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性格?

作者&投稿:骆从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宋代文人的性格特点都有什么?~

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考选,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凡此种种,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缚。宋代君主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实际上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集中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德的延续,关键在于一个“内转”,即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仪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历年来的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了振兴国运,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结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这样说:他们逆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探讨过了,我还想在这里谈谈一孔之见。
在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爱好与性格必然会影响甚至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应该了解一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个人性格与爱好,看一看是否和北宋重视文人的国策有关系。
性格之一:赵匡胤的心眼比较宽。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回师进入汴京皇宫,见宫妃抱着周世宗的幼子,赵匡胤问范质、赵普、潘美怎么处理这个孩子。赵普等回答:“应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赵匡胤说:“我接人之位,再杀人之子,于心不忍。”就把婴儿送给潘美抚养,以后再不过问,潘美也一直没有向太祖提起这婴儿。这婴儿成人后,取名惟吉,官至刺史。
  还有一次,赵匡胤摆驾出宫,突然飞来一支冷箭,射中黄龙旗,禁卫军大惊,赵匡胤却镇定自若,大度地说:“谢谢他教我箭法。”不准禁卫去抓捕误射黄龙旗的猎户。
性格之二:赵匡胤喜欢读书。
赵匡胤早年
北宋建国之后选拔治国人才也是重视文人的决定性因素。
其一,赵匡胤是武将造反夺权,深知骄兵悍将难以驾驭,所以当皇帝后尽可能不重用甚至还要像防贼似的防范武将。而治国又需要人才,不重用武将,就只能重用文人。
其二,五代军人当政,文人的出路,一是给军阀做幕僚,二是出家当和尚。宋初,只读过半部论语的赵普,竟能作宰相;据说赵普竟然建议赵匡胤使用(已经灭亡了几十年的)前蜀的乾德年号而不自知,直到这一年号用到第三年消灭后蜀政权,赵匡胤看到后蜀宫人竟然已经用上了背面镌刻着“乾德四年铸”字样的铜镜,大感惊奇,而宰相又解释不清楚缘由,后来是学者型官员窦仪告诉赵匡胤前蜀曾经用过这一年号,铜镜定是前蜀所铸,众人才搞明白来龙去脉。赵匡胤感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句话在强调读书治国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时任宰相和朝中官员队伍知识的贫乏,更是对知识人才极度匮乏的感叹。
由赵匡义的经历、性格和北宋立国之初面临的形势三方面来看,重视而又优待文人,从而形成慎杀、少杀文人的国策,进而出现难得的宽容政治局面就成为必然结果了。

采纳

首先,宋代文人敢于承担社会责任,追求个性自由,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所以宋代的士大夫虽然比唐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也受到朝廷更严密的控制,但并不缺乏个性自由。他们可以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
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认同。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事业顺利时并不“仰天大笑出门去”(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命运坎坷时也很少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着“霜筠雪竹钟山寺”(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相业正隆时又写诗追忆“江湖秋梦橹声中”(《壬子偶题》)。苏轼暮年贬往荒远的海南,也不戚戚于个人忧患,食芋饮水,吟诗作文,创造出了他文学业绩中最后的辉煌。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审美情趣的转变

  北宋建立以后,一反前代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僧尼人数迅速增加,中断已久的译经重又开始,并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刻印佛经。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击的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禅宗与净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禅宗又主动吸收儒、道两家的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由于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理学家虽然以纯儒自命,但他们的性命义理之学其实都以释、老为津梁。程颐就说其兄程颢的学术是“泛滥于诸家的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先生行状》)那些非理学家的文人更是对自己浸染释、老毫不讳言,比如王安石就曾与宋神宗当面讨论佛书。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前代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致上可分成仕、隐二途,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所以宋代的士大夫虽然比唐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也受到朝廷更严密的控制,但并不缺乏个性自由。他们可以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认同。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事业顺利时并不“仰天大笑出门去”(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命运坎坷时也很少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着“霜筠雪竹钟山寺”(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相业正隆时又写诗追忆“江湖秋梦橹声中”(《壬子偶题》)。苏轼暮年贬往荒远的海南,也不戚戚于个人忧患,食芋饮水,吟诗作文,创造出了他文学业绩中最后的辉煌。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越发将禅的意味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晚唐的临济宗认为:“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需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超然台记》)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

  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都曾提出“以俗为雅”的命题。“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或者说完成“雅”对“俗”的超越。宋代诗人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只要把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和景物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对于唐诗的新变。而实现这种新变的关键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
直接复制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女人像男人,比如李清照,男人像女人,比如孟昶;

文人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宋代的也一样

我认为宋代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一群知识分子(这里主要以宋代名臣们为样本,北宋末及南宋那批奸相不算在内)。
他们有傲骨,有大志向,有忧天悯人的情结,日常不敏感,不故作姿态,不拍马屁,私事宽容公事执拗大事顶天立地,有时候还闪现出幽默、可爱。

个人看法,希望对LZ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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