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的学术经历

关于学问的小故事（急用）~

在一个傍山依水的小镇，有一位老人，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文学这朵开在理想王国的奇葩。在他书房的正中央悬挂着两块匾额，分别写着“学”和“问”两个字。
人行犹可复，岁月哪可追，转眼间，这位老人已年过古稀，体力也渐渐衰弱，时常卧房不起，不久之后，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老人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便将家里的财产平分了。老大得到了那块“学”字匾，老二也理所当然拿走了剩下的“问”字匾。
然而，好景不长……
自从老大如获奇珍异宝似的拿到了“学”字匾以后，整天埋没于苦读之中，即使遇到了不解之处，也不会请教他人，结果一事无成。老二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懂还是不懂，他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依赖别人，结果也是两手空空。
就在兄弟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经一位高人点化，终于懂得了——原来学与问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又学又问，才能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于是，兄弟二人将两块匾合二为一，并且相互学与问，虚心求教别人，成为了学富五车的人。

伽利略17岁那年，考进了比萨大学医科专业。他喜欢提问题，不问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有一次上课，比罗教授讲胚胎学。他讲道：“母亲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由父亲的强弱决定的。父亲身体强壮，母亲就生男孩；父亲身体衰弱，母亲就生女孩。”

比罗教授的话音刚落，伽利略就举手说道：“老师，我有疑问。”

比罗教授不高兴地说：“你提的问题太多了！你是个学生，上课时应该认真听老师讲，多记笔记，不要胡思乱想，动不动就提问题，影响同学们学习！”“这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动不动就提问题。我的邻居，男的身体非常强壮，可他的妻子一连生了5个女儿。这与老师讲的正好相反，这该怎么解释？”伽利略没有被比罗教授吓倒，继续反问。

“我是根据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讲的，不会错！”比罗教授搬出了理论根据，想压服他。

伽利略继续说：“难道亚里士多德讲的不符合事实，也要硬说是对的吗？科学一定要与事实符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比罗教授被问倒了，下不了台。

后来，伽利略果然受到了校方的批评，但是，他勇于坚持、好学善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正因为这样，他才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一个天才的童年，总会有些超乎寻常的故事。爱因斯坦刚出生时，后脑大得不同一般，
而且头骨呈棱角形，头骨的这种异状，后来永久性地成为爱因斯坦的特征。爱因斯坦的母亲
曾为头胎儿子的异样头骨而受惊，爱因斯坦的祖母看到孙子，也低声嘀咕：“太重了！太重
了！”她不是说孙子的体重，而是孙子大而怪的头形让她不安，一个弱小的身躯，如何支撑
得住这个硕大的脑袋？她们当然还不曾意识到：就是这个大而怪的头脑，将滋生出多么伟大
的意识。 当然，童年时代的爱因斯坦还不可能向世人解释自己个性的内涵。他独来独往，时常故
意躲开小伙伴、同学，即使同亲人在一起，他也只是一个沉默的听众。谁要是破坏了他独处
的心境，一向沉静的他会突然爆发出激烈的情绪。爱因斯坦的妹妹后来回忆说：“每逢那样
的时刻，他会变得脸色苍白，鼻尖发白，不能自制。”有几次，爱因斯坦竟向比自己小2岁
的妹妹扔东西，大发脾气。爱因斯坦5岁时，父母为他请了一个家庭女教师。第一次上课
时，爱因斯坦大概发现自己将失去自由的个人世界，又一次大发脾气，向老师扔椅子以示抗
议，爱因斯坦的父母只好结束这第一次还未开始的教育。不爱和人交往的小爱因斯坦偏喜爱
那些需要耐心和坚韧的游戏，比如用薄薄的纸片搭房子，不成功绝不罢休。
对于童年的爱因斯坦来说，独立的个性还只是一只“空筐”，它需要充实精神、文化的
内涵。第一个装进这只“空筐”的是什么？是音乐。爱因斯坦3岁的时候，一天，母亲波林
坐在钢琴旁，轻轻地抚弄琴键，优美动听的旋律像潺潺溪水，从她的手指下流出。忽然，她
觉得背后有人，她回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美妙的乐声。年轻的
母亲高兴了，她说：“瞧你一本正经的，像个大教授！哎，亲爱的，怎么不说话呀？”爱因
斯坦没有回答，他只有3岁，还无法说清激起心灵感应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他那对亮晶晶
的、棕色的大眼睛中却又分明闪烁着快乐的光辉。琴声又响了，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小爱因
斯坦迈着摇晃的步子，无声地扑向一个新的世界，那里只有美丽、和谐和崇高。
不爱说话的小爱因斯坦对音乐入迷了，6岁起练习拉小提琴。几年后，爱因斯坦唯一的
消遣就是音乐，在母亲的伴同下，他很快就能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奏鸣曲了。

