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农民的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了多少

鸦片战争后，农民的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了多少~

清代田赋实行货币地租，但其制度设计未考虑币值变动因素。嘉道年间白银购买力两次大幅上升，田赋定额不变，加重了农民负担，引发了两次农民起义。清末白银购买力下降，田赋总额增加低于银价变动幅度，农民田赋负担并未加重。

货币供应量影响白银购买力

19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多为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金银比价稳定，但金银购买力有较大变动。1815年欧洲战争结束至1850年代初，由于美洲白银减产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世界范围内白银购买力普遍上升，大多数国家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嘉庆后期及整个道光年间，中国银钱比价上升，银计物价下跌，形成了严重的经济萧条。19世纪50年代的金银大发现，货币供应量增加，结束了持续30多年的通货紧缩。70年代金本位在欧洲的实行又引发了新一轮通货紧缩，金银比价大幅上升，但欧洲白银购买力在1870年后的20年中较为稳定。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战争结束后以银为货币的中国经历了20余年的较低物价，称为“光绪萧条”。19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白银购买力大幅下降，中国银计物价在十几年中上涨到了原来的2倍多。





税赋货币化下农民纳税负担与农产品价格波动相关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从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由劳役、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农业社会的实物税是以农民所得为基础计算征收的，并且通过荒政等制度安排调节征收数量。农业社会的统治者认识到自然灾害发生时，通过减免税赋及救助来减轻农民负担，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措施在国家税收以实物形式征收时有较好的作用。在税收货币化的情况下，除自然灾害之外，农产品价格变动也影响着农民的纳税负担：一是税赋征收的季节性(粮食收获后)与粮食消费的持续性相矛盾。二是丰年粮价普遍下跌，农民需要出售较多的粮食才能完纳赋税，同样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在通货紧缩状态下，农民负担会逐年加重，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货币税赋状态下，农民所得受农作物产量及其价格的影响，而荒政救助等安排未考虑到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粮食生产长时期内相对稳定，在税赋货币化情况下，粮价的变动必然影响到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的变化。作为农业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参与者的农民，占国家全部人口的绝大部分，其经济活动对象基本上是粮食作物，交纳田赋的主要货币来源是出售粮食，因此粮食价格的变动极大影响着国家大多数人的税务负担。由于生产效率低下，清代的农业剩余“颇为微弱”，在通货紧缩时期，增加的税负将不多的农业剩余占有，使广大农民生活更加贫困。

晚清白银购买力变动影响农民赋税

清沿明制，税赋多以纹银征收，鸦片战争前财政货币化的程度就高达75%，并且赋税的重点还在于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农产品。雍正、乾隆、嘉庆及道光年间，财政收入每年为4000万两左右，其中田赋约3000万两，占绝大部分份额。19世纪后半叶，随着厘金开征以及关税收入增长，清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增长到8000万两左右，但田赋收入规模保持稳定，每年总额仍在3000万两上下，所占份额下降到40%—50%左右。19世纪末清政府财政收入突破1亿两，1911年财政预算收入猛增到近3亿两。1911年田赋仍是第一财政收入来源，为4810万两，绝对数额有了较大增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比重下降。

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内，以银计量的田赋总额是稳定的，白银购买力上升，银计粮价下跌，农民负担必然加重。18世纪末19世纪初银计粮价有一个U字形变动(图2中只显示了U字形的后半部分)，这与欧洲战争及各国对贵金属的管制时间基本一致，粮价U形变动的同时，国内的银钱比价呈倒U形变动，从而揭示这次粮价变动是银价变动的结果。18世纪末银计粮价的快速下跌及银钱比价的快速上涨，必然使农民的负担迅速增加，这应该是同期白莲教起义的一个诱因。而1810年代之后长达30多年的通货紧缩，物价和粮价都下跌超过50%，银钱比价也大幅上升，这是一个缓慢但长期的过程，使农民的税负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增长，引发众多社会矛盾，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重要因素。

