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北魏墓志中的“代”、“魏”混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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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现存的北魏墓志材料中,对北魏国家国号的称呼主要有“代”与“魏”两种,以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界限,呈现出“代”的称呼的消减与“魏”、“大魏”称呼居多的趋势。笔者综览了60年代至今的出土墓志材料,在一个统一王朝内部,且在极为严肃的丧葬仪式中出现国号的混用,似乎只北魏一家,笔者由此提出两点看法:其一,由于北魏曾经进行过国号的更改(此事发生于道武帝登国元年,即公元386年),弃代国国号,鲜卑旧人留恋故国,故用“代”国号权做安慰;其二,北魏国家经过平城时期近百年的经营,已经有着问鼎的实力,这样的情况下,摒弃鲜卑旧俗,向汉族门阀国家渐变已成必然,代表旧制度的“代”的废用也正是大势所趋。限于笔者学力,本文权当抛砖引玉,管中窥豹,未为不可。

关键词:北魏墓志、国号、门阀国家、鲜卑族汉化

目录:一、拓跋鲜卑墓葬的中原化趋势

  二、北魏墓志的基本特点

  三、孝文帝迁洛前的墓志——以司马金龙墓志为例

  四、孝文帝迁洛后的墓志——以元鉴、封和突墓志为例

  五、结论

一、拓跋鲜卑墓葬的中原化趋势

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接续了汉末的皇权衰弱趋势。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权重塑时期,它既相当于汉帝国的“后帝国时代”,同时又作为隋唐帝国的先声而出现【】。从长安陷于刘曜的匈奴铁骑到隋文帝挥师南下重新建立大一统王朝,近三个世纪时间中最有为之后的中原统一王朝存在借鉴意义,成就也最为突出的政权,当属北魏。这个政权建立伊始,就展现出了与其他五胡政权截然不同的特质,即对于自身胡族性质的扬弃:一方面,其保留了部族军队的形式,从而保证了在众多军阀国家中相对较强的军事实力,完成了保存自身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北魏断然施行的部族解散政策,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胡族国家模式,使自身的历史性质前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即开启了自身的中原化进程。实物证据方面,在这一点上表现明显的则是墓葬形式的中原化。

拓跋鲜卑的南迁始于曹魏甘露三年神元帝拓跋力微徙鲜卑诸部于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据《晋书·卫瓘传》【】记载,此时的鲜卑诸部与乌桓相同:皆有大人,各部大人共同议事,公推共主——鲜卑族的内迁,同时也可以看做两汉以降边疆诸族通过内附方式进行汉化的缩影——力微晚年听信谗言杀子拓跋沙漠汗,拓跋力微去世后,诸部分裂,直到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在盛乐建立代国政权,经过80年的努力,拓拔鲜卑在第一个政治中心——盛乐真正安定下来。而代国亡于前秦,公元386年(登国元年),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趁前秦内乱,重建代国,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弃“代”国号,自称魏王;皇始三年(公元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政权居大同凡97年,直到高祖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进入末期为止。

自60年代以来,在和林格尔及周边地区,包括包头、呼和浩特在内,发掘了7处北魏墓葬(群);而在大同地区,则发掘了11处北魏墓葬(群)。【】在这些墓葬中,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最早的,则是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2005年此墓被发掘,此墓为砖室墓,没有耳室。从墓中出土的墨写漆皮题记可知,墓主人去世于世祖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墓中出土葬具为梯形木棺,为典型的早期鲜卑葬制。据对沙岭壁画墓中出土的残余漆皮题记的辨识与研究可知,此墓为平西大将军破多罗太的夫人之墓。【】沙岭北魏墓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出土壁画的不寻常,据《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沙岭壁画墓中出土的壁画以内容分有两类:仪礼出行与日常生活。大同市博物馆所藏的沙岭北魏壁画巡行图中,人物均着交领窄袖袍衫,而仪仗却悉遵汉人模式,这就从出土实物中为鲜卑族的汉化提供了依据。