按爱因斯坦的心理气质而言，如果他出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或许把他造就成为一个
杰出的艺术家，但在19世纪末的德国，一种以科学发明去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潮正在兴起。
各种科学发明以前所未有的声、光、电、化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感官世界，各种技术上的新鲜
玩意给新一代人带来无穷的趣味，并吸引着他们兴趣，激起他们的求知欲。
科学之光普照着大地，也照亮了小爱因斯坦成长的道路。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
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
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
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
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
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
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
向北边呢？
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
“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
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
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
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
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
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显然，人们经验认为“空虚”的空间存在一种什么东西，一种什么力量，迫使着物体朝
特定的方向运动。这件偶然小事虽微乎其微，并发生在爱因斯坦成为科学家之前很久的时间
里，但这次奇特的经历却对他后来的科学思考与研究极为重要。后来，“场”的特性和空间
问题是那样强劲地吸引着这位物理学家。在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终于天才地解决了这些
儿童时代就萌发出来的困惑。不过在当时，它们还只是以朴质的本来面貌显现在他的眼前。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
——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一个12岁的孩子，在不可思议的感受中迷上了数学，而且初次领略了一个古老又永恒的哲学命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个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相加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个平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却能证明。人的思维能证明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是多么奇妙！那么量一量行不行呢？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小爱因斯坦当时是否作过这样的设想。从上边引证的自述来看，爱因斯坦直觉地感到：不行。一千次、一万次量度不能代替一次证明，一次证明却能代替一千次、一万次量度。几何学给爱因斯坦带来的思维奇妙性，使他来不及按部就班，竟一口气把《圣明几何学小书》学到最后一页。 在爱因斯坦步入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初几步，有两个人是很重要的，虽然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对爱因斯坦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正是他们，把打开自然科学殿堂大门的第一把钥匙递给了爱因斯坦。这两个人是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爱因斯坦和来自俄国的大学生塔尔梅。 雅各布·爱因斯坦是个很有事业心并且精力充沛的人，是一个工程师，也和赫尔曼·爱因斯坦一样爱好数学，就是他动员赫尔曼·爱因斯坦一家移居慕尼黑。在工厂里，他管技术；在家里，他则是小爱因斯坦入学前的数学启蒙者。爱因斯坦上学后，雅各布叔叔常常给小爱因斯坦出些数学题让他解答。每当正确解答后，爱因斯坦就特别高兴。 1888年10月，爱因斯坦从慕尼黑国民学校进入路易波尔德中学学习，一直读到15岁。这期间，来自俄国的大学生塔尔梅成为爱因斯坦家里的常客。塔尔梅每星期四到爱因斯坦家来吃晚饭，这是慕尼黑犹太人帮助外国来的穷苦犹太学生的慈善行动。塔尔梅是学医的，但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哲学均抱有兴趣。他对小爱因斯坦的超常求知欲及能力很吃惊。那本让爱因斯坦终身难忘的“神圣的几何小书”便是塔尔梅送给爱因斯坦的。一开始，塔尔梅总是和爱因斯坦谈论数学问题，越谈就越引起爱因斯坦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对学校枯燥教学方式厌倦的爱因斯坦干脆自学起微积分，他提出的数学问题常弄得中学数学老师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尽管爱因斯坦的数学成绩永远第一，但老师并不喜欢他。 一次，一个老师公开对他说：“如果你不在我的班上，我会愉快得多。”爱因斯坦不解地回答：“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呀！”老师回答说：“对，确是这样。可你老在后排笑着，这就亵渎了教师需要在班级中得到的尊敬感。” 爱因斯坦当然没有任何过错，他的老师的抱怨也可理解。爱因斯坦超常的数学能力确实让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感到难堪和无法言说的心理压力。 和这位教师不太大度的心理相反，塔尔梅虽不久后也不是爱因斯坦数学上的对手了，但他依然热情地为爱因斯坦介绍当时流行的种种自然科学书籍和康德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布赫纳的《力和物质》、伯恩斯坦的《自然科学通俗读本》，给爱因斯坦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伟大的科学家们的生涯中，人们发现：他们往往在年幼时期由于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一部著作，从而对他们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在《自述》中说： “在12—16岁的时候，我熟悉了基础数学，包括微积分原理。这时，我幸运地接触到一些书，它们在逻辑严密性方面并不太严格，但是能够简单明了地突出基本思想。总的说来，这个学习确实是令人神往的；它给我的印象之深并不亚于初等几何，好几次达到了顶点——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无穷级数，微分和积分概念。我还幸运地从一部卓越的通俗读物中知道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成果和方法，这部著作①几乎完全局限于定性的叙述，这是一部我聚精会神地阅读了的著作。当我17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十多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已16岁了。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求学岁月