白银购买力下降时期，清政府的税收增长与价格的上涨密切相连。晚清财政的膨胀，一是由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大，需要保持自己独立的财源；二是关税从光绪初年的2000万两增加到4000万两；三是清政府战争赔款及日益增加的开支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此迅速的财政收入增长在一般情况下会使百姓不堪重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财政收入结构变化，二是货币币值变动的影响，主要是银计物价的变动。晚清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动，有周育民、申学锋、史志宏等学者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图2中显示清朝的最后20年中，银计粮价上涨了1倍多，虽然同时期财政收入从8000多万两增加到3亿两，增长了2倍多，但其中田赋的增长并没有超过粮价的上涨幅度，只是从3000余万两增加到4800万两，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的田赋负担并没有加重。当然盐课和厘金的一大部分也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在通货膨胀时，这部分税收实际增加的负担没有数字增长表现得那么严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掠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为江苏省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因其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江苏省苏松太道，即驻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埠，英国殖民者立即图谋在上海建立外国人的居留区，并初步选定居留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巴富尔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官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该文件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公开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都体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据这个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的“外人居住区”，尚属于居留地性质，还称不上“租界”，且当时也还没有“租界”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富尔的英国驻沪领事借口青浦事件强迫新任道台麟柱答应了扩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大约830亩）。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为首的美国传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国人纷纷效法。当时道台吴健彰虽然答应了，但并无具体划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7856亩土地成为美国占领的地域，比英国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吴健彰援英国例设立居留地，后胁迫新任道台麟柱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
　　必须指出，当初，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预权，且保有领土主权，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步沦丧。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为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下分设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机构，且设有法院，俨然就是一个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两国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恶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推广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与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也是一个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含鸦片），1837年为九十多万英镑，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英镑，1845年又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走的生丝与茶叶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国向外输出的茶叶年均在四千多万担，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多万担。同时期生丝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万八千余包，是原来的六倍。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70％。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商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人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甚至推销鸦片），收购丝、茶，收集情报，经办其它事务，这些人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原为广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当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还花银子捐官，署理苏松太道并兼任江海关监督。这批买办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中国封建势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当时主要有印刷、船坞、船泊修理等业。在这些企业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国人。这样，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 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还很少。
　　（三）“天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
　　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赔款，外加清政府巨额军费开支，达一亿多两白银，无疑都要出自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鸦片输入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卖一石米只得一两五钱银子。过去卖米三斗可完纳一亩地的税赋，如今卖米六斗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赋。（《备陈民间疾苦疏》）实际上，一些地方每两白银兑换制钱已高达两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历来有种种的勒索，如有所谓的浮收，即定额外多收，有供衙门吏胥分肥的所谓规费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种名目的巧取豪夺。鸦片战争后，官府变本加厉，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两石五六斗；折价纳钱，米价本每石两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赋税，浮收勒索超出正额数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纳数两；漕赋一石，民间要缴数石。缴纳时大户或设法逃匿，或设法将负担向小户转嫁，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数人因交不起赋税弃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丰收年景也不免挨饿受冻，一遇水旱灾荒，则相继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农民破产，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有人统计，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义军曾攻占崇阳、通城两县，立“钟勤王”名号，设立帅台，竖立都督大元帅旗帜。斗争坚持一月有余被镇压。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民众或要求减少田赋，或拒不完粮。他们有的聚众请愿，有的拆毁征粮局，有的公开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武力对抗。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四）开眼看世界——地主阶级经世派维新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惊起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任职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兴利，参与整顿改革盐政与漕政，显示出卓异的经世才 能和廉洁的作风，受到人们的关注。
　　闭关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阶层孤陋寡闻、虚骄自大，在林则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时候，他还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过是“犬羊夷狄”，英国士兵“浑身裹缠”（指穿制服军装，扎武装带，打绑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来一仆而不能再起。这不是林则徐本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势力相碰撞，便产生了以抵抗侵略为出发点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林则徐到广州后，很快改变了盲目鄙弃西方的作法。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他组织人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汉文，定名《四洲志》。另外，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以及《华事夷言》等书。和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当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坚”、“炮利”，非学习不可。为此，他组织搜集翻译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这和当时清政府一些官僚认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及机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国情况是什么“矜奇眩异”等那种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鲜明对比。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曾总结出克敌致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认识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
　　林则徐到广州后，看到了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断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关禁海”、断绝与一切国家通商贸易的荒谬主张，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一是损害我国商民利益。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正当通商贸易。林则徐上述种种主张，当然还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的，但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早期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曾参与盐政等方面的改革。鸦片战争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曾在裕谦幕下参与抗英斗争。战后魏源发愤著书，编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书，激励国人发奋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
　　《海国图志》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编此书。魏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内容宏富。
　　魏源书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仅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败所致。许多清朝的将帅“非苟且即虚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以此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英军孤军远来，所长在海上，所短在陆地。因而与英军作战，“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魏源还主张“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他说，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人）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舵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则）逸待劳，饱待 饥，众待寡”，最后必能取胜。（《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
　　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此，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精锐水师三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流露出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制度表示欣羡。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为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纷繁，各从其度”。英国有“巴厘满”（即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后又译巴力门），有五爵会议（即上议院）和乡绅会议（即下议院）。他说西方的议会和中国的军机处相似。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表示称赞，认为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于议会选举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到：“可不谓周乎”！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国无苟政，风俗俭仆，数百年不见兵举”，颇为赞赏，曰：“诚西土桃花源也”！（《海国图志后叙》）
　　尽管魏源这些议论，其出发点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他这一介绍非同小可，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该书传到日本国后，很快译成几十个版本的节译本。日本不少史学家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新文风，不仅对当时，对以后的文坛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类作品热情反映、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出现了不少揭贴和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等。这些文字语言朴实、短小犀利、生动鲜明，当时即起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也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资料。一些爱国主义诗歌，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歌颂抗英志士，斥责奕山等媚敌乞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催”。这些诗句使读者不难感受到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气势

1840年西方发动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然而随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工人阶级，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农民阶级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是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额负担更为加重。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导致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为加重，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而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1842年至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虽然清政府调兵各处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1851年1月至1864年7月，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它却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而且太平天国起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并且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而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推行了引进西方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试图“稍分洋商之利”，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派兴办洋务新政，并不是要是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而且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所以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困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发展成为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提出了许多维新主张，与守旧派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这三个问题展开论战。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戊戌维新运动最终失败。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给中国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那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同盟会不仅提出了革命纲领，而且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同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最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并且最终失败，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外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还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还促进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但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替代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召开大会，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制定党的纲领，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自身的局限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工人阶级都没有实现中国的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走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其先进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强调的，鲜明地表达了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才能日益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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邲张捷凝： 老百姓的赋税逐年增加,因为赔款条约不断增多,赔款数量不断加大,仅《辛丑条约》就赔款4.5亿两白银,连本带息要还9.8亿两,老百姓的赋税比鸦片战争前增加百倍有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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邲张捷凝： 封建农民实际情况很不好的,除了一些盛世外,负担很重的. 封建社会农民要对国家承担税收负担、价格负担和社会负担三个方面.其主要形态表现为现金支付、实物抵顶和劳动支出三种.如赋税、人口税、兵役、徭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