如果说沙岭北魏壁画墓依然属于个例,那么,作为目前国内发掘规模最大之一的北魏墓葬,司马金龙墓的发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由于司马金龙本人的族群属于汉族,他的墓葬与一般的鲜卑墓葬相比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这点在葬仪与随葬品类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与北魏早期的墓葬如沙岭壁画墓相比,司马金龙墓没有棺木的出土,从发掘简报上看,墓主人的骸骨散放在棺床周围,这点固然与盗掘产生的扰动有关,而主因还在于此墓完全不采用棺葬,有关于这点,还可以在与司马金龙墓近乎同时代的宋绍祖墓中得到求证【】;第二,根据部分墓葬的发掘简报可知,北魏早期的鲜卑墓葬大多没有成组的俑阵出土,而在北魏晚期的、已发掘的重要鲜卑墓葬中,如元邵墓、元乂墓都曾出土百余件陶俑及男女俑,陶俑成为随葬品主流,这点与北魏初年的葬俗迥然不同。可以认为,北魏晚期,鲜卑、汉族墓葬无论在习俗上还是实际的墓葬营建上,都有重回汉代习俗的趋势(大墓厚葬)。

可以看出,经过近200年的自我发展,在墓葬形式上,拓跋鲜卑墓葬脱离了乌桓——鲜卑时期的竖井式墓穴与简陋的石室墓;在随葬器物上,精细化、繁杂化,与早期粗犷的艺术风格和以实用器充当随葬品的风俗分道扬镳;在祭祀仪式与葬仪上,趋向于世俗化(棺床的广泛应用即是一例)。由此看来,整个北魏时代的葬制的中原化趋势,亦应是确定无疑的。

二、北魏墓志的基本特点

墓志最早起源于秦汉时期,现存的秦代刑徒名瓦与东汉刑徒砖可看作是墓志的雏形。墓志是存放在墓穴中,用以记录墓主人生平事迹的方形石雕,魏晋时期,受薄葬思想的影响,不起坟,不立碑成为殡葬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墓志作为碑的替代者被广为利用。北魏墓志笔锋遒劲,是一种由晋隶向楷书转变的字体,史称魏书。在鲜卑墓葬形制有着中原化趋势的背景下,北魏墓志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体系特点:

第一点,种类分明。北魏墓志大体有三类:1、承袭西晋旧制而设立的碑形墓表;2、正方形石质墓志(根据是否存在志盖又可分为菉顶型与非菉顶型),这类墓志存世量最大,保存也相对完好;3、墓砖,这类简陋的墓志是秦汉刑徒砖的直接继承者,在北魏后期已经不是墓志主流。

第二点,等级严明。据赵超《浅谈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北魏墓志以官阶为墓志大小的评定标准。从太和十八年左右开始,北魏墓志体系进入了以正方形石质墓志为代表的时期,从高祖孝文帝时期将官品“定为永制”【】到宣武帝时期正式颁行,官品成为衡量官员地位的重要标志。从《隋书·律历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北魏时期的尺度衡量主要有三种,折合公尺得出的统计结果发现,以三公三师为代表的重要职务或荣誉性职务的获得者,其墓志边长为三尺左右,三、四品的官员墓志边长则为二尺四寸左右,以此类推。其中,生前冤死死后平反者,其墓志有殊遇,如元怿墓志。

从现存的北魏墓志来看,墓葬制度总是与不同的社会形态相联系,北魏墓志中所包含的除了对往生的向往与对死者的追思,同样包含了那个时代对于艺术的创新与对世俗化的追求,墓志作为重要的实证材料,也从实物上反映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譬如大同市博物馆所藏司马金龙墓志与其妻姬辰墓志铭及随葬品,有着对于忍冬纹等西域纹饰的广泛运用。

以上,为北魏墓志的一些基本特点。

  三、孝文帝迁洛前的墓志——以司马金龙墓志为例

司马金龙墓是目前在平城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孝文帝迁都前的北魏贵族墓葬。与洛阳的元氏诸王墓相比,司马金龙本人作为汉人,在墓葬营建与随葬品形制上都有着一定差异,限于本文内容,我们就此仅对司马金龙墓志及其内容做一定分析【】。