1661年，19岁的牛顿以减费生的身份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靠为学院做杂务的收入支付学费，1664年成为奖学金获得者，1665年获学士学位。

17世纪中叶，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还渗透着浓厚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气味，当牛顿进入剑桥时，哪里还在传授一些经院式课程，如逻辑、古文、语法、古代史、神学等等。两年后三一学院出现了新气象，卢卡斯创设了一个独辟蹊径的讲座，规定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物理、天文和数学课程。

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伊萨克·巴罗是个博学的科学家。这位学者独具慧眼，看出了牛顿具有深邃的观察力、敏锐的理解力。于是将自己的数学知识，包括计算曲线图形面积的方法，全部传授给牛顿，并把牛顿引向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这段学习过程中，牛顿掌握了算术、三角，读了开普勒的《光学》，笛卡尔的《几何学》和《哲学原理》，伽利略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胡克的《显微图集》，还有皇家学会的历史和早期的哲学学报等。

牛顿在巴罗门下的这段时间，是他学习的关键时期。巴罗比牛顿大12岁，精于数学和光学，他对牛顿的才华极为赞赏，认为牛顿的数学才超过自己。后来，牛顿在回忆时说道：“巴罗博士当时讲授关于运动学的课程，也许正是这些课程促使我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牛顿在数学上很大程度是依靠自学。他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笛卡儿的《几何学》、沃利斯的《无穷算术》、巴罗的《数学讲义》及韦达等许多数学家的著作。其中，对牛顿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要数笛卡儿的《几何学》和沃利斯的《无穷算术》，它们将牛顿迅速引导到当时数学最前沿～解析几何与微积分。1664年，牛顿被选为巴罗的助手，第二年，剑桥大学评议会通过了授予牛顿大学学士学位的决定。

1665～1666年严重的鼠疫席卷了伦敦，剑桥离伦敦不远，为恐波及，学校因此而停课，牛顿于1665年6月离校返乡。

由于牛顿在剑桥受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熏陶和培养，对探索自然现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家乡安静的环境又使得他的思想展翅飞翔。1665～1666年这段短暂的时光成为牛顿科学生涯中的黄金岁月，他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踏进了前人没有涉及的领域，创建了前所未有的惊人业绩。

