续向他们空投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鼓励他们趁势攻下保山、思茅、昆明之时，解放军在6月下旬用6个步兵团分路合击。

这些残军哪里抵抗得住，稍一接触，就被歼灭549人。

不过这一年多，他们生活在中缅边界的原始老林，每个人都有一手钻老林爬大山滚陡坡逃逸的绝技，赶紧利用地形作掩护逃回缅甸。

李弥后来又计划过几次对边境的袭扰，都没有成事，只能在中缅泰边境的丛林中艰难地生存。

过了几年、他见反攻无望，只好于1954年颓丧地只身返回台湾，1973年病逝。

余程万在1950年1月间去台湾后，即被蒋介石关押在台北，他的老上级、原74军军长俞济时为他求情，余程万才走出监狱，过了几个月飞往香港与家人团聚。

在香港，余程万利用卢汉送给他的钱财，开米店、杂货店、当铺，并进军建筑行业，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如今香港中环核心地带的万宜大厦正是余程万筹建的，这是香港第一座有手扶电梯的建筑。

余程万经商积累的巨额财富，被歹人觊觎。

1955年8月27日晚11时，余程万从九龙带货款回家，一进门就被3名歹徒劫持，警察闻讯赶来围捕，歹徒把他绑架作为人质。在匪警枪战中，余程万不幸遇难。

余程万遇难地——元朗华苑

但也有人说，此事是蒋介石策划的，台湾特务以抢劫为名刺杀余程万，目的是报复他率26军撤攻昆明的义举。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个在抗战时期的常德保卫战中，曾勇敢拼杀过的将领，在昆明起义后，虽然愿意回第26军去说服部队起义，但兵权已失，也就失去了作用，晚年死得不明不白，悲惨的命运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