 司马金龙墓表高0.49米,宽0.45米,楷书十行,每行七字。墓志高0.45米,宽0.55米,楷书九行,每行八字。两碑均系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十一月随葬。从司马金龙墓表与墓志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司马金龙墓表形制与西晋——凉一脉相承,属于标准的碑形墓表,这一支墓志发展模式与西北关中地区及河西走廊地区所保留的西晋模式如出一辙,随着北魏对北方的统一,这里的墓志模式也随之被带往北方各地:辽宁朝阳出土刘贤墓志【】,即记载了一位祖籍于关中,在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家族迁居的下级军官的生活(当北魏完成对某地的新征服后,一般在此地设“镇”进行军事化管理,并离散当地原住民)。其二,从墓志正文开头,“唯大代太和八年”可知,此时的北魏国号要求并不严格,作为深受冯太后倚重的王爵,司马楚之、司马金龙父子不可能在涉及国体的行文称呼中犯错误,从《魏书》中,我们找不出对于司马父子对于北魏国家的称呼,但是,有一段话是很能反映当时的政治气氛的: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具论天朝盛化之美……使济济之风,被于江汉。【】这段话出自司马楚之在太武帝南伐时的奏报,不出意外,他提出的继续南伐的方针被否决了,但奏文中对于太武帝和对北魏朝廷的恭维与恭顺不言而喻。从《魏书》的行文方式中,不难看出是将北魏朝廷作为一个正统的中原王朝来看待的,这一时间段正好是北魏向汉族门阀国家的变质期【】。司马金龙墓志产生的时期,正是北魏门阀化的最关键时期,也因此产生了一座墓葬中的两种不同称呼。【】

孝文帝迁洛后的墓志——以元鉴、封和突墓志为例

孝文帝迁洛后的墓志,如前文所述,在对国号的选择上,呈现出“代”称呼的消减乃至弃之不用,另一方面,则是“魏”、“大魏”的称呼居多的趋势。同时,尽管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内部回归代北的声浪却也并未停止,这类情况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则是葬仪的分化。元鉴、封和突两个不同的墓志铭则是这两类趋势的代表。

元鉴墓志出土于1925年,志高43厘米,宽45.8厘米。铭文327字。元鉴墓志已经是极为成熟的北魏墓志:方正规整,字体遒劲,铭文如下:

魏故武昌王通直散骑常侍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河南尹左卫将军持节督齐、徐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齐徐二州刺史、赠齐州刺史,王如故谥。王讳鉴,字绍达,司州洛阳人也。王即道武皇帝之玄孙,河南王之曾孙,成王之孙,简王之子。以正始三年岁次丙戍夏五月壬午朔廿六日丁未,春秋卌有三,寝疾薨于第。越四年春三月廿六日附窆于长陵之东岗。弈弈修徽,蝉联遐胤,分琼乾芳,别华景振。堂构累荣,袭封重润,弼化崇光,维城作镇。灵射叠祉,诏迁嵩宇,乃诠宗睿,京尹是抚。好尔懿哲,惟王斯举,克畅澄猷,茕厘斯怙。照照鸿度,恢恢虚冲,六术内朗,五典外融。私光子敬,公阐臣忠,喉谟帝阑,宣侍皇风。忒类分陕,效迈伊姜,帝酬休烈,奄有海箱。化溢东夏,湑区再汪,式遵先惠,世济其光。抚齐蓼龄,湑氓顺轨,作牧彭蕃,导德齐礼。猛协秋凝,仁迎冬晷,燮扬道风,颂郁遐迩。维大代大魏正始四年岁次丁亥三月庚申朔廿六日乙酉。

可以看出,这已经是标准的韵文式结构,辞藻绮丽,不见鲜卑本族风范,同时,由于政治中心由平城转移到洛阳,北魏王朝称之为真正的中原王朝已经毫不过分。适应统一的需要,狭义的,有地方割据色彩的“代”的称号,也就不适用了。

封和突墓志发现于大同,墓志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墓志内容:封和突殡三年而不落葬,终回代北下葬,从这段文字中很容易看出,孝文帝的改革措

施并不全为鲜卑族人所认同。但是,封和突墓志铭的国号称呼依然是“魏”,而不是“代”。这说明,经过了洛阳时代的洗礼,鲜卑族人从精神层面认可了北魏国家成为门阀化国家的事实。【】

结论

北魏墓志是随着北魏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形制、行文措辞、用途都折射着北魏某一段历史的真实状态。如本文所提出的“代”与“魏”的国号称呼变迁,实际上则是北魏逐渐通过汉化积累势力,从五胡政权的影子中脱身,进而构成为统一的隋唐帝国打下基础的伟大王朝。

本文由于笔者学力不足,加之时间有限,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笔者在此表示歉意与谢意。


试释北魏墓志中的“代”、“魏”混用问题
笔者综览了60年代至今的出土墓志材料,在一个统一王朝内部,且在极为严肃的丧葬仪式中出现国号的混用,似乎只北魏一家,笔者由此提出两点看法:其一,由于北魏曾经进行过国号的更改(此事发生于道武帝登国元年,即公元386年),弃代国国号,鲜卑旧人留恋故国,故用“代”国号权做安慰;其二,北魏国家经过平城时期近百年的经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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