1665年初，牛顿创立级数近似法,以及把任意幂的二项式化为一个级数的规则；同年11月，创立正流数法(微分)；次年1月，用三棱镜研究颜色理论；5月，开始研究反流数法(积分)。这一年内，牛顿开始想到研究重力问题，并想把重力理论推广到月球的运动轨道上去。他还从开普勒定律中推导出使行星保持在它们的轨道上的力必定与它们到旋转中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球引力的传说，说的也是此时发生的轶事。

总之，在家乡居住的两年中，牛顿以比此后任何时候更为旺盛的精力从事科学创造，并关心自然哲学问题。他的三大成就：微积分、万有引力、光学分析的思想都是在这时孕育成形的。可以说此时的牛顿已经开始着手描绘他一生大多数科学创造的蓝图。

1667年复活节后不久，牛顿返回到剑桥大学，10月1日被选为三一学院的仲院侣(初级院委)，翌年3月16日获得硕士学位，同时成为正院侣(高级院委)。1669年10月27日，巴罗为了提携牛顿而辞去了教授之职，26岁的牛顿晋升为数学教授，并担任卢卡斯讲座的教授。巴罗为牛顿的科学生涯打通了道路，如果没有牛顿的舅父和巴罗的帮助，牛顿这匹千里马可能就不会驰骋在科学的大道上。巴罗让贤，这在科学史上一直被传为佳话。

1898年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1986年6月逝世于北京，亨年88岁。沧县古称沧州，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乱中，以习武成风，武林高手辈出而著称，同时也是文化事业较发达的地区。早年，孙楷第第一直在家乡读小学，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小学结业较迟。民国初年，他到沧县县城读中学。
1922年，孙楷第考人北平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开始受到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并认真研究了《广韵》、《集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正》及《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交述闻》等典籍，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里，学习了校勘古籍的理论和方法。大学教师中，著名的古文学家杨树达对孙楷第影响最大。在杨树达指导下，孙楷第著有《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刘子新论校释》、《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杨树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韩非子》，曾在课堂上一再引用孙楷第《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里的见解，给予肯定，还亲笔在《读庄子淮南子札记》一文之后加批道：“作得好。可喜也！”大学毕业后，孙楷第开始研究小说目录，这项工作也得到杨树达的赞同与支持。1931年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从策划到成行，都曾得助于杨树达。杨树达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对孙楷第有很深的影响。
1928年，孙楷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年已过三十。他留校任国文系助教，兼《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
北平图书馆工作经历
1931年，他调到北平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任编辑、写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私立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讲师。从这时开始，他便着力于编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由于正统观念的局限，中国小说自来没有专门的目录。据说乾隆皇帝本人爱读通俗小说，但庞大繁浩的《四库全书》编成，通俗小说竟成为缺项。因编写《中国大辞典》等工作需要，孙楷第在着手研究通俗小说时，便决定建立全新的小说目录学，把乾嘉学派重视版本、目录的方法，引入小说研究的领域。为创制小说书目，孙楷第遍闽北京公私所藏有关书籍，北京图书馆、孔德学校、北京大学及马廉、郑振铎等藏书中的善本小说，他都—一予以翻检阅读。并于1931年9月，受北京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1931年9月19日刚抵达东京，就惊闻“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使他“悲愤填膺，欲归复止”。他在编成《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时，于序言中特意指出：“此次所阅着不过稗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矧当国步艰难之日，听白山之鼙鼓，惊沪上之烟尘，草玄注易，实际何补？深唯古人‘玩物丧志’之言，所以恍然自失。”孙楷第对“九一八”与“一二八”的隐痛于此可见一斑。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孙楷第就编成了3种小说书目，并于。1933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行世，即《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卷（附见于前书，并合为一册）。这3种书目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此孙楷第便以小说目录的创制者的身份为学林所知。小说书目问世后，孙楷第又以其深湛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开始研究小说本事，并着手撰写《小说旁证》。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读书要知道底本。孙楷第深受启发，在泛览四部群书中，凡遇到通俗小说来历、出处的有关资料，便—一予以摘抄。积久成帙，便进一步对资料进行排比、疏解、笺释，从中探悉一部小说从肇源、萌生到成型的过程，并由此进一步研究小说的写作、演变、流传及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历来文人著有《本事诗》、《本事词》一类篇什，而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也是始于孙楷第的。
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七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在序言中，孙楷第申明：“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孙楷第一直在不时修订、增在其“旁证”之作。在小说研究的同时，孙楷第也把目光投向古典戏曲。他的戏曲研究，同样体现着重视版本、校勘的特点。自1934年到1939年，孙楷第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曾遍阅明、清戏曲，并为其中近千种写下了札记，积为《读曲札记》稿本十数册。他还在友人朱福荣协助下，利用北京图书馆馆藏，抄录了明清曲家生平事迹资料数百册。有了这些准备工作，他的戏曲研究文章一刊发，就立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他写的《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见《辅仁学志》1934年刊），辨日本发现的、由汉学家盐谷温印行的元杂剧《西游记》是杨讷（景贤）所作，并非如中外学界所认为的是吴昌龄所作。此文一出，足解学人之惑，立即受到国内及日本同行的认可。继3种书自之后撰写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是孙楷第关于小说、戏曲目录学的又一部力作。辛亥革命，清朝鼎革。北洋政府以承认清朝签订的条约及债务，来换取列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庚子事变”而付给英、法、德、日等国的巨额“赔款”。自“五四”以后，为时代潮流波及，各国纷纷以这笔分年支付的“赔款”在中国兴办一些文教事业。日本在其东方文化协会主持下，用“庚款”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并邀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为其撰稿，在孙蜀丞（人和）与傅增湘介绍下，孙楷第应邀为该书撰写小说、戏曲类提要。自1934年12月，开始着手撰稿。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屡为社会舆论所批评，到“七七”事变，孙楷第便毅然搁笔，不再为日本东方文化协会撰稿。两年多时间内，孙楷第为数百部小说、戏曲、地方志撰写了提要，提要逐月交稿并打印成册。尽管长时期并未公开出版，但孙楷第所撰这部分提要的打印本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分提
要，并题名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1937年夏，孙楷第受聘为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但“七七”事变后北平各大学不能开学，而北京图书馆经费是以美国“庚款”维持的，所以孙楷第又回到北京图书馆继续工作。
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京图书馆。出于爱国热忱，孙楷第决然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在当时，这一义愤之举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徐森玉曾借“二十四郡，唯颜鲁公”加以称许，以唐代“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那尽为安禄山所下，唯颜真卿独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孙楷第敢于面对强暴，抗厉守高。这时他的生活亦颇艰苦，常要靠卖书或亲朋接济度日。
1942年，辅仁大学的储皖峰教授去世，校长陈垣便介绍孙楷第接替了这一教职。陈垣是孙楷第十分尊重的师长，他们的友谊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垣去世，在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方面都有许多交往。作为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平的学者，孙指第始终与敌伪泾渭分明，不受威胁利诱。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学计划编《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派专人到北平与孙楷第接谈，提出请他担任编辑，并许以优厚报酬，尽管他衣食不时仍毫不犹疑地辞谢了。同年秋天，所谓“日中文化协议会”成立，日本汉学家盐谷温专程来北平，参加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北海滩澜堂设盛宴，盐谷温派他的学生执其亲笔信到北平图书馆，邀请孙楷第赴宴，孙楷第回信称：“有病不能与会”，婉言辞谢。1942年，盐谷温再次来北平参加“日中文化协议会”的例会，是时孙楷第的专著《也是园古今杂剧》。（后改题《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已发表，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盐谷温又派学生到孙楷第家，请他去六国饭店为盐谷温在北平的门生专门讲一次“也是国古今杂剧”，孙楷第仍然以病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由北平内迁的各大学纷纷复员返回。于是孙楷第践继前约，到北京大学出任国文系教授。
1948年，孙楷第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仍任教授，直到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孙楷第仍继续从事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及教学工作．除“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他一直坚持写作，并逐一修订增补着旧作。
1952年，北京各大学统一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
195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学研究所。从一建所孙楷第就成为文学所的专职研究人员，直到去世。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以后又两次改变归良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楷第一生中最后的三十余年就是在文学所度过的，文学所是他一生任职时间最长的单位。50年代初次为高级知识分子评定职称，他被评为二级研究员。进入50年代，孙楷第在撰述新作同时，开始修订旧作。
1952-1953年，上海上杂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等著作。《元曲家考略》始撰于40年代后期，自1949年开始刊发，1953年上杂出版社版共收有甲、乙两稿（即两卷）。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建国后的新作。《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原题《述也是国古今杂剧》，最早于1940年以图书季刊的专刊本形式出版。《傀儡戏考原》共收入两篇关于傀儡戏的文章：《傀儡戏考原》、《近代戏曲原出傀儡戏影戏考》，前者原刊《汉学》1944年第一辑，后者见1942年《辅仁学志》第十一卷。这3种书都是上杂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从书”之一种，在结集时又都经过认真的增订校改。
此后，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新一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于1981年重印）；于1958年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的新一版（合为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亦于1981年重印）。这3种书的再版，也作了相应的校勘增订工作，成为研究古典小说的必备参考书。
此外，上海的棠棣出版社还将孙楷第的论文集《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一种，于1953年11月出版。该书共收入论文5篇，书前有郑振铎序。
1958年，孙楷第将前此所写的论文作了一次编集校订工作，并辑为《沧州集》，交给了中华书局，于7年后——196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沧州集》分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旧作45篇。除了编校出版旧著，孙楷第还着力于继写《元曲家考略》及《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的丙、丁两稿基木写于五六十年代，其中的《薛昂夫》、《张小山》等篇在《文学评论》上一刊出，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小说旁证》中关于、金海陵纵欲亡身。（见《醒世但言》卷23）本事的考辨，是关于小说演变、形成问题的典范性论说大。 打倒“四人帮”之后，孙楷第不顾年迈体弱，废寝忘食地投身到科研工作中。他把《元曲家考略》已写出的甲、乙、丙、了四稿合为一编，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校订，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1年重版。他亲自把编《沧州集》时因种种原因未能收入的论文及新作重作编订，又结为《沧州后集》，仍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沧州后集》共分五卷，并有附录2篇。至此，孙楷第所撰论文，基本上都已收入到文集当中。
此外，他还续写了两篇新的元曲家的考略，刊登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上。当笔者的《贯云石评传》完稿后，孙先生曾数易其稿地为其撰写了序文。1984年。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纪念维吾尔族元曲家贯云石逝世660周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并邀请孙楷第到会。他虽未能赴会，但写了长信驰书致贺。这封信刊发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的专刊上，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小说旁证》的增订校勘工作一直没有搁笔。直到孙楷第去世，该书已编出成稿，有待出版。而自1984年开始，将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写的提要编集成书，又占据了孙楷第的许多时间。在临终前，他已把全部文稿找齐，校读过一遍，并定了书名及分卷原则。该书已于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夏天，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孙楷第。当问到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时，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直到去世，他的万册藏书也未达回，他的许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对于一个一生可以用“读书”、“写书”四个字概括的正直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遗恨呢？孙楷第去世后，根据生前遗愿，未举行任何仪式。仅按他的请求，将骨灰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始于斯、终于斯，经过近一个花甲的岁月，他长眠在母校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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